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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1页）

第九章家庭阵线

茱莉亚·S。托瑞（JuliaS。Torrie）

介绍

1944年6月初，德国士兵库尔特·F。（KurtF。）在等待盟军登陆法国时，写下一封给父母的信。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家乡哈姆（Hamm）又被轰炸了。当他看着飞过头顶的飞机时，他想也许盟军永远不会降落，会试图完全通过空中摧毁第三帝国。他写道：“战争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像电影里那样，最好的地方在后方。”

典型的战争故事描述坚强的男人勇敢地面对敌人，而女人则在相对平静的家里维系家庭。我们倾向于从对立的两方来思考冲突：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家园；男性与女性。当然，这些对比只是方便思考的工具，但是像库尔特·F。这样的信提醒我们，这种区分可能是武断的。家庭和前线之间有许多联系，因为士兵们经常写信，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而他们的妻子、家人和朋友每天分担忧虑和希望。战斗的胜利，或许可能更多的是战斗中的挫折，影响着平民的情绪，而家里的士气打动着前线的士兵。除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家”和“前线”是同一冲突的不同部分，正如库尔特·F。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方不再像过去年代中那样安全。在战争期间，暴力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士兵和平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本章在第三帝国战时大背景下，通过三大主题来考察德国国内战线的生活。第一个主题是民众的士气，特别是动员社会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与政府担心对民众要求过多会削弱他们的支持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鼓励读者考虑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相互作用，如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警察和党卫军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及“人民共同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民众的士气，这对他们追求战争有什么限制——如果有的话？

第二个主题探讨长期战斗如何依赖对德国所占领土的开发来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粮食和原材料。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对征服资源的依赖？他们如何与国内战线的许多非德国人——包括强制劳工和战俘——相互影响？他们知道多少对这些人的非人道待遇，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歧视、清除，然后大规模屠杀——本书其他章节较翔实论述的主题？

最后，本章强调在整个冲突中，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之间的关联性。随着战争的继续，最初的胜利被僵持和德国命运的逆转所取代，德国民众的反应如何？妇女的情况如何？确切地说，她们同工作岗位上的男人、休养的士兵、老人和儿童一起构成国内阵线，是其最大的群体。空中轰炸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它比其他任何威胁都更倾向于消除战争和家庭阵线之间的差异。当空战蔓延天际，平民们蜷缩在掩体里，看不出他们自己的处境与士兵的处境有什么差别。这一印象逐步加深——当最后的动员导致年轻人和老年人、妇女及男子一样被征召入伍时，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过的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正逐渐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恐怖肆虐，秩序崩溃，第三帝国滑向崩溃。

战争初期的士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即便是在人们一致支持希特勒扩张主义的德国，也没有多少民众对此抱有热情。从上一场战争结束到现在还不到30年，德国人并不想再卷入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显著特点是粮食和燃料短缺，同时人们普遍感到资源没有被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那场战争以惨重的损失和《凡尔赛条约》而告终，这一条约在未来几年里使德国陷于瘫痪。也许最重要的是，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将失败归咎于家庭阵线，他们表示，如果平民的士气更加旺盛，德国可能就会赢得这场战争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对平民能否挺得过另一场冲突的担忧，影响着新的战争计划。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和宣传上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市民们被鼓励不要把第三帝国看作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者，而是一个被四面八方敌人包围的被围困的岛屿。战争开始时，他们自认为是不情愿的战士，为责任所迫而保卫家园。

战争最早的一些影响是在西部边境地区显现出来的，特别是从1938年起，类似于建造“西墙”这样的防御工事将数千名年轻男子送到沉睡的乡村。到1939年8月下旬，为军事行动清扫德国边境以及避免平民落入敌人手中，大约50万人被从萨尔、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预先撤离。尽管大多数人在与陌生人一起不舒服地待了几个月后返家，但这次撤离显现出整个战争期间大规模人口转移将带来的挑战。

随着冲突的深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最高成员观察民众的情绪，查找衰弱迹象。整个战争期间，帝国安全部（Sicherheitsdienst或SD）的详细报告追踪了普通德国人的希望、担忧和恐惧。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安全部报告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编撰者的观点，而不是民众的士气本身。但柏林当局要求提供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关当地情绪的清楚反馈。对于一个独裁政体，希特勒政权对民意非常敏感，并做出回应。它需要人民的支持以继续战斗，这种敏感性有时给平民以惊人的力量去影响家庭阵线的政策。

与此同时，当局竭力确保顺从，特别是向那些收听国外电台、与战俘亲密接触、抢劫撤离人员的房屋或以其他方式破坏战势的人公布惩罚措施。虽然警察可能希望控制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极权主义的愿望受到其手段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合作。基于邻居、熟人甚至家庭成员的告发，警察可能会调查违法行为并定罪。演说者变得小心翼翼，担心会泄露自己一直在收听外国广播，或者让邻居怀疑自己可能在这么做。发表批评当局的意见，或对战争结果表示关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的。

尽管政党把人们告发察觉到的犯罪行为的意愿视为支持其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这一点远不明确。事实上，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曾指出，所有告发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原因与明显或明确支持纳粹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嫉妒、竞争和吸引关注的结果。尽管如此，不断出现的被告发的危险还是起到了吓唬民众的作用，并加深了当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初步成功

随着希特勒的军队轻松击败波兰，德国人那种发动战争的被迫感很快就得到释放。整个冬天，人们热切地关注着丹麦和挪威战争的消息，但也都知道真正的较量是在西方——对法国和英国。直到春天来临，在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前，法国也被德军打败时，滋长的焦虑情绪才得以缓释。战胜法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德国人战胜了他们的“死敌”，为1918年的失败报了仇，并纠正了被他们视为非公正和平的《凡尔赛和约》。

这是战争大获全胜的阶段，西部占领区沉浸在欢乐中的士兵的热情即为明显标志。年轻人写信回家，讲述他们参观法国的历史古迹，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大口大口地吃高卢美食。就在巴黎被征服后，美国记者威廉·谢勒（WilliamShiler）看到了占领者，“拍摄圣母院、凯旋门、荣军院”，他写道：“数千名德国士兵整天聚集在无名士兵的墓前，那里，火焰仍在圣弧下燃烧。他们仰起露出金发的头颅，站在那里凝望。”

尽管他们在家中的亲人都知道士兵们在光荣地履行职责，他们表现得像踏上土地的征服者一样。1940年的西部战争，仅延后于东部战争一年，就没有了当初表现出来的残暴，但这也不是一场完全“干净”的战争。两条战线都处于不断升级的暴力之中，正如学者拉斐尔·舍克（RaffaelScheck）所指出的，1940年，法国殖民地约1500～3000被俘士兵被屠杀就是明证。尽管这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暴力行为，与最初对法国平民的普遍温和是并存的，但平民的财产经常遭到掠夺，而且德国马克和法郎之间的汇率被定得很低，只有20比1，甚至购买商品和服务也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协定。

士兵的妻子应该忠于他们不在身边的丈夫，但占领者很少考虑被征服土地上对性及其他可及**的享受。占领者的行为可能会有损德国人急于在欧美地区展现的他们自己的正面形象，但军队也认识到，占领区的娱乐是对艰苦作战的重要补偿。他们不禁止享乐，而是通过为占领者建立官方妓院，邀请他们乘坐巴士游览旅游景点来引导享受。经过精心审查和管理的娱乐活动对士气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家人喜欢从来信中读到征服带来的旅行和消费。

希特勒凭借战胜法国的力量，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狂喜的浪潮，现在准备入侵英国。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主要空袭开始，首先是针对英国航运，然后是机场，接着是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然而，德国人对于战争正被带向英国的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加强了自己的突袭，空战开始直接触及德国。

自希特勒上台以来，防空一直受到鼓励，因为它在几个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一致。德国人痴迷于飞行技术，他们和欧洲邻国一样，坚信下一场战争将以突然的空袭开始。为这一不测事件做准备，使希特勒得以动员社会，并将其置于战争的基础之上。早在1933年9月，法国《马汀报》（LeMatin）就评论说：“德国防空活动推进得十分激烈，这使得人们会认为德意志帝国正处于敌机入侵的前夜。”人们对德国受到威胁的感觉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防空联盟（ReichAirDefenceLeague）的强化，到1936年，该联盟共有820万成员，占柏林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黑森（Hesse）、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人口的10%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薄弱地区，因为法国和盟国的飞机很容易进入这些地区。

尽管戈林曾向平民保证，英国飞机甚至永远都无法到达西部的鲁尔工业区，但对首都柏林的第一次突袭于1940年8月下旬发生。到9月底，年轻人从柏林和汉堡提前撤离。儿童被视为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德国疏散方案的重点，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些方案。

适应长期而残酷的冲突

德国在1940年至1941年整个冬天继续轰炸英国，但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希特勒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东方这一事实。1941年6月22日拂晓，军队向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输送了350万人。就像战争开始时对波兰的进攻和一年前西进的行动一样，这种新的进攻对民众来说是正当的——理由是防御。希特勒认为，德国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避免英国人和苏联人的包围——他们正努力合作以摧毁德意志帝国。

虽然人们可能没有料到对苏战争会这么快开始，但他们基本上很快就适应了。但也有人对长期战争的人力成本表示担忧，并对苏联军队可能如何对待俘虏发出质疑。对囚犯待遇的不安源于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罗斯（及更普遍的苏联）是一个兽性的“亚洲人”部落之地（alaial‘Asiatic’horde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就开始了对他们所认为的“俄罗斯野蛮主义”（RussianBarbarism）的战斗，而现在，这种战斗被这种对共产主义俄罗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所覆盖。在对俄罗斯人缺乏真实了解的情况下，宣传片换上了原始野蛮的战士、落后的农民和可怕政委的形象。

一些士兵轻松前进，深入苏联领土，而另一些士兵奋力挺进。虽然已在西部战线犯下了暴行，战争后期那里的暴力升级，但东部战线的战斗从一开始就规模更大，更加残酷。士兵们试图保护家人不受有关最严重暴行消息的影响，但偶尔他们信中包含的信息肯定会给读到的人留下印记。1941年8月7日，不莱梅店主兼预备役警察赫尔曼·吉申（HermannGies）从拉脱维亚某地写信给妻子。他告诉她前一天晚上“从这个地方带走的150个犹太人被射杀，男人、女人和孩子，倒下一片。犹太人正在被彻底消灭……请不要想它，这是迫不得已的。别把这事告诉（我们的儿子）R，以后再说吧!”有些人，像吉申，忍不住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偶尔信件也会躲过邮政审查。这些细节仅仅是暴力的暗示，暴力不光是针对犹太人的，还针对当地村民。例如，整个农业社区被烧成平地，以报复被认定的“游击队”活动。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国内有传言称，德国医院的精神病患者和残疾患者正被有计划地屠杀。一些德国人赞成这些针对他们认为的生物学上“不适合”的人的措施，但也有一些人感到震惊：那些本应照顾社会最弱势成员的医生和护士实际上正在杀害他们。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代表们对“T4行动”——根据其所针对建筑的柏林地址（Tiergartenstrasse4）命名，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1941年夏天，有关精神病患者遭遇的投诉达到了高峰，当局暂时停止了这项方案。希特勒在8月下旬下令停止，但随后又悄悄重启这项计划，使用致命的药物注射和饥饿，而不是以前使用的毒气。经常会是，亲属在家人死亡几周后才听说消息，他们会收到一份官方证明，交代一个完全捏造的死因。战时状况使得这些谋杀更容易实施，因为亲属与精神病患者失去联系。例如，当他们的家庭医院被改造成一个医疗单位，供“正常”平民轰炸受害者使用时，他们就被转移。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个别德国人对精神病患者的遭遇表示担忧，但成批地屠杀精神病患者仍在继续。当局辩护的部分理由是出于种族原因，部分理由是不能工作的人正在从其他人身上夺走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