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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权在握 打虎还得亲兄弟（第1页）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戊戌变法期间，有维新派官员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出访国外，以广增见识，但奏章上去后被廷议批驳，险些丢了性命。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皇族不能出国，不能去那些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载沣虽然去了一趟德国，但那完全是出于无奈。

不过，载沣这次的“德国之行”，应该说收获远大于折辱。在德期间，德皇威廉二世命胞弟亨利亲王亲自招待载沣一行，并抓住适当的机会推广德国经验。在德方高规格的接待下，载沣一行人参观访问了德国陆军、海军、各级军校及禁卫军。亨利王子还特别对载沣面授机宜：德国皇室制度，无论皇子皇弟，均须入读军事学校并投入军伍，由士兵到将军，逐级而上，以确保军队掌握在皇室手中。正因为皇室对军队的极大重视，德国军队才最大可能地吸引了国内的优秀人才，并将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军事及军工企业。一语道破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军国主义，也是德国在统一后得以迅速崛起的奥妙所在。

不可否认，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到最后都是要失败的，但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在这个尊奉丛林法则的时期，国家强大即为军事强大，强大了就可以兼弱攻昧，譬如德国、日本、沙俄，无一不是靠军国主义起家，而反观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在一个毫无远见的妇人统治下，得过且过，断无此等念想。

庚子年后，湖南才子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提出“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从定义上来看，杨度的“金铁主义”较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更进一步，因为杨度不但要提倡军国主义，还要搞“经济霸权主义”。这种称王称霸的策略，放在当时内忧外困、积弱涣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

载沣比杨度更早接触德式的“军国主义”，这也是他在德国印象最深刻的。回国后，载沣向慈禧太后奏请设立贵胄学堂，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加上胞兄光绪皇帝被禁，载沣此时尚不敢对设立皇族武装有过分的要求。直到1905年，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载沣才借机提议模仿德国军制并设立皇家禁卫军，但在慈禧太后归西前，此事也未能加以实施。

载沣接班后，随即下令建立禁卫军。这支新军队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直接从北洋第一镇（主要由旗人组成）中抽调，另一部分则从闲散旗人与宗室中的青壮年中选拔。与北洋第一镇不同的是，禁卫军直接由载沣掌管而不是隶属于陆军部，其目的主要用以保卫皇帝与皇宫。按载沣的计划，禁卫军原本是一支纯旗人的队伍，但后来出于平息满汉之争的考虑，其中第四标最终招募的是汉人士兵，而另设有一个蒙古骑兵营。1911年初，禁卫军编练完成。据美国军事专家的描述，这支军队的步兵、炮兵装备精良，唯一不足的是骑兵。禁卫军的训练大臣最初是载涛、毓朗和铁良，但整个编练过程中的主要负责人为载涛，而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良弼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9年7月，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任命自己在皇帝亲政前担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载沣的“上任”一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批评，如张之洞在去世前就曾上书批评其集中军权的贸然之举。而当时的《东方杂志》编辑、后来的清史专家孟森也撰文讥讽载沣为明朝那位沉湎军事玩乐的正德皇帝。

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被清廷裁撤，中国海防已是名存实亡。载沣上台后，决心重建帝国海军。他先下令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并设为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其二弟载洵和海军元老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1910年12月，海军部成立，载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在此期间，载沣将现存的军舰整编成了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当时巡洋舰队有4艘巡洋舰，即海圻、海容、海琛、海珠舰，其中海圻舰排水量为4?300吨，后三舰均为2?950吨。长江舰队则多为内河航行的炮舰，不承担海防任务。

十多年前，中国军队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除武器、训练、将帅、后勤等落于人后之外，缺乏专业的参谋部门也是原因之一。由此，载沣抓军权的另一个举措是将隶属于陆军部的军咨处改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军咨府，其三弟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大臣。所谓“军咨府”，实质上是仿照德国、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行使军队建设与调度、军事教育与军官任免、战略与情报分析等职责。如此一来，陆军、海军、参谋本部都被抓到了载沣三兄弟的手中。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起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咨府，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张之洞死前，曾提醒载沣注意他身边的满人派系问题，而在北京的外交界更是流传一个“内军机处”（主要成员为载沣、载涛、载洵、载泽等）的说法。

从载沣的这个布局来看，不能说他毫无见识。假以时日，这三兄弟掌握全国兵符也未为可知。或许因为如此，载沣对这些批评并未予以重视。在他看来，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人手中，便是万事大吉，皇位永固。但可惜的是，载沣的这个战略在施展过程中“所用非人”，历史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载沣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大局的认识，而在于其执行力的严重缺乏。一个好的战略，不能得到坚决有效地执行，那结果仍等于零。

譬如，载沣奏请设立的贵胄学堂，这本是为皇族培养军事人才的，但那些宗室子弟却大多不成器。正如清末《竹枝词》里嘲讽的：“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从名单上看，载沣三兄弟也都是贵胄学堂的学员，但除了在开学仪式上露个脸外，他们又何尝真的会去学堂上课？载沣兄弟如此虚应故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样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半为王公贝勒或宗室子弟，所以校内用餐都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一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这些人就当席飞盆掷碗，大加呵斥。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唯命是听。更荒唐的是，学生每日到堂，还得由教习派人去请，有时竟然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而来时又正好挨到午饭时间，于是这些人便叫上饭，吃完后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此等形状，不胜枚举。

一日，《北京日报》登出一条消息，说“贵胄学堂学员，享用豪侈，饮食奢华”。学员们看后很不满，随即去函改正，称学堂“饮食只期充饥，不求其腴膏”云云。事实上，这些公子哥儿在学堂的饮食确实比任何学校都要好。他们吃饭采用分餐制，每人一份，两菜一汤，有鱼有肉不说，不喜欢还可以另做。有一次，一位名叫毓逖的宗室嫌菜做得不好，非要厨司给他单炒一个鸡蛋。厨司不允，他就骂了起来。末了还是庖丁认赔，给他炒一盘鸡蛋。谁知这位爷接过菜来，顿时连盘带菜摔在地上，甩手就走了。

载沣建立贵胄学堂的目的在于皇族抓兵权，光靠在学堂里摔盘子当然不管用。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的夹袋里并没有太多人物。他能想到的，也就是身边的年少亲贵们。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皇宫中也不能免俗，而人情的本质，在于血缘关系的亲疏紧密，并由此带来利益分配中的差别有序。由于世代久远，有些亲王的爵位虽尊，但未必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而与皇室血缘接近的极少数亲贵，反而能一步登天，进入决策的最高层。最典型的，莫过于“载沣三兄弟”现象。这几个百年前的“八零后”，执掌大权时不过二十来岁，他们能拿得起来吗？

载沣的二弟、贝勒载洵，其生于1886年，宣统元年（1909年）受命筹办海军大臣，次年授海军部大臣，时年不过24岁。有兄长为之撑腰，年轻志盛的载洵上任后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发展规划，计划在7年内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种兵轮10艘，以编成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省等各洋舰队及鱼雷艇三队；在此之外，还预备成立各洋军港及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载洵志向不可不谓之远大，然李鸿章当年打造北洋水师历时十数年，殚精竭虑而最终仍功亏一篑，试以清末财政之困窘，偌大的计划——费用何出？

载洵受命筹建海军后，载沣令度支部及各省分筹开办费1?800万两。1909年9月，载洵与副大臣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国，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1910年，载洵与萨镇冰再度访问美国与日本，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这些舰艇，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只有部分交货。

从小即长于王府的载洵，脸宽体肥，二十来岁就大腹便便，实则才华空空。《睇向斋秘录》中说，载洵访问美国时，在某次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礼节性地询问他：“贵大使有何意见发表否？”载洵只说二字：“很好。”载洵的回答如此言短意骇，这下可苦了翻译周自齐。他无从下嘴，只好为之翻译道：“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旁边的人听后，都不免掩口而笑。

老醇亲王奕譞在时，就曾看出载洵的没出息。有一次，王府举行堂会。演到《铡美案》一出时，戏班为了突出演出效果，特意用秫秸秆做了个假人，然后用一泡猪血绑在假人上，待到包公下令开铡，猪血就喷涌而出。正当大家为铡了“陈世美”而拍手叫好时，只听一个小孩哇哇大哭了起来。奕譞循声看去，正是自己的儿子载洵。原来他看到猪血乱喷，以为是杀真人，当时就给吓着了。奕譞本来挺高兴，但看到儿子这么不争气，于是把他叫过去教训了一顿：“想我21岁那年，单手持刀，一脚踢破肃顺大门将之擒获。汝如此胆量，将来怎堪大用！”

载涛比载洵小两岁，不过看起来似乎相对成器一些。年轻时的载涛活泼好动，兴趣广泛。他嗜好骑马，马术也很高明。同时，他又喜欢京剧，在票友中颇有名气，可算是半个行家。不过，载涛的荒唐事也没少干。据说，有一次载沣回家看望患病的老福晋，载涛听说后，急忙跑来找老兄，说：“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可为周公瑾乎？”老福晋听后气得大骂：“我病如此，尔尚酣歌恒舞以取乐耶？真全无心肝矣！”

载洵出国晃了一圈后，当上军咨府大臣的载涛也依葫芦画瓢，以考察军事的名义周游了世界一圈。载涛这次出访的表现倒还算体面。他参观过美国西点军校，在德国还亲自乘坐飞艇。各方对他的印象及评价都不错，假以时日，也未必不能成才。但是，一个摄政王，两个小贝勒，这三兄弟的年龄加起来也没有超过80岁，既无阅历，也无从政或练兵的经验。军国大事，轻于一掷，这其中的隐忧，当然不容小视。

如果仅仅是少不更事倒也罢了，要命的是“洵贝勒”与“涛贝勒”还有其他毛病。时任外务部官员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得无厌，后到英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其弟载涛，尚知自爱，唯年少气盛，傲慢性成，人皆以为薰莸同器，其实以乃兄之污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实。但以毫无军事经验之幼弟，付以陆军之重任，其举措亦属荒谬。张南皮相国力争不可，未蒙容纳，遂自请休致，不久薨于京邸。老臣到此，亦只付之一叹矣。”

清末以降，世风日下，满朝亲贵，贿赂公行。载涛或许没有受贿，但并不代表没人向他送礼。《春明梦录》中即说：“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如果此事属实，或许从侧面说明载涛的官场经验远远不足，他要是明白“千佛名经”乃“千两银票”的含义，也就不会闹出这等笑话了。

驱逐袁世凯之后，载沣兄弟开始攘夺兵权，其在军界中搞“大换血”，同时又往北洋系中“掺沙子”，其具体举措包括：1909年上谕皇帝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载沣代理）；将军咨府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并提升其权力，以执行参谋本部的职能；用士官系替代北洋系将领，“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蔡锷等均被任命为高级将领；良弼提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陆军部尚书荫昌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等等。

一系列的组合拳后，天下兵权悉归载沣兄弟所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知道，北洋系自甲午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其势力经十几年的精心培植，早已是盘根错节，深入各个部门。载沣兄弟踢出几个重要头目，并不等于彻底拔除了袁世凯的势力，而如果真要将袁派势力赶尽杀绝，那整个大清帝国也就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

末代状元、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在日记中说：“假如袁世凯一旦死亡，北洋的新军，据我所知，只有铁良尚能运用。铁良在旗人中，是比较干练而有计划的人。他对于陆军，亦曾埋头研究。他在军事上的知识，并不低于袁世凯。不料载沣听先入之言，罢斥铁良而不用，不啻自坏长城也。”

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原系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清末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他当时也只有四十来岁，年富力强。但这样一个老资格旗人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最后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被赶了下去，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了事。

铁良的被弃用，与庆亲王奕劻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不过更重要的是，载沣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而扫清道路。只要是对他们兄弟抓权有所妨碍，不管是满人也好，亲贵也罢，都要一脚踢开。而后来继任陆军大臣的荫昌，也只有唯载涛之命是听了。

像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家族世代忠良，其祖父伊里布曾做过总督、巡抚之类的一二品大员，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后来，由于家道中贫，良弼从小刻苦勤奋，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是，良弼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似有大材小用之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末亲贵的圈子本就不大，但这个小圈子内部仍彼此倾轧不已。京官胡思敬在《国乘备闻》即有“政出多门，八党之说”：

“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

载沣的福晋是荣禄之女，自小就十分骄悍，也是个惹不起的厉害角色。据说，有一年载涛过生日，太福晋与诸王公都去他府中看戏祝寿。载沣的福晋以身上有孕为借口不去，但众人走后却微服上街看戏喝酒。有人看见报告了载沣，后者大怒之余而回家厉声斥责。但福晋也不甘示弱，其大吵大闹，太福晋也管不了。次日，载沣怒气未息，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据说，载沣三兄弟小时候吃烧饼，载洵尽吃芝麻的，载涛好吃麻酱的，剩下的才归载沣，可见其宽容。对于载沣消极软弱的性格，《国乘备闻》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载沣性格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时不敢自专，躁进之徒向他献策，也一概欣然受之。他“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有一次载涛气极，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访问国外回来后，主张借国债建设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仍呶呶不休。载沣被逼得没办法，最后“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在召见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时，载沣只说几句家常，别无他话。“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密陈日本阴谋，载沣听后不发一言，待汪一说完，即指着大钟说：“已十钟矣”，意在逐客。

溥仪也在回忆录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前去摄政王载沣处请示机宜，载涛陪他进宫并托付他在载沣面前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李经迈去后，不大会功夫就回来了。载涛忙上去问他说了没有，李经迈苦笑道：“王爷见了我一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乾隆年间，学者赵翼曾这样描述皇子们读书的：“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当时的皇子们在皇帝的严厉督导下，不分寒暑雨晴，几乎天天都是如此。赵翼亲眼见后，不免慨叹道：“我们这些靠读书做官的，都不能天天早起，天子之家的金玉之体尚且能日日如是，真是三代以上，亦所不及。”正因为对皇子教育的重视，清朝前期如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道光年间，也就不再有前朝那样屡出昏君的案例，但在百年之后，这些贵胄子弟早已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传统丢到爪哇国去了。

如此当国，怎不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