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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顾各命 旗人的乱世飘零（第1页）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清帝退位前，南北议和所签订的《优待条件》包括三部分，即“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其中，与旗人相关的有以下几条：

在“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另外，在“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第八款也涉及到旗人，即“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话虽如此，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加上前清时期财政已濒临崩溃，到民国后自不可能立刻扭转，八旗生计问题也由此成为北洋政府颇为头疼的问题。民国元年，内务部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查筹办八旗生计为今日当务之急，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委任专员办理。”袁世凯批示：“所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自应照准。著派宝熙、三多、治格、陆建章、蔡金台、祝瀛元办理。”

辛亥年后，逊清内务府曾多次登报向民国政府要求支付费用，而后者自始至终都不曾如数付给。白纸黑字、有约在先的“小朝廷”尚且如此，一般旗人的待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如旗兵改编后，虽说“饷额如旧”，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过。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清廷覆亡后被迅速“选择性遗忘”，而受到同等待遇的也包括那些“鞑虏”们（旗人们）。旗人之前主要靠俸饷、钱粮为生计之源，在辛亥鼎革、沧桑巨变之后，俸银、俸米全部停发，“铁杆庄稼”绝收，他们将何以为生呢？

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京旗营房中的寡妇们。原本她们有清廷发给的抚恤金，现在忽然不发了，于是很快陷入了断炊挨饿的惨境。后来实在没办法，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寡妇及家属们来联合起来去中南海总统府请愿，男女老少一大群，请愿队伍一边喊着：“饿！饿！我饿呀！”一边把沿街的烧饼铺、馒头铺一扫而空，边吃边进。

当时总统府外的卫兵，很多也是之前旗人新军改编的。对此，他们完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不去阻拦。总统府管门卫的人着了慌，赶紧报告里面。后来出来一名科长，他站在凳子上对大家喊：“八旗弟兄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饷，一定照发！你们先回去，容几天筹措的工夫。现在民国财政实在困难，大家也知道。我姓*名*，绝不能诳大家！大家先回去，绝不食言！”请愿的人回去后，发了两个月，又不发了。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旗人请愿他们没有办法，但他们也没钱！

清末时，旗人已经贫困不堪；革命之后，更是每况愈下。以荆州驻防旗营为例，在革命军攻下荆州城后，“查荆属满民众多，向无职业，贫困异常”。据一份“调查各旗极贫官员数目单”的记载：京师八旗中共有极贫官员六百八十三员，其中满二百七十四员、蒙一百二十员、汉一百九十九员，键锐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和护军管理处共有极贫官员七十六员。八旗中的官员尚且陷入贫困化，其他普通旗人更是可想而知。

在人数最多的京旗，据统计，仅上三旗旗人中，无衣御寒、无米下锅的贫困户就占了十之七八，约有十余万户。一些人家在吃光当尽后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或辗转沟壑，冻馁而死的不在少数。

俸禄停发后，大部分旗人因为之前制度原因而缺乏工作技能，由此导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倒毙的现象并非罕见。当时的报纸上就刊有很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民国参议院议员、旗人讷谟图曾在报上“征求关于筹划八旗生计启事”中说：“我旗同胞痛苦流离，饿殍载道者有之；悬梁投井，或卖儿鬻女者有之。种种惨情，言者痛心，闻者落泪。”这说的基本都是实情。

仅1912年，《申报》就报道了数起旗人因无法生活而自杀的事件：1月28日，杭州某马甲将一子两女缢毙后，夫妻悬梁自尽。不料隔日洪福桥某家又有一门七口举室自杀。初九日晨刻，某旗妇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挤打碎钵，伤及头部，归而愤泣，竟将十岁、七岁两女砍毙，复将怀中幼子掷入河中，己亦雉经而亡；2月20日报道，革命之后，陕西旗人“一般无家之辈孤寡独奔街市，几终日不得一饱，极一时之惨状”；8月13日报道，镇江某柏姓旗民，“一家数口，自……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因贫吞针自尽”，“又旗人朝朴臣亦因衣食无法接济，于十一月上午奔至城外，跳入荷花塘中，冀藏鱼腹”，所幸被人发现，这才被救下。

民国初年，广州的一些旗民“困苦流离，因而自尽以毙者，不可胜计，惨状难言，人道丧尽，不料桀纣虐民之惨，复见于民国共和年代”。1914年11月，山西巡按使金永呈文总统府政事堂，其中详述了太原旗民的困苦状况：“晋防旗民共一千四百数十丁口，食饷者仅六百余名。……数口之家若求日饱一餐无不可得，故卖妻鬻子女之惨状，时有所闻。”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分旗人为了自救而不得不去卖唱，甚至为盗为娼。据报道，光复后的“荆州满人男女老幼不下两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弟子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在北京，以娱乐而闻名的天桥一带，活跃在此的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多为旗人。

靠卖艺维生还算好的，有些男性旗人因生活所迫而沦为盗匪的，也屡屡见诸报端。另外，就像李玉茹在小说《小女人》中所写的，一些旗人妇女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而不得不沦入娼门，“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

1921年6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一则京旗女子拉洋车的故事：话说前天午后九时许，有一张某由德胜桥坐车到后鼓楼院，走至三座桥时，车夫喘吁吁地蹒跚而行。张某因有要事，催其速行。车夫说：“要快呀，您另雇一辆车罢。”说着，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张某一听好像是女子的声音，仔细一看，果然是一个半老妇人，头上用旧布包着。张某见了这种情形，着实惊讶，忙问她的来历。

妇人答道：“我姓阿，我在旗，家在旧鼓楼大街，今年四十五岁，我丈夫正月病故，我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全，在外当兵，一年多没有给家来信，还不定这贼小子是塞了炮眼，或遭了枪排呀，哼！先生，一头里我只靠着我二儿海全拉车，挣几个大（即铜板），吃点窝窝头杂活面。谁知现时什么都贵了，饷钱又领不到手，又赶上我二儿病了半个多月，还下不得炕，您瞧这活该不活该呢。我没有法子，只好拿命去拼吧，白天没做点活，晚上凭车来拿，挣一个大、两个大，买点吃食，富余的给我儿子买药。唉！这都是我没法子才来现眼，让先生笑话啊。”

张某听了这番伤心话，十分难过，觉得在车上坐着不安，连忙跳下车来，给了铜元五十枚，妇人含泪收下，深深道谢而去。

《药窗诗话》中也说了这么个事：民国初年，嘉兴有个在北京做小官的人，他有一天坐辆人力车，嫌车夫拉得不快，在车夫的叹苦经中，才知道他是原嘉兴知府宗培的少爷。这个小官僚，他在考秀才时经过府考，按说算是这位知府的门生。于是他赶忙将此遭遇告诉与他同样关系际遇的嘉善人、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后来他们到宗培家一看，果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一塌糊涂，宗培本人已经老得不能动弹。好在当时尊师的风气尚在，这些官场上混得还不错的人物一号召，给筹集了上千银元送去，总算是尽了点门生的义务。这样的旗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民国初年京城里很多拉人力车的都是旗人。

1925年8月，曾任民国总理的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在一份要求改善旗民生活状况的呈文中提到：“自民国成立以来，天灾人祸，相逼不绝，老弱死亡不可统计。据警署调查，北京城乡内外，极贫之户约十余万人，即以希龄近数年来隐居香山，目睹西郊各营村之旗民困苦之状，尤为可悯。民五以来，旗饷久不发给，旗民既无生计，冻饿难堪，有将衣服典尽而以报纸围其下体者，有父母自杀而仅留弱小、全家投河而子女自尽者，有将所居官房拆卖而数家归并一室、人满致疫者，死亡日多、户口减少、迄今尚有孑遗者，即恃每年春、夏、秋三季之游客和冬季官绅所设立粥厂，贫民得以资生。”

熊希龄所说的香山一带原系密云旗营驻防。民国以后，这里的旗人大量逃亡，留下来的不足2?000人（约为原来四分之一）。建国后的调查中，一些老人回忆说，这些人大多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年轻力壮能扛上长工的已是幸运。其他人大多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有三分之一沦为乞丐，这里被人称为“花子村、花子店”。光在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年（1922年）这两年，这里就死亡600余人，一天最多的死30余口，其中“有冯大纯父子三人，冬天抱着火盆过夜，全家人都活活冻死在火盆边。不少妇女在卖掉子女后精神失常，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一书中说，民国后因为旗饷断绝，窘困的旗人拆毁官房，但官房是属于北洋陆军部的公家财产，其外祖父当时是八旗中的翼长，后来就因为拿获犯事的旗人而遭到报复致死。更离奇的是，旗人被停饷后迁怒于关帝，引发了很多“拆关帝庙”的事件。关帝原本是汉人尊崇的战神，但旗人尚武，同时清廷也为了拉拢汉人，因而关帝也成了清朝的护国神，营房中多有供奉。饷银停发后，蓝旗营的关帝庙首先被拆。据说在拆像时，某旗人指着关帝像斥责道：“你是我们的护国神，我们祭祀你两百多年，到头来你不保护我们了。现在国亡家破，我连饭也没得吃了。你不管我们，我也不能让你坐在这里受香火。”说完，他抽出刀把关帝、关平和周仓的三个神像的头全部砍了下来，后来此人被判了徒刑。

据说，下层的旗兵与军官在南北谈判期间是有抗拒情绪的。他们不仅反对让位，而且说出犯上的话：“大清国是祖宗的江山，不是太后的嫁妆！太后无权送人。这是乱命，决不服从！”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也意识到这种风险，后来将在武昌前线立功的冯国璋调回充任禁卫军统领，这才将局势压了下？去。

冯国璋曾当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后来还做过八旗副都统。他与八旗官兵相对熟悉，其本人也对清廷颇有感情，而不甚赞成共和。在指挥北洋军攻下汉口后，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据说他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向禁卫军宣布清帝退位时，旗兵们一度**不安。冯国璋亲口向他们保证：“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他怕旗兵们还不肯相信，于是命令旗兵们推选两个代表，每人发一把手枪，从此后跟随他的左右，并声称：“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此后，冯国璋的身边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中山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或因粤语的缘故），也不感兴趣。因为孙中山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不接地气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国璋上台讲话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

清帝退位后，冯国璋直到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辫子，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民国后，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做上了代理大总统，第16师被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这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急性肺炎，于当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失去了冯国璋的庇护，原“禁卫军”的旗兵们在连绵的军阀内战中也就不知所终了。

历史它该来的，终究要到来。1924年，冯玉祥逼宫驱逐溥仪，随后宣布清理没收旗产，这给旗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数年后，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把民国元年的“优待条件”全部推翻，旗人社会和残存的八旗制度就此彻底消亡。

就事论事，旗人中虽有极少数人投身辛亥革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一脉相承的同盟会及国民党心存抵触。当年的“驱除鞑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惨祸，民国后更是一度把他们逼到了生存的绝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具体的生活中，这种从所谓的“人上人”跌落到“人下人”的遭遇令他们无法跳出自身的痛苦而采取“正确”态度去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与变革。

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原本就生计惨淡的旗人们获得了人身、迁徙、择业等自由，但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缺乏求生技能的他们因俸禄的停发而迅即跌落到了吃穿无着而又招人无端歧视侮弄的梦魇之中。这种多重的生活困苦与精神痛苦，也就在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在话剧《茶馆》中，老舍先生用这样一段道出了众多旗人们在民国的心中悲情：民国初年有人问松二爷：“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松二爷回答说：“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革命过去后，尽管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修正了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观，并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之前激进思潮的影响仍旧下意识的存在。1912年4月，北京有家名叫《中华报》的社会性小报，报社总理丁瑜臣在谈到旗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

同城的《正报》主笔志仲悌是旗人，他看后气愤不过，随即著论申斥批驳，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乃是报界败类。丁瑜臣被讥讽后，竟然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仲悌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禁卫军的士兵看到传单后就把丁瑜臣抓起来一顿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正报》与《中华报》的冲突事件只是民国后“驱除鞑虏”情绪下满汉民族关系对立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清廷的和平易政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在社会上、舆论上，这种论调仍旧持续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