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一章爆炸（第1页）

第十一章爆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繁荣的工业和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留给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只是一片废墟。由于急需重建的贷款资金，主权国家、市政府以及各种公司蜂拥来到华尔街，而当年他们也曾经这样巴结伦敦的商人亲王们。由于战后英镑疲软，英国财政部不得不发布非正式禁令，不准伦敦金融城向外提供贷款，从而大开方便之门，把英国的传统客户拱手让给别人。伦敦已然放弃了其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历史作用。

战后的摩根财团处于全盛时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私人银行。它可以挑选最有信用的客户，能够单独处理许多巨额国家贷款。当发行外国债券对美国投资者还是一件陌生的新事物的时候，摩根财团的批准可以保证这些债券大受欢迎。摩根财团以美国资本市场的官方口吻同外国政府讲话。它的影响并不简单地来自金钱，还来自一些无形的东西——威望、政治关系、银行联盟等。

随着犹太人银行的削弱，J。P。摩根公司-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的美国核心执掌了开启金融王国大门的钥匙。对所有渴望得到信贷的财政部长来说，根本不可能藐视这个不可一世的机构。1919年10月，一个法国金融代表团的成员巴龙·埃米尔·迪·马雷就摩根财团的权势向法国总统雷蒙德·普安卡雷报告说：“我的印象是，摩根财团已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集团，集团中包括了销售债券所必需的所有组成部分，没有他们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作法是接受既成事实，并努力给摩根财团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们充满信心。”（1）这一分析使人想起了阿斯奎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战争挽歌：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英国都要面对银行，认真对付。

从这一新的金融力量中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威尔逊总统，他极为渴望利用华尔街的金钱实现其自由梦想。正是这个伍德罗·威尔逊，曾对货币托拉斯发表过讽刺言论，还冷冰冰地拒绝了杰克献上的出口部。1918年12月，他乘船到欧洲，受到了令他欣然自喜的欢迎。他到的恰是时候，人们以为他可以在欧洲各大国之间进行斡旋，同时帮助修复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关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银行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皮尔庞特时期，金融界的首领们对政府极其憎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金融外交转向了一个介于金融业务和政治之间的灰色区域，银行家们常常充当其政府的使节。外交时代的到来在摩根财团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摩根财团将逐渐演变成一个影子政府，其活动密切配合官方政策。有时，它就像政府中的一个自由部，从事着自己的秘密活动。但大多数时间里，它还是忠诚地追随着华盛顿。如杰克后来所说：“我们对同政府的关系处理总是非常严格认真，一丝不苟。”（2）

在这段时间里，汤姆·拉蒙特对外交事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17年，他就随同豪斯专员赴欧洲考察欧洲局势。然后，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任命他为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金融顾问。战争期间拉蒙特参观了弗莱芒地区，他非常震惊。他记忆中的战场如同一个“但丁式的炼狱”，火从冒烟的大炮中呼啸而出。（3）这次经历使他成为世界和平组织忠实的倡导者。他对威尔逊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想法充满信心，并投入大笔资金，支持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各种组织。

拉蒙特的政治信仰同摩根银行的业务需要是相吻合的。因为随着国外贷款的扩大，摩根银行需要有稳定的政府、全球的安全和自由贸易。20世纪10年代后期是摩根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这几年里，德怀特·莫罗写了一份题为《自由国家的社会》的简要研究报告，考察了过去各国如何通过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情况。他的女儿安妮后来回忆说：“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谈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要点：国家享有‘自决权’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等等。”（4）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威尔逊对漫不经心的拉蒙特在巴黎的表现大加赞赏。他对拉蒙特说：“我对你在我们所有的磋商中所采取的自由派和以公众利益为重的立场越来越感到钦佩。”（5）摩根的新合伙人乔治·惠特尼说，威尔逊似乎对拉蒙特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判断比对其他任何人的判断更加信任。（6）的确，摩根官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无所不在，以致伯纳德·巴鲁克抱怨说，好像是摩根财团在主持这个会议。（7）值得强调的是，第一个把华尔街新的力量动员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的人是一个进步民主党总统（尽管威尔逊的共和党后任更加大肆利用这种金融力量）。对货币托拉斯长达10年之久的攻击，似乎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拥抱中烟消云散了。

汤姆·拉蒙特在巴黎奠定了他职业生涯的基础。他帮助起草了和平协议中的财务条款。他广泛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后来成为洛西恩勋爵的菲利普·克尔，他当时是劳埃德·乔治的秘书，也是南希·阿斯特的密友，另外还包括南非的简·斯马茨。拉蒙特将成为那个时代的王牌金融外交家。杰克·摩根不善于用心计，而拉蒙特却在行动上反应敏捷，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他总能暗示两党的政治家们，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是一个戴着多个面具的人，并把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惟妙惟肖，有时甚至把他自己也愚弄了。他具有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双边获益的天赋。在向威尔逊的一次表白中，他机巧地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忠实于正在当政的民主党政府的……可怜的共和党人”。（8）有时候，他的忍耐力是因为缺少信心；有时候，他的坦率掺杂些机会主义。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他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但在国际组织和公民自由权等问题上，他却信奉自由观点，以使自己合乎民主党知识界的口味。民主党知识界对华尔街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感到惊讶不已。在拉蒙特职业生涯的后期，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成了他的密友。

拉蒙特和摩根财团整整一代人卷入了凡尔赛和约和德国赔款问题，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而无法自拔。在巴黎和会上，拉蒙特参加了一个分委员会，研究德国人向协约国战争赔款问题。鉴于战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北部都是炸弹坑，就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法国人强烈要求得到巨额赔款。1819年和1871年，他们曾向德国人支付了战争赔款，现在他们要向德国人讨还血债。比起报仇心切的协约国来，拉蒙特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他建议德国人支付400亿美元——这只是法国人要求的五分之一，英国人要求的三分之一，但这一数额仍是相当大的，远远高于其他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

赔款委员会最后确定赔款额为320亿美元，这一数额震惊了本·斯特朗，他预言德国马克将会疲软，结果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不幸言中了。但拉蒙特仍坚持相信，这一赔款负担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争议的名著《和约的经济后果》使德国人觉得他们受到了惩罚，这只能助长他们的怨恨情绪，削弱他们赔款的决心。他认为这为希特勒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拉蒙特属于这样一派人，他们认为，德国人操纵了国际舆论，从而使战后金融交易对他们更为有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他坚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公正，而对协约国却过于不公正”。（9）

无论这一复杂的历史性争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拉蒙特确有先见之明，预见到美国人对国际联盟不会热情支持。他察觉到国内的孤立主义正在日益增长，因而要求德怀特·莫罗从纽约向他报告人们对国际联盟的看法。当他把莫罗悲观的调查结果转给威尔逊时，威尔逊既表示蔑视，又对美国人的怀疑感到迷惑不解。拉蒙特不断地给威尔逊写备忘录，建议他在和约问题上采取灵活战术，多同共和党对手协商，甚至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以便坚定那些犹豫不决的参议员的立场，争取两党的共同支持。对文体一向敏感的拉蒙特建议威尔逊在讲话中多些幽默，在解释联盟章程时使用“近乎儿童般的语言”。（10）威尔逊对莫罗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显得风格高尚，但缺乏远见。他告诉拉蒙特：“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使国内的人们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情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1）拉蒙特实际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当威尔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时，他只是看着，心中充满恐惧。他俩在最后一次横跨大西洋之行中心情愁闷。1919年11月，《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搁浅，威尔逊受到重大打击。美国始终没有参加国际联盟。

凡尔赛是汤姆·拉蒙特开创事业、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起点，从这里他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这次和会留下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残余。在他的记忆中，威尔逊始终保持了圣人的形象。他对威尔逊的“乐天派性格”“聪明才智”，以及“像苏格兰威士忌酒那样混杂美好的理想主义和执拗的结合”赞不绝口。（12）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政治是一门实现潜能的艺术。威尔逊过于纯真，因而受到伤害。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关于威尔逊，他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在许多方面是个伟人，在不该硬的地方硬，在该妥协的时候还是妥协的。”（13）拉蒙特自己在妥协让步方面的才能终将表现出来，因而他的政治悲剧与威尔逊将完全不同。

回到美国后，拉蒙特仍然受到威尔逊精神的鼓舞，他骄傲地把总统及豪斯专员的画像悬挂在华尔街23号他的办公桌上方。就在不久前，他成了《纽约晚报》的出版商。他一改以前的不干预政策，坚持该报要采取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作为美国首要对外贷款人，摩根财团对威尔逊标榜的自由民主党的国际主义也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实业家们仍然拘泥于保护主义、偏安一隅的时候，银行家们则已开始向世界发展。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进行出口并赚取外汇，偿清债务。如同19世纪在伦敦金融城发生的情况一样，华尔街开始着眼于国外，其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存款银行。摩根财团作为全球合作的倡导者，常常觉得同主张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格格不入。

回国参加19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拉蒙特为共和党室内吞云吐雾、乌烟瘴气的情形，狂妄自大的孤立主义以及卑鄙的对外国人和外交事务的畏惧和痛恨所震惊。他发觉，美国突然退出了这个世界，并拒绝为战后欧洲的复兴承担责任。在这一年的选举中，拉蒙特单独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支持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而不是沃伦·哈丁，因为考克斯赞同国际联盟。虽然杰克·摩根支持国际联盟，但出于对两个政党的厌恶，他拒绝参加选举，并对“胆小怕事的共和党”和“亲德的俄亥俄州编辑”大加痛骂。（14）尽管摩根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同三届共和党政府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但银行的全球责任观念同褊狭的共和党人一叶障目的短视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随着摩根财团的规模不断向多国方向扩展，它将感到难以适应这个厌烦同欧洲发生牵连的美国。

当拉蒙特在凡尔赛和谈的时候，杰克正在同自己内心的恶魔搏斗。他不想同德国人谈判，只是希望看到他们为其“野蛮”行径受到惩罚。1917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目睹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之后，任何文明国度都不可能再同那些已经表现出邪恶本性的人发生任何商务或金融往来。”（15）他说，他宁愿看到潘兴将军率领50万大军开进柏林，而不愿看到一纸仁慈的和平协议。（16）要是皮尔庞特·摩根还在，他肯定会心怀这种恶意采取行动。但是，战后的摩根贷款将越来越多地反映美国的各项利益，而不是出于合伙人一时的心血**。尽管杰克高声恫吓，他的银行还是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使赔款得以实现。他的银行同德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表面上，杰克仍保持着一个稳重的银行家的形象，但内心里却感到恐惧和慌乱。他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因停战而消失。即使是在战后的环境中，一个显赫的银行家也很容易感觉到，他似乎是便于恐怖分子袭击的一个静止的目标。发生在俄国的一连串的事件——托洛茨基和列宁夺取了政权、沙皇尼古拉二世遭暗杀、以及布尔什维克拒绝偿付国外债务——使富豪们警觉起来（当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俄国在巴林银行的大笔存款转移到纽约的担保信托公司时，巴林银行冻结了这笔存款）。墨西哥革命期间，墨西哥政府也拖欠外债，并于1917年通过了一部激进的宪法，威胁要将美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有人预言，革命将蔓延到北美沿岸。人们都在谈论阶级斗争和罢工，政治气氛越来越浓。1919年期间，有400万美国人举行了罢工，西雅图市成为一次大罢工的发生地。司法部长米歇尔大力搜捕“赤色分子”和外国煽动者，以至后来这种突击行动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时事动**使杰克更加怀疑“破坏分子”想要摧毁这部工业化的国家机器。他为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库利奇镇压波士顿警察罢工和加里法官在美国钢铁公司的一次罢工中支持自由雇用拍手称快。

1919年5月1日，有20位美国名人收到了相同的信件炸弹，杰克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因为邮资不足，这批邮件被纽约市邮局截留，才使这些加害目标幸免于难。杰克和他的女儿简还遭到密执安州一个名叫索恩的看门人的勒索。索恩声称他已使他们中了一种慢性的、神秘的细菌的毒害，如果他们支付22000美元，他可以交出解药。要是在平常，杰克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他认为应该惩治一下勒索者，以儆效尤。结果，索恩被逮捕定罪，并在莱文沃思监狱度过了15个月的铁窗生活。到了1921年，摩根银行感到受到破坏者的极大威胁，因此公关负责人马丁·伊根建议给银行的私用火车车厢“孔雀角号”起一个不显眼的名字，以避免因同摩根合伙人哈里·戴维森在北滩的私宅相关联而招致祸患。

实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杰克·摩根感到恐惧是事出有因的，而这种恐惧感使他深受困扰。他的身边正在发生着疯狂的事情。另外，1920年到1921年出现了衰退，就其严重性来说，它可能更接近于一次萧条。为了遏制紧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了利率。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第一次有意识地为了控制经济过热而引起的衰退。这期间，失业率增长了5倍，达到了12%，400万人丢掉了工作，仅1921年一年，就有500家银行倒闭。

1920年初，杰克·摩根形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合逻辑的观点：他感到富人是软弱无力的，而被煽动者蛊惑起来的群众的攻击却是威力无穷的。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此人名叫威廉·多诺万，是个律师，一战期间曾是得到过高级勋章的军官（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疯狂的比尔·多诺万”，领导了战略研究部，该部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随着激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蔓延，情报工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杰克要求多诺万去调查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因为这一组织把银行家列为工人阶级的首要敌人。杰克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过资金，因而他充满忧虑地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动向。他还要求多诺万搜集有关从旧奥匈帝国中脱离出来的新国家的情报，因为有人认为中欧的政治混乱可能会成为产生共产主义的温床。多诺万的调查相当无聊——他只找到了一些满是灰尘的报纸和发言稿——但这项工作使他进入了金融界，也使杰克习惯于使用一种新的方式对付他的敌人。

1920年发生的另外两次事件更使杰克感到危险无所不在。4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个名叫托马斯·辛普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逃的精神病人，溜进了位于斯泰弗森特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出生于伦敦的辛普金曾因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寻死觅活。他后来说，他到美国就是要杀皮尔庞特·摩根的，只不过他已经死了。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他被优美和谐的教堂钟声吸引到了圣乔治大教堂。“钟还在敲，我感到了安慰。”他说，“然后，我走进了教堂。”（17）他知道这是摩根家族做礼拜的教堂。

杰克的妹夫赫伯特·萨特利正在教堂里，摩根家的朋友和医生詹姆斯·马科也在。正当马科医生传递募捐盘的时候，身材矮小、衣衫褴褛的辛普金拔出手枪，近距离朝他的额头射击。募捐盘摔落到地上，发出“如同玻璃破碎般”的声响。（18）教区牧师卡尔·赖兰将《圣经》扔到布道坛上，然后跳过了祭祀圣坛的围栏。虽然风琴手已停止了演奏，但教堂唱诗班仍然天使般演唱着。身着燕尾服的教会成员们此时正追赶着辛普金，他们在斯泰弗森特广场抓住了他。马科医生被飞快地送往产科医院，凑巧这正是他建议皮尔庞特出资捐助的那家医院，几分钟后，他死在了那里。事后得知，原来辛普金错把马科医生当成了杰克·摩根。当审讯人员问辛普金为什么要杀杰克·摩根时，他回答说，他听说摩根和一位叫米勒的国会议员曾说过，世界国际工人组织应该被枪毙。（19）

接着，1920年9月16日又发生了爆炸事件。这天刚过中午，一辆装有500磅铁框格的马车停在华尔街摩根财团与街对面的美国检测所之间。突然，马车爆炸了，地面被炸出了许多大坑。午餐时分像弹片一样的爆炸物飞向惊恐万状的人群，38人被炸死，300人受伤。正走过华尔街23号的年轻的约瑟夫·肯尼迪被掀倒在地。在半径达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震破了窗户，包括摩根财团在华尔街的一面窗户。大火和古怪的绿色烟雾直冲天空，街上12层楼高的遮篷也着了火。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炸碎的窗户玻璃穿透了丝绸窗帘，惊慌失措的交易者们躲避着被炸的窗户。

约翰·布鲁克斯在他写的《戈尔康达往事》一书中描绘了当时摩根银行中的混乱：

摩根财团众多的办公室遭受破坏最严重，内部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玻璃、东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纸张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钢丝纱窗。这些纱窗是不久前公司刚刚装在窗户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无疑是它们使办公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坏。一名摩根雇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因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还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朱尼厄斯·摩根（杰克的长子）当时正坐在一层靠近北边窗户的桌子旁，爆炸冲击波把他向前抛去，然后他又被碎落的玻璃割伤……另外一个年轻的摩根职员威廉·尤因被炸倒，并昏迷过去。几分钟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插在一个废纸篓里。（20）

爆炸使金融交易厅里布满了像白糖一样的玻璃渣子。一节铁窗架戳进坐在高凳子上的比尔·乔伊斯，使他一命呜呼。约翰·多纳休因烧伤而死亡。大楼在华尔街一侧的田纳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窝。或许是要把它作为骄傲的象征，或许是为了纪念两位死去的雇员，摩根银行没有去修复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后来一个合伙人曾提到修复大理石要耗费巨资，并且承认说：“把它们仍留在那里是恰当和正确的”。（21）以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家们总在相互问，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

爆炸发生在9月份，而此时杰克正在他苏格兰的狩猎场。可其他合伙人当时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办公室朝向百老汇街。一位来访的法国人神经质地笑着说，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战争时期。乔治·惠特尼走到大街上检查伤害情况。在摩根银行弹痕累累的北墙上，他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颗女人的头颅和帽子黏贴在一处破损的墙壁上。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幕。爆炸物击中了她，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头被削飞，并紧紧地贴在墙上。”（22）

回忆起那一天梦一般历历在目的恐怖情景时，惠特尼谈起了德怀特·莫罗的一件事。德怀特·莫罗是一个出奇的心不在焉的人。那天中午，他同一位政府官员约好共进午餐。当硝烟散尽之后，惠特尼看到莫罗准时一路小跑下了楼梯，去会那位官员，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他们俩穿过大街上的尸体、消防人员、东倒西歪的汽车和炸弹坑，悠闲地散着步到银行家俱乐部去吃午饭。惠特尼说：“他们根本没在意这些，我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23）

摩根财团凑合着度过了后来的几个星期，他们用粗帆布遮上窗户，用脚手架支撑住中央金融交易大厅上摇摇晃晃的圆顶。许多人挂着吊带或绑着绷带来上班，这对一个非常浮华的银行来说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插曲。这次爆炸的目标是否是摩根财团或检测所，没有人知道，它一直成为一大悬案。尽管这一事件同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相吻合，并且人们一直把它归罪于无政府主义者，但它或许只是一次自然的化学爆炸事故。坐落于华尔街11号的新的证券交易所当时正在施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地区有炸药。摩根银行雇用伯恩斯国际侦探所调查这一事件，侦探所悬赏5万美元以获得有关的情报，但始终没有人领取这笔赏金。

爆炸刚一发生，杰克在麦迪逊大街的住宅的周围立即布置了30名便衣侦探。杰克认为爆炸事件是针对华尔街的，而不是针对摩根银行的。但无论如何，联系到1915年的枪击事件、索恩事件、马科枪击事件以及无数乌七八糟的信件，这次爆炸事件更使杰克觉得险象环生，使他对阴谋集团的恐惧与日俱增。

这一阶段的骚乱导致杰克加深了反犹太主义的情绪，是他形成自己观点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他简单地把许多事件，特别是针对他的家庭和公司的攻击事件都看成是与此有关。杰克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他把犹太人视为遍布全球的第五纵队，都是些假装对他们所在国政府忠心耿耿、而实际却在秘密地帮外国政府搞阴谋活动的阴谋家。他把德裔犹太人银行在华尔街的存在推而广之，视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像他的父亲一样，杰克对他自己圈子内的密友热情而友好，但也同他的父亲一样，他对圈外人常常是冷若冰霜，甚至表现出怀疑。杰克从不认为他持反犹太主义观点是欺压弱者；他的敌人比他——一个孤立无援的摩根——要强大得多，因此，他们咎由自取。

1920年5月，作为哈佛大学监理的杰克急急忙忙找到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就监理会职位空缺所造成的严重危险向他提出警告：

我想我应当指出，我相信在监理中有一种强烈的看法，即候选人决不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或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虽然很自然，对天主教徒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恐怕您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肚量狭小的人，但我个人之所以反对上述任何一种人接替这个位子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天主教徒，他们都承认利益或政治控制比这个国家的政府重要，而且在这些人的心中比政府更加优先——犹太人总是把犹太人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国人放在第二位；我恐怕罗马天主教徒也常常把教皇至上的信仰者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国人放在第二位。（24）

从这封信中，人们可以感觉到杰克头脑中仍然想着战争期间他同库恩-洛布公司之间的不和，现在这一不和被扩大到了全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很快募集了一笔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德国贷款，并因其投资建议而得到梵蒂冈授予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