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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3页）

“嗯……我听说你刚做出了个决定？”

“没错。”

“行吧。我对你产生了很大的敬意，伙计。刚见到你时，我以为你是个靠脸和打扮吃饭的人，草包一个。我错了。”

“谢谢。”

“所以我不会乞求你。只要告诉我：跟你商讨一下相关因素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你考虑周全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达克。我不想再卷进去了。”

“好吧，可能你是对的。对不起，看来我们只能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了。”他站起身，“顺便说一句，佩妮想见你，要是你现在还不打算再睡一觉的话。”

我冷笑了几声：“是顺便说的吗，嗯？顺序对吗？不是该轮到卡佩克医生来‘说服’我吗？”

“他不来了，在忙着治疗邦夫特先生。但是，他让我给你带个话。”

“什么？”

“他让你‘下地狱吧’。我稍微婉转了一点，但意思是一样的。”

“他真的这么说了？好吧，告诉他我会在火堆旁给他留个座位。”

“佩妮能来吗？”

“噢，当然!不过，你可以告诉她这是在浪费时间，答案仍然是‘不’。”

然后，我就改变决定了。承认吧，在森林情欲的气味面前，她的话怎么显得那么有逻辑。佩妮并没有使用不公平的手段，她甚至都没流眼泪——而且我连一根手指也没碰过她——但是，我就是不停地在让步，直至没有任何可让的地方。无法逃避的结局，佩妮就像是救世主，她的真诚无法抗拒。

跟我去新巴塔维亚路上的努力相比，我在去火星路上的钻研不值一提。我已经基本掌握了角色，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实背景，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邦夫特。尽管此行的目的是觐见皇帝，但一旦我们到了新巴塔维亚之后，我可能不得不面对成百上千个人。罗杰打算用警卫把我围起来，对于任何一个想避免干扰的公众人物来说，这种安排也属正常。尽管如此，我还是得见人——公众人物就是公众人物，无法避免。

我想尝试的这场走钢丝表演，幸亏有了邦夫特的法利档案——可能是最棒的——才变得可能。法利是一位二十世纪的政治经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服务于艾森豪威尔。他发明的记录人物关系的方法，在政治上起的作用与德国人发明的参谋对战争的作用一样具有革命性。然而，在佩妮给我看了邦夫特的法利档案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它是一本关于人物的档案。当然，政治艺术就是关于人物的。档案包含了邦夫特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见过的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人。每份卷宗都详细记载了邦夫特通过他本人的接触而采集到的个人信息。任何信息，不管该信息是如何琐碎——事实上，“琐事”通常是第一个记录：妻子、孩子和宠物的姓名及绰号、爱好、食物和饮料的口味、偏见、怪癖，等等。接下来的是每次邦夫特和那个人交流的时间、地点和评论。

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会附上照片。档案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线上资料”，即通过搜索得来而不是邦夫特本人亲自采集的信息。这取决于被记录者的政治地位。有些人物的“线上资料”是一篇好几千字的个人传记。

佩妮和邦夫特都佩戴着微型记录仪，由身体的热能供电。如果邦夫特是一个人，他会找机会往自己的仪器里记录——在洗手间、在车里，等等。如果佩妮跟着他去了，她会负责记录，她的仪器看上去就像是块手表。佩妮没空去将记录转录到微缩磁带上。杰米·华盛顿手下有两个女孩是全职干这个的。

佩妮给我看了法利档案，厚厚的一大堆——真的很厚，而且每卷磁带上都记录了至少一万个词语——然后对我说这些都是邦夫特熟人的个人信息。我怨叫了一声（就是抱怨和尖叫的混合声，夹带着强烈的情绪）：“上帝，可怜可怜我吧，小姑娘!我跟你说，这活儿没法干。谁能记住那么多东西？”

“还用问吗？当然记不住。”

“你刚才不是说过，这些都是他记住的关于朋友和熟人的信息？”

“不完全是。我说这些都是他想记住的东西。但因为不可能全记住，他才会做这份档案。别担心，你不必记住所有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它的存在。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他在遇到某人之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查阅一下法利档案。如果有类似情形出现，我会用同样的方法保护你。”

我看着她投影在桌面上的法利档案。

桑德斯先生，应该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他有一只斗牛犬，名叫伤风小牛仔，几个性格各异且无趣的孩子，他还喜欢往威士忌里加一片柠檬。

“佩妮，你不是想说邦夫特先生会假装记得这种小细节吧？这让我觉得有点假。”

佩妮并没有因为我非议了她的偶像而生气，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我曾经也这么想过。但是你的想法不对，头儿。你曾经写下过你朋友的电话号码吗？”

“嗯？当然。”

“这属于不诚实的行为吗？你会跟你的朋友道歉吗，因为你对他不上心，连他的号码都记不住？”

“嗯？好吧，我投降，我说不过你。”

“如果他的记忆力足够好，他会把这里的东西都记下来。正因为记忆容量有限，他这么做，并不比在日历上做标记以免忘了朋友的生日显得更假。这档案其实就是一大本备忘录，记下所有的信息。况且，它还有其他作用。你遇到过真正的大人物吗？”

我回忆着。佩妮指的肯定不是演艺界里的人物，她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曾经见过沃菲尔德总统。当时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你还记得任何细节吗？”

“还用问吗，当然。他说：‘你怎么摔断的胳膊，孩子？’我说：‘骑车子摔的，先生。’然后他说：‘我也在骑车子时摔过，不过摔断的是锁骨。’”

“要是他还活着，你觉得他还记得这段对话吗？”

“当然不会。”

“他有可能还记得——他可能把你记在了法利档案中。档案里还包括了那个年龄段的其他男孩，因为男孩会长大，变成男人。我想强调的是，像沃菲尔德这样的高层人物见过很多人，多到他们记不住。每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众都记得与名人会面的细节，但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其实是他自己——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忘了这一点。因此，要是政治家能记得普通人记住的一些从前会面时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他很有礼貌、很亲民、很温情。这是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让佩妮展示了法利档案中关于维勒姆皇帝的记载。它很短，一开始我觉得沮丧，随后我意识到这意味着邦夫特和皇帝并不熟，可能只在官方场合下见过几次——邦夫特首次担任首相时，老皇帝弗雷德里克还没去世。档案里也没有线上搜索到的生平资料，只有一个备注，“请参阅奥兰治皇室”。我没有去参阅——没时间去浏览好几百万字的皇室历史，而且，我在学校时的历史成绩还不错。我只想知道，邦夫特是否掌握了一些其他人不了解的有关皇帝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