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七章 大屠杀（第1页）

第七章大屠杀

奥马尔·巴托夫（OmerBartov）

编史

大屠杀是20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看法是近期才出现的。在纳粹种族灭绝幸存者被解放后的几十年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第三帝国和二战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对这一点，随便翻阅在此期间出版的历史专著便能得到证实。继而，随着对该事件历史意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解读也成倍增长。事实上，尽管过去所有事件都随观察地点和时间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审视，而大屠杀则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一个模型、一个警告、一个陪衬或一个神话，来证明往往是完全矛盾的断言。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最初尤其因其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极端性而被边缘化的事件，现在又一次由于它的激进性在20世纪的历史和陈述中占据中心地位，吸引学者和其他许多人尝试从过去吸取教训以鉴当今。同时，对大屠杀的多方引证不仅表明了人们当前对它的关注，也表明了其缘起的复杂性及其实施的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地竖起了许多纪念碑，宣告“永不再发生”（neveragain）。但人们对于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因其民族归属、思想意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初，在“大屠杀”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前，纳粹反人类罪的提法就暗示了这一点——既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也是违背人道这一概念的罪行。第三帝国迫害国内外反对者，政治敌对势力，其所认为的种族敌人，被其占领和奴役的国家，以及与之作战的国家的人民。由于纳粹主义的普遍破坏性，似乎没有必要区分纳粹的受害者，不管他们是死于对英国的闪电战还是作为抵制运动的战士被驱逐出法国，或是在白俄罗斯和列宁格勒（Leningrad）遭到全面重击直至饿死，又或是因其是犹太人而被杀害。阿兰·雷奈（AlainResnais）颇具影响力的影片《夜与雾》（NightandFog，1955）反映了这一将所有受害者归并一类的趋势——就如同苏联政权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国家在卫国战争（theGreatPatrioticWar）中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和牺牲。拆除纪念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纪念碑，并禁止提及大屠杀中地方上于纳粹的合作，成为战后苏联政治记忆的主题。

然而，在那之前，对大屠杀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莱昂·波利亚科夫（LeonPoliakov）1951年的研究《仇恨之果》（HarvestofHate），将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列为长期历史中反犹太主义（aism）和犹太人恐惧症（Judeophobia）的巅峰，标记着它在本质上有别于所有其他种族主义罪行——战争和纳粹犯下的侵略。这一观点被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广为接受——尤其是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也占主导地位——最终成为1961年至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受审的根本前提。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大屠杀”一词越来越成为英语中“最终解决方案”的共识所指，而在以色列（后来也在法国），“大灾难”〔Shoah（catastrophe）〕一词被采用。因此，对于大屠杀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认为它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结果，将其应用于大抵所有被纳粹迫害和杀害的群体；而另一种则认为它植根于欧洲人、基督徒，甚至基督教以前的反犹太教传统，而纳粹只是几百年来从未间断地将犹太人根除于欧洲社会的情绪和冲动的最极端表现。

在学者中，特别是历史学家中，出现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解释学派。其中一个学派，显然与犹太恐惧症的描述有关，但也更明确地侧重纳粹意识形态，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被称为意向论。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希特勒调动了德国乃至欧洲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情绪，以灌输他的世界观——这在他1933年掌权后成为德国的政策。在希特勒看来，人类历史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为了统治世界，雅利安人必须摧毁或征服其他所有低等种族，并征服东欧和苏俄的广阔生存空间，在那里，他们将找到充足的资源来繁荣和繁衍。在这种世界观下，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既要在世界上竞争统治地位，又要完全寄生在其他种族身上，用自己的血统混染其他种族，同时又奇迹般地保持本族的纯粹——这在希特勒的种族世界中是力量的象征。在意向论者看来，希特勒在他统治的12年里，追求这一世界观的政治含义，寻求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征服斯拉夫人，特别是一贯地、毫不留情地屠杀犹太人。换句话说，希特勒将对犹太人的“宿怨”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在掌权后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

对于导致犹太人种族灭绝的驱动力量，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它承认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本质及其种族灭绝倾向，却又把他描述成一个本质上软弱的独裁者，其力量源自不同国家和纳粹政党机构之间为赢得他的支持而发起的争斗。即便是在政党内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极端的。且在第三帝国，和元首的亲密关系意味着权力，在实现德国目标的道路上那些为实际的和所认为的障碍提供最激进的政策和解决方案的个人和机构〔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军（SS）、国防军〕，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对其有利的政策倾斜。在这个被“功能主义”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Mommsen）称为“渐增激进化”的过程中，随着德国征服及殖民东方生活空间的目标被红军抵制挫败，犹太人的政策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最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提前计划并得到希特勒铁血奉行的政策，而是被理解为第三帝国的无序结构及其权力掮客倾向的结果。根据伊恩·克肖（IanKershaw）的说法，这些政客为获得影响力而无情地互相竞争，以此表示效忠元首。

对大屠杀更新的解释，既利用了更多的文献资料——部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获得的，部分是归功于年轻学者对档案的认真研究——更应归功于广泛地利用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三个方向尤其突出。

首先，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Snyder）所论证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东欧，那里是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和被屠杀的地方。因此理解那些国家犹太人和他们的社区之间的联系，来评估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种族间的关系对通过二战期间德国的入侵实施种族灭绝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越来越重要了。历史学家诸如简·格拉博夫斯基（JanGrabowski）的研究真实揭示了在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当地民众的广泛合作。

其次，随着历史学家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研究的深入，温迪·洛（WendyLow）等学者剖析了德国在东欧和苏俄西部的殖民野心与犹太人大屠杀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与早期的历史编纂不同，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或许当属戈茨·阿里（GotzAly），他把大屠杀解读为最极端的，也是被纳粹称为“东区总规划”（GeneralPla）的对广阔地区人口结构重组和安置计划的唯一成功组成部分。

最后，日益突出的种族灭绝研究对理解大屠杀产生了影响，大屠杀被看作受国家指示的更大背景的大规模屠杀的一部分。备受争议的是，大屠杀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其他案例，最突出的有，从20世纪初德国西南部非洲赫雷罗人（Herero）的种族灭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直至1945年后柬埔寨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但也有证据表明，大屠杀在其他方面不同于这些案例，尤其因其灭绝营的广泛使用，以及纳粹当局想要杀掉每一个所能抓到的犹太人的冲动。在这一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有唐纳德·布洛克汉姆（DonaldBloxham）、德克·莫斯（DirkMoses）和朱尔根·齐默尔（JurgenZimmerer）。

虽然这些更大的解释框架将大屠杀纳入了整个现代历史的背景中，但它们也被批评为抹杀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独特象征性。在重建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其他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历史时，另一种整合事件不同观点的方法更加强调那些当事人的经历、感受及描述。上述讨论的其他方法主要涉及种族灭绝的凶手，无论他们是理论家、指挥者还是实际的杀手。从撰写这些记述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需要解释的是诸如决策、动机以及实施一项遍及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屠杀行动的机制等问题。在这种历史编纂中，受害者仅仅成为他们无法掌控的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物。但是，同所有其他种族灭绝一样，大屠杀也确实主要是一个数百万人在遭受极端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后，往往被以最可怕的方式杀害的事件。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包括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kl?nder），亚历山德拉·加尔巴里尼（AlexandraGarbarini）和笔者，为重建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揭示大屠杀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受害者的日记和证词，大屠杀的凶手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在他们留下的文件中无法找到。这一方法，不是总括地解释大屠杀组织的方式，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种族屠杀比较，而是致力于既人性化受害者的经历，还原他们被凶手剥夺了的声音，又核实相对被忽视的方面，诸如遭受种族屠杀的犹太人社区内部的社会动态，犹太人和基督徒邻居之间的关系，凶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接触——这些接触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法关注集体屠杀和一对一暴力截然不同于灭绝营的非个人性质，而带有个人独特性。

起源

基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和解释，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查找最终解决方案的根源、实施及后果。大屠杀更早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反犹太的宗教神学、流行神话和社会怨恨，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转变为现代反犹太主义。现代的反犹太主义源于犹太人的崛起和快速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中欧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削弱了传统的精英阶层，侵蚀了旧中产阶级的小工匠和制造商。逐步取而代之的是重工业、连锁商店，不断增长的白领和服务业以及大众传媒，这些都通过密集的铁路网络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称之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的这一“伟大变革”，随着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和通信网络，催生出新型的大众政治，对那些无法适应它的人造成了尤为不安的影响。犹太人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得到解放，迅速加入新经济，他们被那些落后的社会经济部门认为是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平等权利的扩大与新民族——国家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反犹太主义作为民粹派民族主义政党工具的政治兴起的肥沃土壤。

最终演变成纳粹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根源是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出现。其中一些论述可以追溯到从语言学区别种族语系的趋势——即识别具有特定民族或种族起源的不同语言家族，如印欧语（IndoEuropeaiguages）之间的区别。另一个元素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进化论和物种起源解读为给人种或种族之间固有不变的差异提供了科学证据，进而使种族（如雅利安人）在进化树中的等级高于其他种族（如非洲人）。这些概念与种族生理概念相结合，据此可以繁衍出更纯的、因而是更高级的种族，而与之相对的是混血的，也即劣等的或退化的种族。由于这种人类概念起源于欧洲和北美，印欧语系的白雅利安人被视为体格和道德都优于其他所有种族也就不足为奇——至少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都能保持种族纯洁性。

事实上，正是对殖民帝国的征服，促使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不仅在军事和技术上，也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一些人来说，在生理上也是如此。但也正是少数欧洲精英对大量非欧洲人的统治引起他们对本土化的担忧，统治过程中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当地人通婚造成了种族混合，从而稀释了这些重要的优越品质，因此他们越来越痴迷于通过分类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

“科学种族主义”和“种族生理学”是主张人类进化和繁衍的科学，因此不仅成为欧洲合法话语的一部分，而且标志着其实践者的现代性和复杂性。当应用于被反犹运动认为是异族、非欧洲种族的犹太人时，这一论述为怨恨、排斥和仇恨政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正是旧偏见和信仰的结合，对新社会经济的愤怒和恐惧，以及对不可改变的种族差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的断言，使现代反犹太主义变成了一场尽管不是完全无处不在但却强大无比的政治运动。这一潜在的爆炸性组合中还缺少两个要素：一个是能让恐惧和仇恨煽动者吸引大众的普遍危急时刻，另一个是要让大家认为清除犹太人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所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正是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这一救赎的反犹太主义，成为希特勒的世界观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其早期反响可见于19世纪末期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斯切（HeinriTreitschke）推广和合法化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其语句成了黄色纳粹派德尔·斯特姆（DerStürmer）的座右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随之而来的可怕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德国社会发现自己被从一个危机席卷到另一个危机。旧的帝国政权瓦解了，经济安全感及缓慢但确定的进步被侵蚀，民族自豪感被羞辱，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一个新的共和党政权一经创建便被许多人怀疑为社会局外人控制的境外强加势力欺骗。这一时刻，许多愤怒和恐惧的德国人既想寻求更好的未来保证，又想查明和清除那些造成这场意外灾难的人。根据“暗箭伤人的传说”，德意志帝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而是被内部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出卖的（这两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暗箭伤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1918年令人震惊的溃败的传说，它为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希特勒和他的新国家社会主义党正是抓住了这一思想——德国可以再次强大，但只有通过清除内部的敌人——首先是犹太人才能实现。救赎需要残酷的社会手术，希特勒承诺要实施这一手术。

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

诚然，反犹太主义并非德国独有，但正是在那里，一位致力于激进救赎这一形式的领袖上台，并立即着手实施他的意识形态。同样，元首及他的政党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决定发布政策，针对其他被感知的生物威胁和“社会局外人”，尤其是残疾人和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者、游手好闲的人、惯犯和其他所谓的“不合群者”。但正如彼得·隆格里希（PeterLongerich）令人折服的论说：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自然也即纳粹整个政体的虚构中，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在种族社区的整合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将其与其根本的异族——犹太人区分开来。当局痴迷于“解决犹太人问题”，尽管那里只有50万犹太德国公民。而且当局在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种族的救赎与犹太人遭受的不幸之间建立的联系，成为德国公众再教育及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的基本组成部分。1933年，德国可能只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一样，甚至更少地具有反犹太倾向。但到了战争爆发前，尤其是德国的年轻人，受到了密集的反犹太主义灌输，并多次观看公开羞辱和排斥犹太同胞的行为。可以说，这一过程训导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可有可无的、邪恶的存在，犹太人需要——而且谢天谢地——已经正在被从他们当中清除出去。然而，当这些年轻男子和为数不少的妇女行进到东欧时，他们惊恐地发现，还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其中许多人比他们在德国所认识的任何犹太人都更像反犹主义描绘的正统犹太人的刻板形象。

战前的纳粹德国对其犹太公民进行了持续的攻击，导致他们的贫困、边缘化和移民。1935年的《纽伦堡法》使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并限制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被定义为非犹太人，因为纳粹永远找不到“科学地”确定谁是犹太人谁是雅利安人的方法）之间的接触。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将大量财富从犹太人那里转移到德国人手中。在1938年11月克里斯塔纳克大屠杀（Kristallna）之后，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很少，但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的压力却大大增加。在两天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犹太企业被洗劫和摧毁，近百名犹太人被屠杀，数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到1939年9月，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中老年人和女性占比失调。但是许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后来被挺进东欧、苏联的德国军队俘虏，最后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政策表明，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构想出实施种族灭绝的实际计划，但相当热衷于建立一个无犹太人帝国。但他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在德意志帝国东部广阔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帝国，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被视为劣等或危险的群体：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不能被视为种族灭绝，但它的内在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屠杀性，因为它的目标只能通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无情、暴力地转移人口来实现。战争的爆发很快使德国面临一个自食其果的困境，对此，它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

入侵波兰是以一个概念为前提的，这个概念在两年后被更清楚地表述为“歼灭战”（Vernigskrieg）。据报道，在1939年9月1日发动袭击前夕，希特勒召集他的军事首脑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敦促他们对波兰人采取极端无情的行动，并补充说：“今天谁还在谈论亚美尼亚人被歼灭了呢？”提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Empir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很可能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于因罪行而将受到惩罚的恐惧，这一说法从几个方面说明了问题。虽然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曾有过起诉那些相关责任人的讨论，但无论是新的土耳其当局还是预期处理此类案件的国际机构，最终都没有惩罚任何人。对希特勒及其同僚来说，这显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犯下罪行的人可能会逍遥法外，如果他们取得胜利，情况就更有利——这是希特勒想要的唯一选择。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也首次唤起人们认识到动员国际社会反对国家支持的大规模屠杀的必要性，并展开了一场对危害人类罪的新的讨论，但没有成功。事实上，波兰犹太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Lemkin）在了解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情形后，已经开始阐明他对这一“无名之罪”（crimewithoutaname）的看法，最终创造了“种族灭绝”这个词，并成功地推动了联合国1948年关于打击这一“罪中之罪”（es）的决议。事实上，德国军事顾问密切观察到，帝国对其少数民族和宗教的系统性破坏，并不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这一“荣誉”当属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赫雷罗人和纳马人（Nama）遭到种族灭绝。一位德国将军被派去镇压德国殖民地上的非洲人叛乱，在那里发布了声名狼藉的灭绝令，导致土著居民被德国正规军杀戮，被致命地驱逐到沙漠中或遭受奴役。因此，希特勒声称的不再有人谈论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案件；恰恰相反，他已经了解到，国家可以大规模屠杀而逃脱罪行，这是他在此后6年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所应用的一个教训。德意志帝国已经犯下了这些早期的种族灭绝罪行之一，并曾参与另一起，这只能进一步鼓励元首摧毁他真正的和认定的敌人而没有任何内疚或担心被报复。

波兰在德国与苏联的联合推动下迅速遭到破坏，该同盟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Pact）中达成的协议，该条约将波兰在两个大国间做了切分，为纳粹领导层实现其创造东方“生存空间”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了机会。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的规模远远大于预期，这两个意识形态目标不可能轻易同时实现。为了将波兰人驱逐出被帝国吞并的部分波兰地区，并让来自苏联的德国人在那里定居，德国人必须决定他们应该同时对生活在他们新征服领土上的200多万犹太人做些什么。纳粹党卫军（特遣部队，theSSEinsatzgruppen）在入侵前成立，对付德国的政治和“生物”敌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这包括斩首波兰政治和知识界领袖，残暴地屠杀和恐吓犹太人，以至于甚至一些国防军将领都抱怨。然而，大量犹太人最终被关押在封闭的隔离区，其中最大的是在华沙（Warsaw）和洛兹（Lodz）。就如何处理这些生活在日渐恶化的条件下，被剥夺了充足食物、住所和卫生设施的广大犹太人，德国领导层似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总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必须被“移除”或“重新安置”。但这些术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起初，有计划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该国东南角，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因为德国的总督，也就是所谓的总督辖区（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地区并没有直接并入帝国）强烈抵制犹太人涌入“他的”领土。1940年5月至6月，在西部战役取得胜利和与法国停战之后，德国人重又恢复了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这一旧想法，他们推测由于当地的条件，到达那里的犹太人将大量死亡。但与波兰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梦想让本国摆脱犹太人不同的是，德国人事实上没有办法将世界各地数百万犹太人运送到非洲海岸外的一个岛屿上——只要英国海军仍然控制着海洋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