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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分 家（第1页）

第十九章分家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之后，有一段宽限时期，在此期间摩根财团必须作出抉择，是做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搞投资银行业务。合伙人仍然希望法案能被撤消，但是摩根银行在19世纪20年代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之后，现在似乎陷入瘫痪境地，无法再施加影响了。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银行家们与其他任何组织相比，都更多地失去了公众的尊重，或更深切地痛惜失掉了与华盛顿的关系。就在新政开始之时，他们成为一个污秽的贱民阶层。就摩根财团而言，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是被敌对势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宿敌牢固地盘踞在华盛顿。白宫曾请因普约听证会而出名的塞缪尔·昂特迈耶起草新的证券公开法，但昂特迈耶后来失去了被罗斯福重用的地位，因为他大肆吹嘘其所谓“与总统的密切关系”。

众多立法的构思均出自纽黑文铁路的瘟神路易斯·布兰代斯，他现在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1933年5月，他20年前在“大学俱乐部”中对拉蒙特阐述过的戒律成为证券法中的法则。这部以反映证券真实情况为准的法规要求对新证券进行登记，并对公司及承销商的情况全部披露。“卖者自负”替代“买者自负”，成为法规的基本原理。罗斯福在赞赏这一法案时，曾间接提到布兰代斯那部关于纽黑文铁路的书——《别人的钱》，罗斯福说：“法律应该包含这一古老的哲理，即那些经营银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别人的钱的机构，应是代表他人行事的信托者。”（1）

对于摩根财团来讲，路易斯·布兰代斯可不仅仅是一个评论者，他几乎是具有神话力量的对手。1934年早些时候，莱芬韦尔建议拉蒙特读一读新版的《别人的钱》，并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针对私有银行的条例而谴责布兰代斯：“我毫不怀疑这是他鼓动起来的，甚至是他起草的。犹太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毫不留情……我强调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低估了我们对手的实力……我认为我们遇到了最深奥的政治经济哲学，犹如木桶中的酒，醇化了20多年，出自民主党的精粹和最有权力的人，而他又正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2）尽管司法权与行政权应分开，布兰代斯还是通过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劳申布施作为信使给罗斯福出点子，罗斯福用代号“以赛亚”[31]来指布兰代斯。

1934年，摩根财团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联合展开强大的游说攻势，以期撤消证券交易法，他们在乔治敦城一座被戏称为“华尔街大使馆”的住所里活动，警告说联邦条例会把华尔街变成一个“荒凉的村庄”。（3）这场斗争异常激烈，尽管有反华尔街的情绪，法案起草人还是对其胜利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起草人托马斯·科克伦很有些欣喜若狂，他说：“雷伯恩和我单独地顶住摩根和证券交易所派来的律师的连续不断的炮火——我们大获全胜！”（4）摩根的另外一位对手约瑟夫·肯尼迪在股市崩溃之前曾被杰克冷落过，而现在已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而参加起草法案的费迪南德·佩科拉则被任命为专员。这些货币兑换商可真的是被轰出圣殿了，而把他们赶出来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美国有特权的白人把持的华尔街排斥在外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摩根的合伙人于是采用言辞激烈的批判手段，而他们此时本应采取和解态度的。杰克·摩根猛烈抨击“荒谬的”联邦存款保险，并警告说，如果证券法得以颁布，则意味着资本市场行将灭亡。面对其银行权力的减少，他显出一副略被击败的神态，对朋友抱怨说，他是诸位政治鼓动家练习拳击的吊袋。与其他合伙人一样，在攻击新政时他缄口不言——这也许是他1934年没有参与他的朋友约翰·戴维斯律师建立反新政自由联盟的原因。他曾断言：“如果什么人大声疾呼，公开反对……他马上就会遭到公众的嘲弄，会被视为一个十足自私、追逐个人利益和对新思想无动于衷的家伙。”（5）他很容易成为批评家攻击的目标。他粗率无礼地拒绝采访：“我觉得我的意见无关紧要。”因此经常招致记者的怨恨。而其他时候，他又谈论并谴责阶梯收入税制，或采取煽动性立场。不管怎么样，他的声望降低了。

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使皮尔庞特很头痛的人，现在又一个罗斯福对杰克起了同样的作用。罗斯福家族似乎常常成为摩根的冤家。如果有人提到西奥多·罗斯福，杰克就会唾沫飞溅地说：“上帝诅咒所有姓罗斯福的！”（6）他喜欢引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圣人理查德·胡克的话，即如果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生活，那么将成为每个人的不幸。按杰克的意思，那个人指的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杰克把他看作可怕的左派骗子，一心要摧毁他自己的阶级。在1934年，他说：“我最初并没有这个看法，但我逐渐认识到，美国能够挺得过甚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攻击。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对于他的偏激做法和对荣誉的全面抹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7）杰克对罗斯福一直抱有敌意，他后来心脏不太好，他的孙子辈们被告知有他在场时不可提到总统的名字。还有种说法讲，仆人们把罗斯福的照片从杰克早晨看的报纸上剪下，使主人不至于血压升高。

杰克的保守主义思想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变，却变得越发顽固不化起来。对国会的一贯抨击，变成对民主和普选权的丑恶谩骂和讽刺。在他看来，议员们都是控制着他的命运的“一群疯子”，而明智的有产阶级，却被一大群感情用事者的奇谈怪论所左右。与其说新政是一套经济改革，不如说它是对社会秩序的直接、恶意的袭击，目的就是要“灭绝所有财富和赚钱能力”。（8）尽管有25%的失业率，他仍希望平衡预算、降低税收。他说：“我越看这新政越觉得，除了名字外，它没什么新东西。”（9）

拉蒙特是银行方面的主要游说人，他对新政不是完全反对，并对联邦储备银行采取公开市场业务（指买卖政府债券）这类反紧缩通货的措施表示赞许。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时候，往往是摩根支持放松货币政策，而死板的华尔街却在为通货膨胀发愁。但即使是拉蒙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项改革计划，抢在银行批评家行动之前推出。华尔街甘愿让其对手起草新的法律。

拉蒙特的惯用手法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1934年，在一次私人晚宴上，他对负责救济事务的行政官哈里·霍普金斯说：“是啊，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一年内拿出300亿美元去巴结德国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花上50或60亿美元使老百姓不挨饿而横加指责。”（10）在这里，他听上去像个赤字无害论者，但那年在与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聊天时，他赞扬英国采用适宜的传统政策，而不是打赤字牌的办法来克服大萧条，他开玩笑说：“我觉得我不应该让您个人负责，虽然你们把凯恩斯派过来，让我们总统又花了5亿美元用于公共事业。”（11）

摩根银行用来改变新政策的最好武器是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一头白发，有个匹诺曹式的鼻子，看上去像个德高望重的哲人，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视野宽阔，对任何议题都可拿出有说服力的看法。莱芬韦尔对新政有最公正的看法，经常告诉朋友们，罗斯福在1933年拯救了美国，使其免于一场大革命。他也不怕因为与总统意见一致而得罪华尔街。有时他派他的朋友莫里斯·厄恩斯特、一位自由派律师作为中间人去接触白宫，这样沃尔特·温切尔和其他专栏作家就捕捉不到他在施加影响的风声了。但即便是莱芬韦尔，也未能在经济紧要关头作出明智的调整建议。1934年10月，罗斯福请他到白宫商讨新的公共事业规划时，他反对这一规划，并教条地断言此规划会引起通货膨胀，并把私人资本从金融市场挤出去。但那时，通货紧缩是关键问题，而且资本市场上远远不是门庭若市，而是门可罗雀，无人求资。莱芬韦尔式的自由经济主义者，很难赞同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形式。

摩根财团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缩手缩脚的巨人，也害怕其游说努力被其对手歪曲成为暗中施行权力的证据。1933年底，无线电广播蛊惑民心，把大萧条起因归结于华尔街鼓动的货币政策，查尔斯·库格林神父这位“电台神父”又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点燃起燎原之火。从他那在底特律附近的“小花圣地”，用一些传说煽动全国听众，这些传说讲的是一家银行使美国变成金本位制的奴隶，它长期与英国皇族串通，并且把债务和通货紧缩加到农民身上。而同是这家银行，又为英国和美国与金本位完全脱钩而欢呼。在1933年11月的一次以“战斗原本如此”为题的广播中，库格林又搬出关于摩根财团的古老神话：“有谁曾以上帝的名义指责摩根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有谁不知他们长期玩弄英国把戏，他们向英格兰纳税，而对美国却分文不出？”

接着他又把十几名政治家拉出来，这批人全都是摩根的帮凶，他们使美国陷入大萧条。

马路边上坐着皮尔庞特·摩根——英格兰雇用的童子军，避税大师，设置金融障碍的战略家。

……

摩根有两代人都是有权有势的，老摩根向内战中的战士卖枪支——是开不了火的枪，小摩根在筹资，以制造更多的枪支，那种在上一次战争中什么都打不了的枪……看看你是选择哪一边呢？在罗斯福和摩根间作出选择！在那些华尔街的诈骗者……和“新政”间作一个选择吧！（12）

库格林神父还请其听众寄来支票，后来发现他自己动用了一部分汇款，通过其在佩因韦伯的一个私人账户搞银品期货交易。

在库格林、赫斯特报刊及其他孤立主义者喉舌的谩骂攻击下，一个有力的论点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是由同一帮华尔街银行家们煽动起来的。论据是银行家们把美国引入战争来保护其对协约国的贷款；而由战争引起的债务及赔款导致了大萧条。因此，摩根和其他国际银行家们应为使美国参战和陷入大萧条而受到谴责。对于那些仇恨英国的人民党来说，这是个成立的等式。他们可以借着对华尔街的不满，而反对与英国加强密切联系，他们也可以利用孤立主义情绪而施加压力，对银行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摩根财团很自然地成为这种攻击的目标。

罗斯福对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感到既迷惑不解，又有些恼火，而这批人对他也有同感。他认为自己就像是在为病人做一个彻底的手术，以挽救他的生命，并不是要杀了他。他的开拓性才能及接受新思想的天赋是最令银行家们惶恐不安的，他们惯于按神圣而且一成不变的准则行事。为缓和关系，罗斯福邀请摩根的“忠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本·斯特朗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在他的游艇“红杉”号上共度周末。谈到银行家们的不信任，罗斯福苦笑着说：“他们反对我做的任何事，即便是那些本为帮助他们的事。”（13）

哈里森急于从中进行调解，就为罗斯福安排了一次在华盛顿对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机会。拉蒙特和帕克·吉尔伯特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摩根合伙人第一次光顾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调停努力的结果是使事情越发糟糕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杰克逊·雷诺兹作了个重要讲话，对罗斯福大加赞扬。但当银行家们后来发现罗斯福本人审查过这份讲话稿时，他们觉得自己被蒙骗了。因此，新政和银行家间的停战局面也宣告结束，双方又互不忍让，两相对峙。

对摩根财团最重的袭击，恐怕是来自那些想要修改联邦储备体系的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有一项不很起眼的条款，禁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谈判。这是华盛顿针对本·斯特朗与蒙塔古·诺曼之间言传意会的默契所采取的对策，而这种关系对摩根财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看上去无关痛痒的措施正是华盛顿整治银行的最精明的行动之一。

接下来在1934年，犹他州的一位叫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的年轻的银行家建议罗斯福政府修改联邦储备法案。埃克尔斯希望削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并将权力转移给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从而清除华尔街银行家们对这一体系的影响。莱芬韦尔对此举动特别愤怒，因为他曾指责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干预导致了1929年的大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原本是要提高利率并制止投机的。乔治·哈里森力图组织一批人数足够的保守派参议员，否决1935年的银行法，但其努力徒劳无益。根据埃克尔斯立法，地区性银行失去很多自主权；权力掌握在华盛顿的由7名成员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手中。还有两个象征性的举动强调联储新的独立性，一是委员会中不再有财政部长，二是一直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的美联储有了自己的办公楼。

埃克尔斯后来又想把帕克·吉尔伯特放进改组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但摩根合伙人认为这不过是个“肉包子打狗”的办法，因而拒绝了，他们也知道现在联储要听命于新的政客们。从许多方面来看，埃克尔斯的改革虽然已经迟了，但终究还是达到了联储改良支持者的目的，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来限制华尔街的权力。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在国际舞台上的退缩，曾使得本·斯特朗和摩根财团能够打消掉这个意图，但在20多年以后，货币托拉斯的阴魂终于被彻底拔除了。

在华尔街众多银行中，没有一家银行像摩根财团那样痛苦，那样难以在做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搞投资银行业务间做出抉择。最终决定拖延到1935年夏，而那时它已依法被禁止从事证券业有一年了。考虑到华尔街上缺少企业证券发行，卡特·格拉斯在拟议中的1935年银行法中加入了一个修正案，以恢复存款银行从事有限的证券业务。合伙人们把其最后希望寄于此。

乔治·惠特尼作为公司承销业务的负责人，要向摩根客户通报银行的决定，在这方面他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利率的降低，许多公司要求以低利率为其到期债券再融资，他们不断地问惠特尼应该如何行事。7月下旬，原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现为布莱斯公司的合伙人查尔斯·米切尔发现，惠特尼仍在寄希望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最后一刻能被推翻。米切尔告诉一位合伙人说：“我觉得他们还在期待……想看看银行法中有关承销的修正案能否通过，有关这一点，他们可比从前要乐观得多。”（14）8月下旬，银行法修正案提交众参两院联席委员会，但罗斯福总统给了摩根财团最后一记重拳，出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他拒绝考虑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做任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