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1页）

第二章纳粹“夺权”

赫尔曼·贝克（HermannBeck）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时30分，希特勒成为兴登堡总统内阁的德国总理。与其前任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自1930年3月以来，围绕在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出生于1847年10月）身边的一小群顾问一直在议会的微弱支持下，通过他们选定的人选来管理共和国。然而，根据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有超过40%的代表支持希特勒的联合政府。在该政府的10名成员中，只有3名成员属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希特勒担任总理，威廉·弗里克担任帝国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担任议会议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其他成员包括德国国家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堡、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负责人弗朗兹·塞尔德（Frae），以及无党派背景的保守派人士，如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拉特和财政部长卢茨·史威林·冯·克罗西格克伯爵，两人都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这不仅表明内阁中保守力量的连续性，而且也说明3名纳粹成员力量的相对薄弱；而希特勒只能在总统充分信任的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在场的情况下才与兴登堡进行磋商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德国保守派看来，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一看法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2月的头几个星期里，人们并未立即产生不祥的预感。战后精力充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ySocialDemocracy）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这位当时37岁前程似锦的议员，在2月初以嘲讽的口气对希特勒的角色评价道：“以前他是一名装潢师，现在他是一件装饰品。内阁有他的名字，但幕后的实权派是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希特勒能说话，但阿尔弗雷德·胡根堡会行动。”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Vorwards）以同样的论调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希特勒热切而专注地驾驶着一辆汽车，却不知道后座的帕彭和胡根堡正在用第二个方向盘操控着汽车行驶的方向。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轻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并将一些担忧引向其保守党盟友，而这些担忧本来可以使人们更加敏锐地对付纳粹的威胁。纳粹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在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坚持要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引发了他和胡根堡之间激烈的争论。但当胡根堡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帕彭担心如果胡根堡拒绝接受新选举，联合协议可能会破裂，因此他谨慎地对胡根堡隐瞒了希特勒有可能会掀起轩然大波的选举要求，但帕彭的担心是正确的。这位德国国家领导人担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确实增加了联合会谈在最后一刻失败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希特勒保证选举结果不会改变内阁的组成、胡根堡仍然固执己见的情况下。直到兴登堡的工作班子负责人奥托·迈斯纳（OttoMeissner）突然闯入内阁会议，痛斥内阁成员说让帝国总统久等是不合适的，当时是上午11点15分，仪式原定于上午11点举行的，胡根堡才最终让步了。希特勒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1月30日上午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权力的转移，真正夺取权力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它将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1日之间的18个月内，到那时，帝国总理的职位与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集于希特勒一身。一天之后，即1934年8月2日，久病不愈的兴登堡与世长辞。

独裁开始成形

1933年2月头几天的平静只是一种假象。尽管最初的政治暴力并未超过前三年的水平，但希特勒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代表着一个激进的全新开始。2月1日，在他领导的政府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他指责魏玛共和国政府完全不善于管理，破坏了国家团结。用他的话说是让国家四分五裂，陷入了“一团自私自利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混乱之中。他现在发誓要恢复失去的民族团结。在2月10日柏林体育场举行的选举动员活动开幕词中，他首先谈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将在1933年成为纳粹宣传的主旨——他倡导的运动延续了德国过去的伟大遗产：“我知道，如果今天坟墓打开，过去那些曾经为德国战斗、受苦和牺牲的伟大的智者，将起死回生，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些旨在感动全国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由新的媒体无线电收音机（魏玛政府没有好好利用过这些媒体）进行传播，经过约瑟夫·戈培尔的频频介绍，他成功地传递了一种令人振奋、焕然一新的气氛。

尽管纳粹党头几个星期的步伐受到了限制，但削弱反对派力量的必要手段已经到位。2月4日，公开会议通过了《保护德国人民法令》允许取缔报纸和解散“滥用或蔑视国家主要官员所属的部门、机构和机关”的规定，助长了对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侵犯。该法令甚至对“预防性拘留”做出了规定，并为取缔倾向于批评新政府的措施和方法的报纸提供了便利。尽管对报纸的禁令常常会在接到法院禁令后就被解除，但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即使是暂时的中止也可能导致其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令是由希特勒的前任起草的，他们曾希望由此更好地控制即将到来的内战。

自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变以来，一直由第三帝国（theReich）管理的普鲁士曾经是魏玛民主的大本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掌管政府，但现在成为纳粹主义大肆扩张的一个州。赫尔曼·戈林首先担任内政部长，而后在4月2日之后担任州长。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州。虽然由于《凡尔赛条约》在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损失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它仍然占德国领土的62。5%；而且根据1933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占德国人口的61。2%。2月7日，戈林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指示普鲁士警察与全国性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建立密切关系，对他们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大力反击左翼的行动，并恢复自由地使用火器。5天后，戈林将5万名冲锋队员和钢盔队员纳入警察部队，作为“辅助警察”，手枪和橡胶警棍配备齐全，这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举措，德国其他各州快速仿效，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季为推进纳粹接管而采取的所有实际措施中，让冲锋队暴徒穿上警服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后来，在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后，辅警部队1933年8月在普鲁士逐渐解散，而其在巴伐利亚的解散，则到1934年春才完成。

对普鲁士政府的清洗，特别是针对最高级别的州（provincial）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管理者的清洗，在帕彭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受害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戈林继续将其他民主党的官员赶下台，仅在1933年2月，就有十几名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被迫退休，由与新政府关系密切的专家接替。这与1932年帕彭接管后的早期清洗一起，使得普鲁士的行政结构在面对3月和4月间纳粹采取的措施时，毫无招架之力。

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法令，是在1933年2月27日至28日晚上国会大厦发生火灾之后颁布的。不管谁最终要对这场大火负责，它都为希特勒政府提供了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可接受的借口，也提供了一个建立独裁政权的手段。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是荷兰共产党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vanderLubbe）干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是纳粹自己干的。《国会纵火案裁决令》为镇压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确立“保护性拘留”、集中营以及暂停基本公民权利和自由等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从那时开始，信件可以被打开，电话交谈可以被监听，会议可以被解散，嫌疑人可以未经审讯就被拘留。该法令可以对企图暗杀政府成员、在公共建筑纵火、煽动“严重骚乱”和武装抵抗该法令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监禁。它还授权帝国政府接管那些未能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德国各州的权力。没有任何指导方针规定如何实施该法律，第三帝国这一未得到承认的基本法在其整个存续期间一直有效，并赋予了当局在处理或捏造嫌疑人时想要的一切自由空间。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即将到来的政变企图，此时已经甚嚣尘上，因为二者已经被纳粹和保守党人煽动到狂热的极点，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不断唤起的共产主义幽灵真真切切地存在。1933年2月28日上午，戈林告诉内阁，共产党人打算“组建恐怖小组，放火焚烧公共建筑，在公共厨房下毒……绑架内阁部长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3月1日，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对慕尼黑大主教福哈伯主教（alFaulhaber）说，共产党革命者的意图是“消耗人民的体力，同时在100个地方放火，烧毁农田，毁坏铁轨，抓走上学路上官员的孩子，在罢工时把他们当作盾牌，在食物中下毒，私闯民宅，射杀门卫和服务员”。红衣大主教把这些写下来并信以为真。

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选举前的五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带来了威胁，而纳粹这种看似有效的应对威胁的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公众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处理国家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与信心。国会纵火案引起的德国政治氛围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对民主党政客的残酷骚扰，促成了纳粹选票的显著增加。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727。7万张选票（占43。9%），比1932年11月的选举结果增加了554万张选票。选民投票率从80。6%上升到88。8%，增加了390万张选票。在3月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认为3月5日的投票结果是一场“革命”。鉴于他的政党在1932年的4次全国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37。3%的选票，甚至在7月31日至11月6日期间从37。3%下降到33。1%，他现在确实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在3965。4万张选票中，有56%投给了非纳粹党，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例如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纳粹党得票率远远超过50%，而在柏林、科隆和亚琛周围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威斯特伐利亚部分地区，其得票率仅为33%。在总共647名当选代表中，纳粹有288人（43。9%），共产党有81人（12。3%），社会民主党几乎保持不变，有120人（18。3%），天主教中央党及其较为保守的巴伐利亚分支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y）分别有74人（11。2%）和18人（2。7%）。而早就被边缘化的自由党，总共才获得不到80万张选票。

选举明显使纳粹党的力量超越了其保守派盟友，后者拥有略高于30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8%，勉强维持之前的成绩。因此相对而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重要性降低了。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能量四射的纳粹党似乎完全有理由宣称自己拥有未来。到3月底，地方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已经考虑与该党更成功的联盟伙伴合并。这次选举带来了另一个明显的优势，由于共产党被取缔，其81名民选代表要么藏起来，要么被监禁，因此仅288名纳粹代表就构成了剩下的5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加上52名德国国家代表，他们就占了60%。

“革命”与暴力

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第三帝国发现自己卷入了纳粹自称的“革命”之中。这个词很快就被朋友和敌人共同使用，从流亡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到新教领袖，再到约瑟夫·戈林本人。那年的晚春，最初的“民族”革命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变成了“日耳曼”革命。

在实现全面夺权的道路上，一个关键的事件是接管那些尚未被纳粹党控制的各州（l?nder），即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萨克森、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在任何地方采取的都是基本相似的方法：纳粹普通士兵挑起混战让柏林有机会进行干预，并派遣一名“帝国委员”（Reiissar）来恢复秩序。一群魁梧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员已经准备好随时与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开战。暴力，尤其是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期间到处泛滥的暴力，成了革命引擎的润滑油。

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州政府，即巴伐利亚州、符腾堡州、黑森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州都在扮演或看守着少数派政府，因而在自我捍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为纳粹夺权提供了便利。虽然冲锋队表面上保留了合法性，但许多冲锋队支队都是肆意妄为，却没有承受任何法律后果。为控制日耳曼各州而进行的斗争，本来应该是那些有能力反击的反对派显示其英勇的时刻，但从已知的一些当地情况来看，似乎是普通士兵本来愿意抵制暴力入侵，但事实上，领导层极不喜欢对那些可能在兴登堡和德国人民面前反对合法行使政府权力的非法起义负责。对左翼领导人来说，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在发生起义的情况下，不仅帝国和州官僚机构，而且规模小而高效的德国陆军和包括兴登堡在内的保守党机构都会支持纳粹党。因此，武装抵抗不仅不可能成功地打击在数量上更强大、组织更完善的纳粹组织，而且很可能因为反对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国家政府，背上叛国罪（Hochverrat）的污名而引起公愤。因为从所有的表象来看，这是一个追求合法过渡的国家政府，除了反对任何反对派的强大到让人畏惧的国家力量外，公众的情绪似乎也偏爱这位新主人，他生命的**（elanvital）似乎不容抵抗。考虑到权力的配比，因此而谴责左翼和民主反对派的懦弱似乎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防止武装反对派的强有力因素是普鲁士警察和纳粹组织在国会纵火案后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共产党领导人和成员被逮捕，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Reier，共和国的准军事组织）的官员经常遭遇同样的命运。在国会纵火案后的极度兴奋中，在对共产主义政变的广泛预期中，疯狂地搜寻非法武器的行动开始了，连很小的场所也不放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潜在抵抗者的武装。在整个3月至5月的下半月，针对左翼的恐怖活动势头集聚。“保护性拘留”的大部分人员是左翼组织的成员（1933年7月31日为2。7万人），还包括约10万的临时关押在冲锋队法外“野营地”和酷刑室的被拘留者，还有被杀害了的政治反对派。地区恐怖活动因地方冲锋队、纳粹党官员和警察局长的残暴程度而异，1933年3月和4月，共有421人被“保护性拘留”在东普鲁士的三个管辖区；在莱茵省（theRhineprovince）杜塞尔多夫区这个数字几乎高达10倍（3818人）。对共产党的镇压尤其彻底，在柏林和鲁尔，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逮捕，整个城市被封锁，并进行了系统的搜查。到1933年夏天，几乎所有奥格斯堡的共产党活跃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对左翼的恐怖行为的公开程度远远大于对其他群体，因为左翼作家由此可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盖世太保的第一头目鲁道夫·狄尔斯（RudolfDiels）形象地描述受害者被囚禁在冲锋队的酷刑牢房和监狱中的痛苦，道：

我现在可以和警察小分队一起进入刑讯室了。在那里，刑讯逼供者使用的几个空房间的地板被稻草覆盖着。我们遇到的受害者被饿得奄奄一息。数日来，他们一直站立着被锁在狭小的空间里，以逼出“供词”。“刑讯逼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十来个暴徒每隔一小时就用铁棍、橡胶棍和鞭子殴打受害者。被打得牙齿脱落、骨头断裂，是这种痛苦的见证。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活着的骷髅一排排地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伤口在感染化脓。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伤痕累累，从头到脚布满了蓝色、黄色和绿色的瘀伤，证明了他们所受到的非人拷打。

接管州权、对左翼的暴力浪潮与对纳粹主义的宿敌和政敌的清算同时进行。即使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声名赫赫，也不能因此免于被攻击。过去曾与纳粹有过纠葛的人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比如著名政客、前议会副主席齐格弗里德·冯·卡多夫（SiegfriedvonKardorff）和前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Ebert）遗孀的家被搜查；而冲锋队则洗劫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的房子，寻找爆炸物。与此同时，银行、保险公司和私人企业也受到了大量侵害，比如敲诈勒索店主（大部分是犹太人）；经济受到了破坏，比如强迫关闭零售店和骚扰店主；此外冲锋队威胁要关闭柏林证券交易所。市长和地方高级官员被强行撤职，受到人身羞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粗暴对待。例如，1933年3月10日，杜塞尔多夫市的保守派市长罗伯特·莱尔（RobertLehr）勋爵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遭到了一群冲锋队暴徒的袭击。他的一名市政顾问当着他的面被鞭打。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局面。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为与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法治继续顺利运作并行不悖。尽管情况对现任政权的敌人来说很糟糕，但大部分中产阶级认为，在共和国最后几年，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相比之下，1933年的冬末和春天没有那么充满暴力。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盟友以及大部分爱国的德国人都支持对左翼的残酷镇压，经常达到这样的程度：纳粹恐怖活动与其说是一种镇压手段，不如说是一种非常规但有效的恢复秩序的手段。虽然纳粹受害者、反对者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认为纳粹革命是暴力革命，它非法推翻了宪法体系，同时破坏了法治，但保守和有民族观念的德国人却为其辩护，认为这是一场有序的权力的合法转移，它将国家从混乱和共产主义统治中拯救了出来。

1933年从3月5日到夏天的反犹暴力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了。对犹太人的袭击在整个德国都很猖獗，地区焦点集中在普鲁士，特别是柏林和莱茵省，在萨克森、慕尼黑等大城市和巴伐利亚乡村。最初的目标是德国境内的外国犹太人，特别是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即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者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约占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犹太人的60%。仅波兰大使馆的投诉和抗议记录就有数以百计的针对个人的暴力袭击，对酒吧的突然袭击，全副武装的抢劫，随便敲诈、勒索、绑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折磨。

人身袭击与抢劫相结合往往是最常见的攻击形式。仅举一个例子：3月23日，8名冲锋队男子在丝绸商人所罗门·罗森施特劳奇（Salomorauch）位于威斯巴登的商店里袭击了他，将他毒打一顿，毁坏了昂贵的家具，并要求他立即关闭商店，否则他们就会回来杀了他。罗森施特劳奇受了重伤，几根肋骨断了。但几个星期后他重新开了店，而袭击者之前发出的威胁是认真的。4月22日，两名男子强行进入罗森施特劳奇的公寓，杀死了他。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包括武装抢劫、强行取消债务、毁坏财产或农产品以及各种形式的羞辱仪式，如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教堂，破坏教堂的家具和设备，将礼拜者的胡子剪掉，强迫他们唱民族主义歌曲，用警棍殴打那些不愿加入的人。

在记录中针对非德国犹太人的袭击还算有好的一面，因为受害者至少可以向他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诉。但鉴于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众多，实事求是地说，在1933年3月初至夏天之间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保守估计也得有一千多起。很少有袭击被记录下来，因为警方大多拒绝将其记录在案。据大使馆报道，受害者往往害怕报案，因为他们预计自己可能会被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员殴打。无论如何，执法官员通常不会在接到警报时去现场，受害者被告知“保护犹太人不是警察的职责”，或者“外国人无权获得警察保护”。

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则不同，未知案件的估计更多，因为除非受害者在受到攻击、人身袭击和恐吓或勒索后，成功地向警察报告攻击者并得到了保护，否则将无法追究。对于谋杀案，检察院必须展开调查；然而，即使知道凶手是谁，1933年也没有通过任何判决，因为根据1933年7月25日的特赦，罪犯因“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犯下的罪行”被释放。对德国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范围更广。4月1日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犹太人商店、律师和医生的抵制尽管总体来说不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1933年4月1日以后，在许多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1933年夏天，很多地方颁布了禁令，通过了禁止在犹太商店为公务员和纳粹党成员购买商品的禁令。那些违反禁令的买家的名字有被刊载在当地报纸上或张贴在市政厅的公告栏上的危险。

另一个广泛实行但鲜为人知的反犹罪行是绑架犹太商人、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还有严重虐待和谋杀威胁。受害者被袭击、绑架，并经常被关押在冲锋队的刑讯室中达数日之久。随后他们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否则就有被谋杀的危险，其目的是将他们驱逐出德国。例如柏林神经科医生弗里茨·弗兰克尔（FritzFrankel），他于3月23日在柏林凯撒拉里做手术的过程中被一群冲锋队男子逮捕，被带到一个冲锋队刑讯室，受到严重折磨，最后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到瑞士，在那里向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1933年还有一种常见但基本被遗忘的阴险暴力形式是所谓的游街示众（Prangermarsch）和各种形式的“示众”。就像它中世纪的原型一样，它的作用是打击受害者尊严，同时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在全镇示众。将所有这些曾经属于私人的东西无情地拖入公共领域，是开始独裁的标志，也是一种镇压异己的手段。这种非常公开的污名化有两个目的：一是在社会上抹黑那些违反政权政治准则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成为受蔑视的人；二是迫使他们同意政府的目标。另一种污名化可以在报纸文章中找到，其中列出了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公民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使它成为公开羞辱的理由。

最后还是发生了频繁的谋杀。没有关于被杀的犹太人的确切数据，估计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完全是基于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或推断。没有任何当局或机构、德国行政部门或外国记者有关于在纳粹夺取政权的初期阶段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或哪怕是准确估计的数字）的文件。德国当局对找出真相不感兴趣。他们淡化了有关反犹太主义罪行的报道，称其为“残暴的宣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的协约国的“诽谤宣传”等同，并对其真实性进行了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