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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贪污者（第1页）

第二十一章贪污者

杰克·摩根对新政愤愤不平，加之年事增高，苍老日甚，郁郁不乐，整日里时而冷漠，时而狂怒。夫人的去世使他一蹶不振。他没有再婚，继续照料杰西的花园。他在甘诺奇山庄别墅举行射击聚会时，常邀请王后的姨妈或地位相当的贵族遗孀当主妇。无论是戴着硬壳平顶草帽参加耶鲁大学对哈佛大学的划船比赛，还是在摩根的图书馆里浏览书刊，他给人一种茕茕孓立、形影相吊的感觉。他周围富丽堂皇的生活环境加剧了这种孤独之情。他单独住在马蒂尼科克角一幢有45个房间的宅邸里。他虽然鳏居近10年，但拒绝关闭他在英国或美国的庄园，或是改变每年春天在阿迪朗达克山里的安卡斯营或8月在甘诺奇山庄别墅举行的典礼。他以极其昂贵的代价，养着男管家、女管家、花匠、以及海盗四号游艇的50位船员。这种不变的格局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但是也逐渐地耗费了他本来可以遗留给子女的大量财产。

杰克为他的孙辈感到无比自豪，到1935年时他一共有16个孙儿孙女。他4岁的孙子问为什么火车司机在交道口要吹哨子，杰克竟派了收费高昂的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去找答案。然而，他往往和孙儿一辈离得很远。每周一次，他在马蒂尼科克角邀请全家参加正式的晚宴。他特别准时，在门口看着表，准点开始。每个人都害怕迟到。当他带着5个孙儿孙女乘海盗号横渡大西洋时，他允许他们读书或玩单人纸牌游戏，但是不能在甲板上玩。如果说他内心是敏感的话，他的外表却很冷漠，凛然不易亲近。

杰克仍然定期向“街角”报到，占据那个在双排拉盖写字桌的尽头、皮尔庞特肖像下面的老位子。在这个疯狂改革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古董式的人物。变革和实验跟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市场崩溃和大萧条并未使他的哲学发生变化。1936年，他这样来表达自己做生意的信条：“好好工作，诚恳老实，信守诺言，尽力助人，处事公正。”（1）他喜爱的另外一句格言是“慎于言谈，明于耳目”。（2）他的哲学没有时代的脚印，只有一种阴沉的信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定能蔚然成风。

在杰克所活动的圈子里，没有人会向他的观念挑战。他对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迈伦·泰勒说他没有看到有人赞成1935年瓦格纳法案，这个法案认可劳资间的集体协定。而他也许真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他从来不想扩大自己的观念，从而逐渐成为新政“经济保皇派”的典型。1935年，他第一次开始实行个人经济的紧缩。他把生活开支压缩到每年6万美元，对拉廷敦的圣约翰教堂的捐款也减少一半——在这个百万富翁的教堂的墓地里不胜荣幸地安葬着许多摩根合伙人。这样紧缩开支如果对杰克来说是非常艰苦的话，他过的生活对平民百姓来说仍然可以说是极其奢侈了。

1936年初，奈氏“死亡贩子”听证会确认了杰克的猜疑——他本人是蛊惑人心者的最终目标，因而感到十分沮丧。在听证会期间，杰克的朋友国王乔治五世去世了。他给一位英国朋友写信说：“国王的去世不仅使你们的国家，而且也使我们的国家不胜悲哀。”（3）佩科拉和奈给杰克造成的双重压力和疲惫就像是他的家庭不可战胜的“诅咒”一样，对他产生的影响犹如当年普约听证会对皮尔庞特的影响。1936年6月中旬，他在看望杰西的妹妹斯蒂芬·克罗斯比太太时，第一次犯了心脏病，还得了严重的神经炎并发症，使他步履维艰。

摩根财团想尽可能不招人注意地把他送回到格伦科夫去，就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节私人车厢上。他的两个儿子——朱尼厄斯和哈里——在长岛的米尔内克火车站等他。他们在站台上焦急地踱来踱去，抽着烟斗，把帽子压得很低，不让摄影师照相。当火车进站时，穿着蓝色丝袍，戴着白色领带的杰克看到摄影师，就把窗帘拉下，他对记者由来已久的厌恶升上心头。藏在灌木丛中的救护车驶近火车，4个人把坐在椅子里的杰克抬到地上。一位摄影师冲到救护车旁边想最后拍一张车里的杰克。哈里愤怒得脸色铁青。一位顾忌较少的摩根警卫在摄影师的下巴上狠狠揍了一拳。

那年冬天，杰克在南海上巡游了两周，在船上一位心脏专家的护理下渐渐康复。此时，他的世界观带上了他愤世嫉俗的烙印。1936年上半年，英王爱德华八世退位，杰克看不到国王的困境中有何浪漫情调或可怜之处，只是信仰的背弃。他对林利思戈勋爵说：“真可惜，这个小国王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干他的事业。”（4）这个没有勇气的行为证明对摩根财团极为有利。仅在一年前，杰克曾在甘诺奇为庆祝主显节招待过约克公爵夫妇——现在将是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他们将继续在甘诺奇当他的客人，坐他的海盗号游艇。1937年4月底，杰克乘船驶向普利茅斯，身上带着进入皇家包厢里的特别请帖，然后去参加加冕礼仪式。作为沃尔霍尔乡绅，他邀请了2000个客人，大多数是当地的农民，在他的庄园里庆祝这个节日。但是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可能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加冕礼，他只能听收音机来了解了。

当他乘坐玛丽王后号船回到美国时，他的医生告诫他不要向记者谈话，以免血压再次升高（为了表示和蔼可亲，杰克乐于接受船上的采访）。当船在大雾之中于曼哈顿靠岸时，记者们冲到船上到处寻找杰克。他们终于在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找到了他，让他谈谈在新政中栽跟头的那个老题目——纳税。他在1935年发表了煽动舆论的一席话：“在美国能够赚到一点钱的人实际上每年在为政府干8个月。”（5）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没有工作，许多人依靠救济或公共工程规划来生活。而现在杰克又口不择言。当他在英国的时候，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开始发动反对富人逃税的运动，以扭转联邦收入下降的局面。杰克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有煽动性的。他告诉记者：“国会应该知道如何征税，如果国会不懂得如何收税，那么交税的人就是傻瓜蛋；如果犯了愚蠢的错误，应该由国会来纠正，而不是我们纳税人来办。”（6）

杰克又一次被由此引起的公众义愤惊呆了。他一直改不了政治上幼稚天真的毛病。拉蒙特不得不向他解释这种议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是如何的具有煽动性。拉蒙特对沃尔特·李普曼的夫人费耶提到杰克说：“你看，事实上他跟小孩一样头脑简单，他一旦和记者谈开，说话随便得就像和他的合伙人说话一样。”（7）即使杰克赶紧撤回他的发言，强调他并不同情逃税者，但已覆水难收。两个星期以后，财政部公布了利用法律计谋避税的67个有钱的纳税人的名单。杰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但有拉蒙特的名字。

对新政者来说，杰克·摩根典型地代表了美国有钱人自我毁灭的志得意满的心态，这些人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代。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读了杰克在船上的议论以后，看到了企业领导人腐朽的证据。这些人不明白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恰恰在于新政的改革。法兰克福特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J。P。摩根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暴露了怎样的一种心态啊。我几乎要气炸了……当最受人尊敬的金融家们暴露了这种道德低劣的、反社会的态度，人们会再一次意识到资本的真正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家们和他们的扈从——文员和律师。”（8）

这种批评对杰克的影响比政客们所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公众认为所有的巨头都是脾气乖戾，缺乏感情，对公众的愤慨无动于衷。对于富人和反对社会正义的反动分子来说，J。P。摩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政治象征。然而杰克自从杰西死后情绪失常，一直躲避他人，对自己没有信心。这往往使他粗暴、冷漠和难以捉摸。他头脑简单，容易被机灵的记者骗上钩。作为一个退休的孤独的鳏夫，他把心中的悲伤吐露给公爵夫人、大学的老同窗，以及某些主教等各种各样的人。他仍然感到失去了杰西的感情支持难以应付。

杰克逐渐把罗斯福政府视为一个一心要迫害他的庞大的阴谋集团。他咬牙切齿地对蒙塔古·诺曼说：“要是我们不是由一个疯子在掌权的话，情况可能会非常令人满意，非常有利，而我最主要的感觉是对他这样整我们而非常愤慨。”（9）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扬给我们提供了一篇令人吃惊的短文，表明在1938年初，杰克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他们俩在华尔街23号谈天，突然杰克开始发表激烈的言论，他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扬大吃一惊，事后立即把对他的印象记录下来，并且严格指示不得在他俩生前发表。扬记得杰克说：

“欧文·扬，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根本不管你或任何人有何遭遇。我根本不管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所关心的是——”这时他变得非常激动，几乎是狂热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事业！如果我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我会去干的——我什么都会去干！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我不会忍受他们。我会把业务转移出去。”他因为情绪极度的激动而手在发抖。

扬想让他冷静下来，伸手搂着他，温和地提醒他皮尔庞特对美国的信心，摩根人的才华对他们的银行作出的贡献。接着扬又想使他振作精神：“你就要留在这儿，面对这些暂时的挫折，因为如果你一走了之，你就不是杰克·摩根了。你靠的是未来，你靠的是你自己。”后来，扬写道：“我说完以后，他一言不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说，‘欧文，我想我需要有人跟我这么谈谈。我想只有你能做得到。’”（10）

杰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下始终没有安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人们才摒弃了30年代的旧怨，沐浴在温暖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中。只有当全国的注意力从大萧条和国内的经济不平等转移到外来的威胁时，摩根银行和新政才重新找到了共同点。

在摩根财团对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进攻的同时，它还得对付罗斯福的接班人密苏里州哈里·杜鲁门参议员的怨言。杜鲁门后来说，在他当参议员的第一任期内，他花在铁路融资上的时间超过任何其他的问题。这就和摩根财团发生了冲突，因为摩根财团和库恩-洛布公司在30年代仍然主宰着铁路债券的发行。铁路行业与新的卡车和航空业务竭力竞争。铁路建设融资是大萧条时代难以应付的问题，而银行家被指责为管理不善。1935年，杜鲁门参加了由一位有进步党倾向的蒙大拿州民主党人伯顿·惠勒任主席的分委员会，调查银行家们对铁路的影响。惠勒听证会研究了把铁路和传统的银行组成的排他关系所形成的束缚。从路易斯·布兰代斯反对摩根垄断纽黑文铁路起，改革家们就一直极力主张银行和其客户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距离。现在他们再次提倡竞争性招标，从而使所有的银行都能为承办任何一项发行债券而进行竞争。

由于奇怪的历史的阴差阳错，惠勒分委员会的顾问马克斯·洛温索尔把杜鲁门介绍给了那个无所不在的摩根的恶魔——路易斯·布兰代斯，布兰代斯当时已任最高法院法官。在20世纪30年代末，最高法院法官仍然每周有一个下午茶话会，招待来访者。布兰代斯在加利福尼亚街的家里举行的茶话会上，常常会把别人撇在一旁，几个小时拉着杜鲁门不放，盘问他关于听证会的情况，极力主张对铁路严加管制，切断它们和华尔街的联系。杜鲁门被布兰代斯争取过来了，接受了他那以小型企业和坚决反托拉斯的规定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的信条。这个信条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加剧了与大企业计划和经济集中的使徒——摩根财团——的冲突。

预料到惠勒参议员及其委员会的猛烈攻击，摩根合伙人在1935年采取行动，甩掉了“爵士乐时代”最大的包袱——破产的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五年来，摩根秘密地以4000万美元的“援救”贷款来支撑他们，尽管他们还拖欠了800万美元的利息。当这兄弟公司在1935年5月再次违约时，摩根银行认为如果去控制他们的附属担保物——庞大的阿利甘尼铁路和他们的房地产帝国，那等于是政治自杀。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减少他们的损失，卖掉阿利甘尼股票。他们需要去讨好华盛顿，鲜明地表示摩根的权力和威望在下降。摩根银行在一份小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宣布了拍卖附属担保物的计划。这是该行和范·斯韦林根一度迷人的关系的可怜结局。

1935年9月30日，范·斯韦林根帝国的残余到了阿德里安·马勒父子公司的证券拍卖堂的拍卖槌之下。马勒父子是众所周知的“证券坟墓”，其办公室恰好面对着圣保罗教堂墓地的坟场。在一间到处堆满了灰尘蒙蒙的油画和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烂货的单调屋子里，在**的电灯泡下，乔治·惠特尼跷着大腿坐在一张廉价的椅子里。他穿着笔挺，淡淡地笑着，试图在摩根威风扫地的此时此刻，表现出他早已一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摩根财团那英俊的金发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施瓦茨，带来了放在两个精致的皮制文件夹里的阿利甘尼证券。屋子里挤满了人。紧张、苍白的奥里斯·范·斯韦林根就像复活的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鬼魂，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阿利甘尼有28000英里的铁路，占美国整个铁路系统的十分之一，但是只卖了300万美元，摩根和担保信托公司各家都损失了900万美元。结果是压不垮的范·斯韦林根兄弟通过成立最后一个控股公司，由两个同事垫上钱，把铁路又买了回来。

后来，乔治·惠特尼紧抿着嘴唇笑着，握着快活、得意的奥里斯·范·斯韦林根的手。奥里斯对惠特尼悄悄地说：“我宁可付钱。”丧葬似的拍卖堂给这场大失败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结局。但是，就像范·斯韦林根兄弟奇怪的相互“模仿”的生活方式那样，他们很快就相继死亡。曼蒂斯在那年的12月份死了，11个月以后，奥里斯到霍博肯来参加摩根的一个会议，因冠状动脉血栓而死在他私人卧车的车厢里。他留下的遗产比曼蒂斯的人寿保险多不了多少。同时，斯韦林根铁路仍然大量地典当给了银行。

这次拍卖并未使惠勒调查者放松。甚至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成立摩根士丹利公司，都不能使惠勒参议员改变他认为J。P。摩根公司控制铁路证券生意的观点。他问一位证人：“在华尔街，人们是不是一般都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是换汤不换药，或者说就像以前一样由摩根控制着？”（11）

惠勒调查者在1936年花了半年时间在华尔街23号研究档案。曾经是神圣的、秘密的文件被政府调查者的指印弄得越来越脏。委员会的顾问马克斯·洛温索尔成为摩根新的妖怪，乔治·惠特尼向杰克抱怨调查背后的“犹太律师因素”。（12）惠特尼认为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是他们调查的真正目标，而他们死后，摩根银行则成了他们的替身。1937年，惠勒因为关于最高法院改革的斗争分散了精力，任命杜鲁门为铁路调查组的主席。此时，该委员会转向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在1930年收购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一事，所用资金是1929年阿利甘尼承销款，这次收购因为优惠客户名单而搞得臭名昭著。

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掠夺给一位未来的总统上了很有教益的一课。正如玛格丽特·杜鲁门所忆：“我父亲正是在调查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以后，感到非常愤慨，并且从此以后一直确信被他称为‘拆卸大队’的华尔街金融家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13）阿利甘尼最终在摩根的控制之下，密苏里太平洋公司成为一个公开的丑闻。铁路像被挤奶一样地抽掉了大量的红利，而管理部门则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工人，放弃改进铁路系统，没有紧急基金的准备。公司和密苏里州的立法者之间还有肮脏丑恶的政治交易，一位州参议员接受了1000美元，他把这笔收入列为“阿利甘尼-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业务的服务费用”。（14）

斗志昂扬的杜鲁门坚决顶住华尔街要他停止调查的巨大压力。他谴责摩根财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写信给夫人贝斯说：“这里的情况一团糟，在纽约是一片怒火。担保信托公司和J。P。摩根动用一切手段来逼我罢休。我要么完成这个任务，要么以身殉职！”（15）杜鲁门把自己看成正直的农村青年，决不被那些自命不凡的纽约式人物所蒙骗。他在政治和文化上对银行有厌恶感。他在年轻时就认为皮尔庞特是一个势利鬼，和欧洲腐朽的王族臭味相投。他很快就觉察到乔治·惠特尼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以及乔治·惠特尼对微不足道的中西部参议员的鄙视。他告诉贝斯说：“惠特尼先生特别注重他自己的地位。他在九点三刻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干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他究竟谁是委员会的主席。他马上就放下架子，规规矩矩地走了。”（16）杜鲁门的经历使他久久不能改变观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是精明、贪婪，无视财富集中的危险人物。他认为一般的政府官僚根本不是华尔街律师的对手。

惠勒听证会还产生了一个摩根的敌人，他将折磨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20多年。罗伯特·扬自称为德克萨斯民权主义者，他在纽约为通用汽车公司干了20年，因为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中卖空而发了财。后来他辞职，自己开了一个投资公司，为他自己、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以及其他的汽车公司经理购买股票。在30年代初期他买了阿利甘尼的大宗股票以后，摩根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仍没有让他及其客户在董事会占有一个席位。扬永远没忘记这个侮辱。

范·斯韦林根兄弟死了以后，扬和他的同事艾伦·柯比——伍尔沃思公司的继承者——买下了破产的阿利甘尼帝国，而阿利甘尼当时仍然有大量的资产抵押给了J。P。摩根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但是扬不是一个顺从的客户，他想利用阿利甘尼作为跳板来向摩根财团本身进攻。其他的实业家们都极力反对新政，扬则大力宣传新政的口号，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勇敢的局外人，宣称他的使命是“从资本家的手中挽救资本主义”。他说他要分散摩根及其同事的权力。拉蒙特被扬在杜鲁门分委员会上的证词激怒了，在华尔街23号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这一顿训斥使扬一辈子感到刺痛。当扬告诉他说自己本来是想把恢复阿利甘尼的计划通报他的时候，拉蒙特回答说：“你不理解我。我不仅要你通报情况，我还要帮助指导你的政策。”（17）

对扬来说，他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经常重复这个故事，像罪人般重复地讲述他们转变的一刻。拉蒙特使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乡下佬”，“真的是让我趴在地上，打我屁股，痛骂我居然如此大胆，不经过和摩根商量就搞出一个……计划来。”（18）

拉蒙特的高压手段使扬十分恼火，惠勒听证会又使他壮大了胆子，因此他在铁路融资方面带头向摩根的霸权造反。他的主要目标是绅士银行家们要求其客户维持的排他关系。摩根财团曾经为契萨佩克和俄亥俄铁路发过债，该铁路是阿利甘尼帝国的一部分。1938年11月，扬和他的银行业的同事，即芝加哥市哈尔西-斯图尔特公司的哈罗德·斯图尔特，以及克利夫兰市奥蒂斯公司的赛勒斯·伊顿设了个对付摩根权益的圈套。扬以及摩根士丹利的哈罗德·斯坦利和库恩-洛布公司的伊莱沙·沃克挂上私人车厢，乘火车到了克利夫兰，参加契萨佩克和俄亥俄融资委员会的会议。纽约银行家们期望洽谈一项3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

斯坦利和沃克一定知道发生了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被要求提供密封的发债的投标书。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这样长途旅行去参加这种董事会也是史无前例的。斯坦利显然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他在会上说他允许库恩-洛布公司的名字作为联合主干行和摩根士丹利并列在一起。这时，扬放了一枚炸弹：“斯坦利先生，我们对做广告或谁的名字放在谁的上面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发了债以后得到什么。”（19）扬突然披露他已经从奥蒂斯和哈尔西-斯图尔特得到了竞争性投标，而且比摩根和库恩-洛布公司提出的条件还净省350万美元。董事会上有些一贯忠于范·斯韦林根的人仍然想接受传统的华尔街银行。扬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最低的报价，他就要对他们起诉，从而使他们乱成一团。他在会议室里跳来跳去，嚷嚷着：“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摩根拿不到这笔生意了！”（20）晕头转向的董事们休会，和律师们商议以后，回来接受了低价。

扬的宫廷政变在华尔街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大多数的发债将公开进行竞争性招标，而不是由绅士风度的银行家们私下和客户谈判。这典型地表明付给公司的价格和债券再销售给公众的价格之间的利差就很小了。投资银行的利润幅度变小，在理论上留在发行者手里的钱就较多。

在以后的两年中，扬、伊顿和斯图尔特三驾马车使另外两家铁路公司也接受了竞争性招标。1941年，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了U-50规则，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发债都必须实行竞争性招标。1944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制定了一条类似的规定。但是，不管反对华尔街力量的这种胜利何等辉煌，它们没有触及铁路和公用事业以外的更加有利可图的工业债券。老式银行业务的主要推崇者是哈罗德·斯坦利和他的公司。斯坦利总是不主张竞争性招标引起的银行和发行者之间“断断续续的关系”，警告说这样公司就得不到良好的咨询，且发行债券的价格也不会合适。即使这个论点显然是为图私利，美国工业界也还是甘心情愿地接受这个逻辑。在以后的40年中，美国的蓝筹公司同意和摩根士丹利保持排他性的关系，这种联盟直至1979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造反”以后才算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