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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策略（第1页）

公共策略

我们从数据中获悉，那些最能通过省时购物获益的人，恰恰是那些赚钱最少的人。经济贫困的人时间匮乏问题也最严重。[257]与富人相比，他们花在通勤、身兼多职以及等待服务上的时间更多。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我们也知道，那些赚钱较少的人不仅不容易花钱为空闲时间投资，且更容易认定自己没钱购买时间。而我的研究表明，即便手头拮据，我们也应该在购买时间上花费高于心理价格的金钱。

不幸的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偏偏让那些最需要脱离困境的人背负起时间匮乏的重担，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恶化。例如，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使得绝大多数的新手妈妈不得不冥思苦想，努力将残障险[3]、产假和花钱雇人结合在一起，为儿女的抚养拼凑时间以及金钱。另外，在护理领域，美国的福利最为悭吝，对公众的承诺也是最低的。[258]

让我们来看看，政府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减轻公民的时间匮乏负担。

减少文书手续

要获得许可证、执照、税收减免、补贴、教育援助和健康福利等，公民们必须填写表格、前往政府办公室，然后苦苦等待。华盛顿最近实施的一项政策要求，想要获得联邦医疗保险的家庭需要完成多达31页的文件。办公人员发现，忙碌而贫穷的家庭，是无法应付这种复杂的文书手续的。由此而来的结果便是：符合条件且需要保险的家庭递交的申请大幅下降。对于工作时间不可预测、交通条件不稳定、儿童托管服务难找且压力重大的低收入美国人来说，想要克服官方设置的障碍是几乎不可能的。[259]

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烦冗的文书手续不仅仅耗费了时间，还阻碍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剧了贫困，减缓了经济发展，也让有望彻底改变人们生活的机会与福利变得难以获取甚至遥不可及”。[260]

创造省时辅助

为了研究缓解时间匮乏对于低收入工作人员产生的益处，我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贫困程度最严重的贫民窟之一，住在这里的妇女每周都会在家务和其他形式的无偿劳动上花费40小时的时间。手洗衣物以及等待衣物晾干（以防被盗），每周就要花上10个小时。即便在这个妇女平均每天只能挣到5美元的贫民窟里，也存在着提供省时服务的市场，以及让所有公共政策官员认识时间价值和如何帮助民众获取时间财富的课程。[261]

在基贝拉，妇女们有时会花钱购买时间，用将近半天的工资雇请别人帮忙洗衣服或是把衣服送到当地的自助洗衣店去。她们也会花钱雇人为她们买菜，节省步行往返市场的时间。格拉迪斯是一位生活在肯尼亚的单身母亲，她有自己的工作，领取着每天不到5美元的工资，她告诉我“花钱雇人代我去市场能为我节省时间，我可以用这些时间休息，也可以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或在摊位上多卖会儿菜。对我来说，花这钱是值得的。”

虽然这些服务深得人心（即便是对于这些经济拮据的妇女来说），但是，为穷人提供的省时服务却往往会被潜在的受助者以及制订相关计划的决策者低估。

我曾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的40名有志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学生提问，在以下两项援助计划中，哪一项更有可能改善女性的福祉：一项是为职业女性节省时间，另一项则是为她们提供现金。认为节省时间的决策会更有效的人，只有10%。当我明确让学生在三项政策计划（分别是提供现金、提供熟食和节省时间）中做选择时，只有4名受访者（13%）选择了节省时间的项目；而87%的人选择了金钱。

幸运的是，非营利组织正在逐渐意识到为贫困国家的职业女性提供省时服务的重要性。2016年，梅琳达·盖茨（MelindaGates）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盖茨笔记”，还制作了一段名为《时间匮乏：无人谈论的缺口》的视频，凸显出世界各地的女性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都超过男性的现状。她表示，“女性花在家务上的大量时间，扭曲了她们的整个人生”。以这一号召为基础，非营利组织开始为女性提供省时服务，希望增加她们的时间财富并提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262]

OneProsper是一家我在印度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提供了雨水收集技术，免去了每天花在汲水上的6～8个小时的时间。这家组织还为女性提供自行车，以便让她们更快地到达学校。这种援助增加了有条件上学的女性的人数。在讨论得到自行车和掌握汲水技术的感想时，13岁的博米对我说：“现在的我们不必汲水，因此打水的苦差事也减少了。我现在正在上九年级[4]。对我来说，步行去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自行车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可以继续我的学业。多亏了这些捐赠者，我能够读书和上学，整个人生也因此改变了。”

强制休假

从历史上说，绝大多数政府的政策都集中于增加物质的丰富。[263]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等指标一直被视为社会幸福感的主要风向标，因为决策者普遍认为，财富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有些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其他因素也能够对公民的幸福感造成影响，比如对生活的乐观程度、所处环境的空气污染以及社会收入的不平等。[264]

迄今为止，时间富裕是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忽视的一个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应是时间富裕的匮乏。利用一份涵盖了79个国家的数据库，我和一位合作者对时间富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无论国家政府性质如何或相对财富的高低，那些重视休闲多过工作的公民所占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幸福感也越高。[265]

生活在更注重时间（而非金钱）的国家的公民之所以更幸福，是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因经济问题而受到困扰。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截至本书撰写时，这仍是二战之后最大的降幅。在经济崩溃之后，民众的重度抑郁症和压力出现了上升，而幸福感则有所下降。[266]而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那些在工作之外找到意义、更加关注时间而非金钱的民众，在幸福感或压力上却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267]

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公民对于时间和金钱的取向，从而使时间富裕程度和幸福感得到提高，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出的问题。就像我们能够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率和零售消费（实际上，这或许会对我们的时间财富和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一样，我们能否以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来衡量幸福，并采取行动来提升相应指标呢？

认为休闲比工作更重要的人所占的比例在全球差异巨大，这个数字在荷兰为40%，在坦桑尼亚则是1。2%。从整体来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长期收入不平等和较为贫困的地区，重视休闲超过工作的公民所占的比例也较小。[268]

这些结果表明，鼓励民众在时间问题上自主选择的政策，能够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在企业中，激励员工享受带薪假期、积极实施家庭假期[5]政策，甚至缩短工作日，都能对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幸福报告》中，瑞典排名前十，不久前，瑞典哥德堡市议会将8小时工作制改成了6小时。参与这项实验的员工不仅更快乐、压力更小、工作效率更高，请病假的概率也随之减小。[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