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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2（第1页）

第四章建筑与艺术2

因为写作是最私密的艺术——甚至都不需要绘画材料——它为政权的反对者和受害者提供了记录经历和表达观点的最好机会。提到受纳粹迫害的作家，人们会想到沃尔特·本杰明（WaltBenjamin，1869—1940），格特鲁德·科尔玛（GertrudKolmar，1894—1943）和艾尔斯·拉斯克-席勒（ElseLasker-Schüler，1869—1945）。诗人保罗·塞兰（Paul，1920—1970）曾在罗马尼亚犹太人区写作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1944年至1945年被关在劳改营期间写下了《死亡赋格曲》（Todesfuge），这可能是关于大屠杀最著名的一首诗。保罗·塞兰出生在保罗安切尔（PaulAntschel）的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来自布科维纳北部（属罗马尼亚，但更早的时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这位年轻有为的诗人试图通过回到他在切尔纳乌迪（auti）的家来抵御二战的风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被抓去当苦力，清理被不断摧毁的贫民区的废墟，而后又被关进劳改营。1944年2月，赛兰被苏联红军解放，之后便去精神病院做了看门人。他很快搬到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开始活跃于犹太文学圈。就在这个时候，他出版了德语和罗马尼亚语的《死亡赋格曲》。每一节的开头都是“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喝下它……”这是一个重复的短语，让人想起工业过程，然后赛兰将这个过程与火葬场的烟雾结合起来。这首诗中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死神是个来自德国的大师”也成为经典。1947年，塞兰搬到维也纳，随后又搬到巴黎，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由于饱受孤独和疏离的折磨，他于1970年跳入塞纳河自尽。他是众多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又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作者之一。这些作家包括让·阿默里〔JeanAmery，原名汉斯·查姆·梅耶（HannsChaimMayer，1912—1978）〕、普里莫·莱维（PrimoLevi，1919—1987）、塔德乌斯·鲍罗夫斯基（TadeuszBorowski，1922—1951）和莎拉·科夫曼（SarahKofman，1934—1994）。

和保罗·赛兰一样杰出的作家包括瓦尔迪斯劳·斯皮尔曼

（ilman，1911—2000）、埃利·维塞尔（ElieWiesel，1928—2016）、伊姆·克特斯（ImreKertesz，1929—2016）、露丝·克鲁格（RuthKlüger，1931—）。来自不同国籍的犹太作家群的普里莫·莱维，以及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Delbo，1913—1985）、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B?ll，1917—1985）、昆特·格拉斯（GünterGrass，1927—2015）、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Wolf，1929—2011），以及博罗夫斯基等基督徒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记录了他们在第三帝国和纳粹大屠杀的经历。由于纳粹征服了如此广阔的地域，这些

（以及其他）作者记录下了广泛的欧洲经历。包括维克多·克莱姆佩勒

（Viperer，1881—1960）、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EmanuelRingelblum，1900—1944）和安妮·弗兰克（AnneFrank，1929—1945）等人的作品在内的一系列回忆录也记录了那个时代。显然，在这些黑暗时期中的生活考验催生了他们对人类状况的深刻见解。

结论

大约50年前，大卫·斯科恩鲍姆（DavidS）撰写了截至1939年的纳粹德国社会史。他提出了“客观社会现实”和“主观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在统计学上可以度量的后果，而后者则适用于人们对自己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许多德国人感知到了诸如社会阶层划分、收入分配和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转变，但却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是国家主导的文化和宣传说服人们接受这些虚构的转变。在他们的摩尼教世界观中，纳粹领导人制造了这样一个主观社会。一面是被历史学家彼得·雷切尔（PeterReichel）称为“第三帝国的美丽外表”的美丽愿景；另一面则灌输种族主义和仇恨，其中尤以杰弗里·赫夫（JeffreyHerf）在他的纳粹宣传研究中所称的“犹太敌人”最为突出。有时，这两面并存，比如这部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影片《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DerFrührersketde），在1944年9月被暂时美化后投入拍摄。但电影杀青后不久，担任导演的犹太人库尔特·格伦（KurtGerron）就被“疏散”到奥斯维辛，一到那里就被用毒气杀死了。

由于纳粹领导人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这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有时是残酷的）权力竞争。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具有艺术潜质，比如希特勒是画家兼建筑师，海德里希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是小提琴家，史特莱谢尔（Streicher）和罗森伯格是画家，冯·希拉赫是位诗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一信念帮助他们把意识形态战争和种族灭绝合理化。文化和迫害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盗窃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文化财产是通往奥斯维辛的扭曲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征用这些财产使受害者陷入非人境遇，正如犹太社区发生的那一幕，他们被迫陷入赤贫，营养不良，经常生病，逐渐接近通往奥斯维辛的征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乔治·斯坦纳就曾说过：“艺术、学术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学术分支在与大屠杀和灭绝营相近的时间和空间里蓬勃发展。”为什么人文主义传统和行为模式在面对政治兽行时，是如此脆弱？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障碍，在人文文化中感知到专制统治和残酷的**是更现实的。

作为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在高度重视建筑和艺术的领导人的统治下，陷入了野蛮状态。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画面：汉斯·克拉萨（HansKrasa）的儿童歌剧《布鲁尼德巴》（Brunidbar）正在特莱西恩城上演，作曲家和大部分演员在1944年9月的一场演出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杀害，还有在奥斯维辛门口演奏巴赫和贝多芬作品的管弦乐队。

在二战早期以维也纳为背景的电影《第三个人》（TheThirdMan）中，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饰演的角色观察到，“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爱，他们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而这又产生了什么？布谷鸟钟”。这当然不是纳粹德国的情况。关键是，虽然纳粹限制文化，并试图扼杀创造力，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削弱第三帝国时期文化的重要性。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纳粹德国的文化史精彩纷呈，包括举足轻重、才华横溢的个人。他们在魏玛文艺复兴之后出现，涉及切中人类存在核心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战后德国艺术家探索了文化和野蛮的联系，包括汉娜·霍奇（HannahH?ch）、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乔治·巴塞利兹（GeBaselitz）、安瑟姆·基弗（AnselmKiefer）和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Richter）。正如彼得·沃森（PeterWatson）在他近千页的巨著《德国天才》（TheGermanGenius）结尾处所言：“德国的困境并不容易……”

[1]　浮士德交易是一种心理障碍，其主要内容是：一个人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的盲目崇拜过于强烈，从而使他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这种症状，会使他永远沉浸在理念与结果的落差中，从而使他进行着贬低他人的行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