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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王子（第2页）

这一惨败激起了华尔街的全面恐慌。纽约证券交易所自成立以来头一次关门10天。证交所外的角落成了破产者向隅而泣的地方。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写道：“很自然，群情激奋，焦点指向了百老汇街和华尔街的街角。人们挤在财政部分部的台阶上，看着塞满百老汇街的喧嚣激动的人群。”（13）皮尔庞特收回了自己的贷款，电告朱尼厄斯说：“事情前所未有的糟糕。”（14）在库克惨败的冲击下，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都倒闭了，对这代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动**。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这位报道金融事务的记者后来回忆道：“对我父母和外部世界来说，1873年9月的金融崩溃像一块里程碑，令人难以忘怀；对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说，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1929年10月的恐慌。”（15）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华尔街几乎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三一教堂是最高的建筑，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街灯矗立，比许多房屋都要高。六层的德雷克塞尔大楼从周围的建筑中高耸出来。然而从杰伊·库克的惨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条罪恶之街，是它腐蚀了一个质朴的拓荒民族的道义和礼节。美国大众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像现在这样充满着义愤，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群起反对华尔街。在《哈泼斯周刊》上有托马斯·纳斯特的一组漫画，画着三一教堂前堆满了被屠宰的动物，教堂皱着眉，教堂尖顶上用鲜艳的颜色写着“道义啊，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华尔街已经出现了盛宴之后萧瑟的情况。

和摩根银行后来在1929年的情况一样，在1873年这个恐慌之年，皮尔庞特顺手发了一笔财。他赚了100多万美元，向朱尼厄斯自夸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了。”（16）地图上杰伊·库克的名字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一夜之间奇迹般地脱颖而出，占据了美国政府融资的顶峰。皮尔庞特·摩根再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了，不久以后他成为这个体制的主宰。然而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不能马上利用自己的声名大做文章，因为1873年大恐慌之后进入了一个持续通货紧缩和萧条的时期，很难遵循朱尼厄斯的训令：“时刻要记住一件事，时刻要执美国的牛耳。”（17）

摩根财团未来的经营之道是在1873年大恐慌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形成的。大恐慌是欧洲投资者的灾难，他们在美国铁路股票上损失了6亿美元。所有的这些铁路破产刺激了皮尔庞特，他决定以后的交易要限制在精英公司上。他成了那种厌恶风险，只求稳扎稳打的企业巨头。“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无论是我的公司还是我本人，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尚未完备的公司谈判证券业务；凭经验看，这类公司的地位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证明它无可辩驳地具有足够的资格借贷。”（18）还有一次他说：“我愿意接手的债券在推荐出去时不能让人心存一丝疑虑，到期时关于偿付利息不能让人有一点担忧。”（19）这就是后来简约的摩根战略——只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打交道，避开投机公司。

根据绅士银行家的准则，银行家对自己出售的债券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有义务进行干预，而现在铁路债券出了问题。早在1873年大恐慌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付铁路流氓行为，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这一手段还是杰伊·古尔德想出来的。1871年投资者抵制发行伊利铁路债券时，他建议让外界的煤炭、铁路、银行界参与进来，作为股权受托人管理铁路，他们可以控制伊利铁路的多数股。为了安抚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保守派，他建议让朱尼厄斯·摩根作为一位受托人。这时这一计划流产了，但后来又重新提出来。19世纪70年代中期，朱尼厄斯警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总裁说，铁路公司之间的价格大战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20）第二年，当伊利铁路破产之后，愤怒的债券持有者们用“股权信托”来运营铁路，以制约铁路公司。这是个关键时刻——债权人报复债务人，银行家报复铁路运营者。后来，在皮尔庞特手中，这个简单的“股权信托”把摩根变成了美国最有势力的人。美国国家铁路系统也多半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通过这样的托管方式，他使金融家们从客户的仆人转为客户的主人。

皮尔庞特·摩根的经历是从一个年轻的道学家变成了一个专制君主，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意志坚强，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切突如其来的念头——这一特点后来使他显得像是一种自然力量，是“时代思潮”的宠儿。他做出的仓促决定总是对的，实在匪夷所思。皮尔庞特不同于镀金时代的大多数强盗领主，他们的掠夺，纯粹是由于贪婪和权欲，而皮尔庞特的贪得无厌还有几分理想主义的成分。要是他面对的经济触犯了他的商业道德感，他的保守性就会激发他的变革热情。他很自负地认为他知道应该怎样安排管理经济，人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世。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中很活跃，而这个组织阻止劳动阶层的人们赌博，这并非偶然。他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起了一些信仰复兴会议，并支持道义警察安东尼·康斯托克，这个人赞成把**雕像都遮起来。

皮尔庞特逐渐变得脾气急躁，动辄便对人咆哮，随着他名望的提高而日甚一日。即使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似乎就是自行其事，写信的口气与其说像个顺从的儿子，不如说像个信心十足的商业伙伴。1881年，一份R。G。邓恩公司的报告提到皮尔庞特时说他“态度尤其鲁莽”，并说这“使他和他的财团在许多人中都不受欢迎”。（21）在华尔街23号，那个摆设着桃花心木的合伙人房间，他坐在自己的玻璃隔间中，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别人向他报出外汇出价时，他就吼叫着“行”或“不行”。他从不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提出外汇出价时是一种接受不接受由你的态度。他有办法让人空等，也熟悉权威所玩弄的所有不动声色的花招。他凭着敏锐的是非感很快就惯于使用领导权了。

他不愿意放权，不尊重其他人的聪明才智，这毫不奇怪。他很头疼，难以找到一个新的搭档，人们总达不到他那过高的标准。1875年，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他翻遍了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的商界姓名地址录，但是徒劳无获。“我年龄每增长一岁，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通达明智的人才。”（22）他这样告诉朱尼厄斯。皮尔庞特又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逃离银行业，卸下压人的业务重荷。1876年，约瑟夫·德雷克塞尔离开公司后，皮尔庞特也想这么做，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等待朱尼厄斯的计划发送过来。他从未放弃的一种使命感把他和银行紧系在一起。也许在金融史上从来没有别人这么不情愿积聚如此巨大的权力了。成功给皮尔庞特·摩根带来的是精疲力竭，而不是精神焕发。他不喜欢承担责任，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应付责任。

皮尔庞特是华尔街当然的领袖。不管公众怎么看待摩根财团，商人们还是很敬重他们办事诚实的品德。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便认为皮尔庞特“鲁莽但公平”。（23）安德鲁·卡内基委托朱尼厄斯当经纪人出售债券，为他的第一家轧钢厂筹集资金。他讲述了在1873年大恐慌时，摩根财团如何出售他在一条铁路中的股权，得到1万美元。他已经在皮尔庞特那儿有5万美元存款，当他提出索要他自己总共的6万美元时，皮尔庞特给了他7万美元。皮尔庞特说他们低估了卡内基的账目，坚持让他接受额外的1万美元。卡内基不想拿这笔钱。“您能看在我良好祝愿的份上收回这1万美元吗？”卡内基问他。“不，谢谢你，我不能这么做。”皮尔庞特回答说。（24）卡内基从此决定永远不做对不起摩根财团的事。很有意思的是，卡内基把朱尼厄斯看作是一个守旧而睿智的银行家典范而尊重他，但卡内基和皮尔庞特之间却常有摩擦。在1876年与卡内基的一次会面后，皮尔庞特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使用了最无礼的语言”——然后接着批驳他在一件诉讼案中关于自己公司所作的辩词。

19世纪70年代，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地位青云直上。1877年，一场国会争端耽搁了应付给迈尔斯将军的军饷。迈尔斯将军当时正与内兹珀斯的印第安人交战，想把他们赶往西部。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夸下海口，主动要求以1%的佣金兑现军饷单——这使皮尔庞特在士兵中很受欢迎。到1879年，蒸蒸日上的摩根财团一直与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和罗斯柴尔德财团联手承销最后一笔内战贷款的偿债融资债券。同年，美国恢复了硬币支付——也就是说，可以用银币或金币支付政府票据——这笔发行极为成功。

皮尔庞特丝毫没有因为又一次与罗斯柴尔德财团平分秋色而感到激动，他总认为自己的合作伙伴盛气凌人，觉得大受冒犯。在任何一次银团贷款中，朱尼厄斯越是对罗斯柴尔德财团所占的份额做出让步，皮尔庞特的极端自负越是不容自己屈就。他写信给姐夫沃尔特·伯恩斯（那时是朱尼厄斯在伦敦的合伙人）：“简直不用告诉你都明白，在这种事上与罗斯柴尔德和贝尔蒙特公司打交道实在让我们讨厌之极。他们要是退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罗斯柴尔德对待上至我父亲下至他人，所有各方的态度太倨傲了，我觉得谁也不应忍受。”（25）实际上，罗斯柴尔德财团大大低估了在未来金融界中美国的重要性，这种错误估计后来铸成了不可弥补的大错。他们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悲叹他们“没有正确评价美国商业的重要性确确实实是个过失”。（26）现在摩根这颗新星渐渐升起，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它的光芒就超过了罗斯柴尔德财团和巴林财团。

金融作家约翰·穆迪说，一直到1879年，皮尔庞特·摩根“也不过是他那位面容严厉的父亲的儿子”。（27）朱尼厄斯一心扑在工作上，觉得很难放弃占据他一切的事业。现在他很肥胖，像“一部古老的英国戏剧的中东印度富商”（28），照片上他背微驼，端坐着，心事重重，粗重的眉毛下双目凝视着。年轻时的潇洒风雅到老只剩了棱角突出的脸上深深的疑虑。1873年，他60岁时，皮尔庞特已经催促他缩减每天的日程安排。他写道：“我觉得你像我一样需要休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不能一星期里歇两天不去办公。”（29）朱尼厄斯并不像皮博迪那么刻板地死守着办公室，但是他主宰一切，有时候只有一个合伙人。

现在老摩根已经开始静享半退休的清福了。1877年11月8日，纽约商界以他的名义在戴尔摩尼科举办了一次晚宴，他在自己的祖国尽享这令人激动的荣耀。在这个一百多人的盛大聚会中，有诸如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老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要人。前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参加总统竞选刚刚失败，也打破了自己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禁例，主持了这场聚会。蒂尔登为朱尼厄斯敬酒，称赞他是在伦敦最卓越的美国银行家，“在旧大陆的圣堂中保持了美国清白的名声”。（30）在皮博迪的时代，美国商人认为他们必须在伦敦证明自己的价值。作为回答，朱尼厄斯说他一生所致力的就是不应该让美国受到中伤。那时没人谈论英国应承担的义务或是新生的美国力量，人们谈论的只是美国人怎么取悦英国的债权人。在皮尔庞特的执掌下，两国的金融地位明显地颠倒过来了。

皮尔庞特与父亲的关系在他生活中是最重要的。朱尼厄斯是个严父，他塑造儿子性格的方式是吝于赞赏，定下严格的标准，保持对皮尔庞特的心理压力，总让他证明自己的才干。朱尼厄斯强硬而严苛，他培养出的儿子强迫自己做出更大的努力，结果却饱受疾病、劳累和抑郁之苦。皮尔庞特的本性中本来已有严酷的冲动，朱尼厄斯使之更甚——对于成就事业他有压倒一切的欲望，有过度的责任感，极其厌恶混乱无序。然而家长制的摩根家族不允许反抗，只能对父亲崇敬遵从。皮尔庞特把自己感受到的惧怕、憎恨都转化成了超常的爱，而在皮尔庞特自己的儿孙中，这种后辈对前辈的崇敬也同样明显。

朱尼厄斯有时摆出很严厉的面孔，但显然也推崇皮尔庞特；他这样令人烦扰的掩饰其实是对儿子天才的默认。1876年，他决定给儿子买一件奢华的礼物——庚斯博罗所画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肖像，在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幅肖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出价想买它，朱尼厄斯准备付给庞德街的阿格纽商店5万美元，压过他们。但是买卖还没做成，画就从阿格纽商店被偷走了。悬赏1000英镑都没能把画找回来。很有意思的是，1901年这幅画重新出现时，皮尔庞特立即以3万英镑，也就是15万美元买了下来。谈到这个惊人的价格时他承认说：“如果真相泄露出去，人们也许觉得我该去疯人院了。”（31）这是对他父亲的深切尊敬。在他从朱尼厄斯那里继承的王子门街13号那所伦敦宅子里，他把画挂在壁炉上方他最喜欢的位置上。

1879年，皮尔庞特开始走出父亲的阴影，负责主要的交易。他被选中销售公开上市量最大的大宗股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25万股股票。对铁路的拥有者范德比尔特财团来说，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两年前，83岁的商船队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去世了，留下1亿美元的财产。虽然他在弥留之际还觉得香槟酒太贵而不喝，但他很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他举止粗鲁，喜欢嚼烟，是个白发苍苍，面色红润的无赖，一辈子都在追逐漂亮女子。他老年昏聩之后，受到了巫师的摆布，竟和杰姆·菲斯克谈生意，就是那个在奥尔巴尼-萨斯奎汉纳铁路事件上被皮尔庞特击垮的流氓，后来为他情妇的另一个追求者所杀。

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之死是商业由家族所有转向公众所有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为皮尔庞特·摩根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为了不让别人插手他的铁路王国，商船队长把纽约中央铁路87%的股票遗赠给他的大儿子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威廉已经快60岁了，相貌平常，身材结实，表情很呆滞。商船队长觉得他是个笨伯，对他任意喝斥，后来把他放逐到了斯塔滕岛一座荒芜的农场上。威廉显然不适合管理纽约中央铁路，粗鲁的商船队长是利用一个装满各种航行记录的烟盒来管理的。

最终促使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减少他在纽约中央铁路股本的，是1879年纽约州议会听证会做的宣传，听证会是巴顿·赫伯恩主持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揭露了纽约中央铁路的秘密交易，它给炼油厂提供优惠运价。作为铁路的首席执行官和主要见证人，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似乎对暗中耍的花招毫不知情，或是故意含糊其辞，为了对付不利的宣传，他去找摩根，很可能是昌西·迪普给他的指点。纽约州已经开始向纽约中央铁路征收惩戒性税款，希望让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卖出大宗股票后，成为一个持少数股的所有人，州立法机关或许会仁慈一些。

范德比尔特家族选中42岁的皮尔庞特完成这项微妙的工作，很可能是因为摩根财团的英美联袂结构。问题主要是考虑如何出手25万股，而不使股价暴跌。摩根牵头的银团[6]要求范德比尔特家族一年内不再售股，或者等到所有银团的股份都售出后再售股。另一个掩盖这笔大宗销售的手段就是国外售股，J。S。摩根公司首先就做了一宗5万股的买卖。朱尼厄斯可以自行裁决，这在华尔街是不可能办到的。这笔销售却决非易事。英国投资者依然被美国铁路搞得心有余悸，而那年又有几十条铁路垮了。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外国借贷十分萧条。而在那个缺乏管理调控的领主时代，募资说明书都马虎得可笑。比如说，纽约中央铁路的募资说明书就十分含糊：“公司的地位和信誉久负盛名，没什么必要做公开声明。”（34）由于一个公司的信息过少，主干事银行的声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纽约中央铁路的交易没有公开的日程。银团配给杰伊·古尔德2万股，拉塞尔·塞奇1。5万股，赛勒斯·菲尔德1万股。请令人憎恶的古尔德参加，算是范德比尔特的纽约中央铁路和古尔德的韦伯士铁路之间多年恩怨的终止。起先范德比尔特无动于衷，但是古尔德利用讹诈的有力手段，威胁要剥夺纽约中央铁路在韦伯士的运输业务，从而进入了银团。古尔德还认为，与摩根财团打交道能给他重新披上体面的外衣，也许将来还能赢得更高的信誉。

出售威廉·范德比尔特的股票分散了所有权，纽约州也放宽了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制裁，这就达到了当初的目的。但是立法机关的成员们没料到的是，皮尔庞特后来把分散的股票集中起来，并有效地把股权都集于己身。他开始对铁路拥有绝对控制权，除了要投票决定伦敦所有的代理人之外，他还坚持纽约中央铁路在5年内保持分发8美元的红利，并由摩根财团作为财务代理，在纽约和伦敦分发这些红利。不久以后，纽约中央铁路就成了摩根铁路了，而这家公司的股票也是摩根家族兜售得最起劲的股票。

为了坚决支持英国的债权人，皮尔庞特不顾风险，大胆地与外国势力打成一片，这使人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忠诚表示怀疑。从那时起，他就备受指责，人们说他是伦敦银行家的附庸，“像个殖民地时代的行政官员，是英国金融势力在美国的代表”。（37）银行这种英美联袂结构的模糊特性，不仅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使许多人疑神疑鬼，而且在摩根帝国的内部也引起了一场身份危机。

同时，当华尔街对纽约中央铁路啧啧称奇时，皮尔庞特似乎并不因此高兴。他一点儿也不趾高气扬，相反，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他又一次考虑放手不干了。在一封1880年写给表兄吉姆·古德温的信中，皮尔庞特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奋斗的，是众多投资者的代表。他这样写道：

我所经受的压力简直无法形容。我从来没有熬过这么一个冬天——虽然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些年的冬天要好些，但我还是忙得一点儿空也没有。如果仅仅是关系到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很快把问题处理掉，然后抛在一边不再管它；但是因为我肩上还担着他人的重大利益，我就不能这样做——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原因让我不能这么做，只是常常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做些其他事情就太好了。（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