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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屠杀（第2页）

大规模屠杀

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约50万犹太人死于隔离区的“自然原因”，而其他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德国战事中，以及被腐败的德国隔离区管理人员为自己私人敛富而任意差使。但对犹太人问题真正“最终解决”的焦急等待很快就要结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Barbarossa），300多万德国士兵伙同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盟军入侵苏联。德军指挥官接到一系列命令，要求他们把红军政委清剿到最低限度，对苏维埃领土上的一切可疑分子，如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犹太人，都要严加处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靠山吃山”——仰赖这些他们即将占有的、往往是穷苦人的东西供养自己。而针对被占区苏维埃公民的行动，军事管辖权被削减。对于如何处置国防军包围战术预期俘获的大批红军战俘几乎毫无准备。最不祥的是，陆军高级司令部与党卫军和警察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协议，支持四支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幕后操控作战部队。这些作战部队由大约3000人组成，很快就得到了众多警察营、党卫军编队和当地合作者的协助。希特勒在东部自行宣布的歼灭战最终导致近3000万苏联民众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包括300多万红军战俘，约三分之二的苏联士兵被德国武装部队俘虏。对苏联的战争也很快演变成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及其附属机构一系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当红军在国防军入侵之前撤退时，尤为突出的是1939年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地区的犹太人，遭到了他们的基督教邻居、波兰人和更为突出的乌克兰人的一系列屠杀。这些地方暴力事件的爆发往往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和德国人训练的组织领导的，并得到希姆莱的副手兼帝国安全总部〔ReichSecurityMainOffice（RSHA）〕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队的鼓励。6月30日至7月2日，在加利西亚东部的首府伦贝格〔Lemberg（Lwow，L’viv）〕，约4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另有数千人在该地区的其他城镇被残杀。在这一首波暴力和屠杀之后，随着国防军的先头部队及紧随其后的流动的屠杀分队进一步向东进入苏联，德国秘密警察（GermayPolice）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部署了更有秩序的警力。在早先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几起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包括8月下旬在卡米尼埃克波多尔斯基（KamieniecPodolski）屠杀了23000多名犹太人，10月中旬在斯坦尼斯劳（Stanislawow）枪击了多达12000名犹太人，9月下旬在基辅（Kiev）附近的巴比亚尔（BabiYar）屠杀了33000多名犹太人。同样，到11月底，在波罗的海国家活动的特别行动A队在大规模枪击案中杀害了近1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所有这些杀戮都是由不同编制和类型的德国警察及当地民兵和德国军队联合实施的。这些都是许多旁观者看到的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同时伴随着随处可见的众多暴行以及有组织的抢劫，和对财产和贵重物品的掠夺。犹太人多被谋杀并就近埋葬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财产大部分流入占领者及他们的邻居手中。

在这第一波杀戮中，数十万人在一对一的枪击中被杀害，埋葬在贯穿东欧和苏联西部的乱葬坑中。帝国领导层对这些有关如何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新想法很满意。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1941年7月写给海德里希的一封信中请求批准这一解决方案，但学者们对于这一方案是何时决定的意见不一。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认为希特勒是在1941年秋天战胜苏联的“喜悦”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克里斯蒂安·格拉赫（Gerlach）提出，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是苏联在莫斯科城门发动反攻，12月初美国加入战争，陷入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早就在1939年警告过这是一场会让犹太人灭绝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一决定是随后不久海德里希在1942年1月29日的旺西会议（Wannseece）上向帝国高级官员宣布的。彼得·朗格里奇（PeterLongerich）则认为，这一政策随着更有效的杀戮方法和组织的发展而不断衍变，直到1942年春天最终发展为整个大陆的种族灭绝，开始了对犹太人大规模驱往新建灭绝营的行动——首先是从华沙犹太区，然后是同年夏天从波兰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无论我们接受哪种解释，我们所知道的是，谋杀设施的建设始于1941年底。其目的不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枪击，而是将他们用火车运送到特别营地使用毒气来杀害。最终，德国人建立了四个灭绝营——切尔姆诺（o）、贝尔泽克（Belzec）、索比博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专门用于大屠杀，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两个集中营——迈丹尼克（Majdanek）和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一方面作为屠杀设施，同时也用于监禁和强制劳动。据估计，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550万至600万犹太人中，约有一半是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毒气毒死的，其中100多万人是在奥斯维辛，几乎与特雷布林卡一样多。

许多东欧犹太人以及多数从东南欧、南欧和西欧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在灭绝营中被杀害，同时还有大量犹太人在东部的居住地继续被杀害。这种杀戮与毒气室中工业的、相对隔离的、非个人的大规模杀戮有很大不同，后者将大屠杀与其他种族灭绝区别开来。相反，这是一场城镇里面个人的、面对面的大规模屠杀，受害者、凶手和旁观者往往事先互相认识，没有人是完全被动的，也没有人声称没有看到、听到或知道这些残杀案。这场杀戮由分散在东欧各地人员稀少的秘密警务固定哨所执行，得到由当地辅警组成的更大的组织的协助，这些组织人员主要由苏联撤军后出现的民族主义民兵组织重组而成。这些民兵坚持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议程，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国家，清除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例如，最突出的是前波兰东部沃希尼亚和加利西亚（VolhyniaandGalicia）的波兰人〕等。因此，东欧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民族清洗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保证之一，德国人本身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一点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及其军事部门乌克兰反叛军（UPA）的案例中最为明显。该组织摧毁了波兰东部的土地，并在德国警察现身不多的地区，对屠杀犹太人所占的惊人比例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在加利西亚（Galicia）自治区东部的切尔特科夫-布加勒斯特（Czortkew-Buczacz）地区，一个总共30名德国警官的前哨基地在数百名乌克兰辅助人员协助下杀害了约60000犹太人，约占当地犹太总人口的95%，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1942年秋季、夏季至1943年之间的短暂时期。

集体种族灭绝不限于发生在后来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土地。正如历史学家扬·T。格罗斯（JanT。Gross）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作品《邻居》（Neighbours）中所揭示的，1941年7月，耶德瓦布内（Jedwabne）镇的波兰裔居民在没有德国人帮助的情况下杀害了多达60名犹太邻居。进一步研究显示，在波兰的这一地区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诚然，这种普遍的暴力行为不应减轻纳粹德国的任何责任，纳粹德国既发动了一场全大陆的种族灭绝，又允许许多地方组织和个人袭击、抢劫和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些东欧村庄、城镇和城市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原本与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几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但现在他们的熟人、同事、同学和朋友转而与他们为敌，追捕他们，或将他们交给纳粹杀人犯。这意味着他们经历的大屠杀，不仅仅是外敌的凶残入侵，也是一个在曾经熟悉但现在充满致命敌意的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屠杀。

灰色地带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幸存下来的少数犹太人得到了基督徒邻居或陌生人的庇护；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几乎不可能生存。此外，那些提供帮助的人可以预料到，如果德国人发现他们藏匿犹太人，会杀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与此同时，救援动机显然很复杂，常常模棱两可，前后矛盾，而且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纯粹利他主义的例外情况到对大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贪图都有。大多数被基督徒拯救的犹太人也报告说，他们有时恰恰被藏匿他们的人出卖。没有钱或贵重物品的犹太人可能会被出卖或杀害。相反，一些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当地合作者选择帮助一些犹太人，而那些出于民族主义原因抵制德国人的人中，也有不少将追捕犹太人作为其民族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这种复杂性部分地解释了幸存者的矛盾心理，以及为什么他们常常在几十年后才承认他们对救援者欠的感情债，因为他们也有痛苦的记忆——他们的家人被战前认为是朋友的人杀死或供出。

德国的盟国在杀害数十万犹太人和保护本国许多犹太公民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往往（虽然不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认为的国家利益。保加利亚交出了居住在其与德国结盟后所吞并的领土上的犹太人，但拒绝让自己的5万保加利亚犹太公民被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匈牙利虽然受反犹独裁统治，经常残暴对待其犹太公民，但也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直到1944年春夏季，德国人入侵并驱逐了大约40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在阿道夫·艾希曼亲自策划的大屠杀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杀戮行动中，大多数人被毒气毒死。罗马尼亚人在本国杀死的犹太人比任何其他德国盟友都多，接近25万人，但随后在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雷加特（Regat），他们又保护犹太人不被驱逐出境，因此那里幸存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东欧国家都多。在法国，其合作主义政权在1942年底之前一直保持对其公民的警备控制，协助将7。5万名犹太人（大多数是非公民）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绝大多数在那里被屠杀，但法国随后又拒绝配合驱逐法国犹太公民，使法国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幸存下来。相反，尽管荷兰没有明显的反犹太传统，当地犹太人在社区融合得很好，但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政府和警察干练地协助德国人将当时居住在那里的15万左右的犹太人中约四分之三驱逐出境并处死，而另有3万藏匿的犹太人中的三分之二幸存了下来。

从纳粹当局角度来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既是一个主要的战争目标，也是一个胜利的障碍。在意识形态上，“驱逐”犹太人势在必行。但是“最终解决方案”也转移了军备的大量人力、组织技能和设施，使德国失去了一支数量庞大、技能高超、意志坚定的劳动力——他们完全清楚只有工作才能使他们免遭杀戮。随着德国命运的转变和军事损失的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国工人不得不被派往前线，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战争物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现在尽量让苏联战俘活着，以剥削他们的劳动。同样，德意志帝国开始在东部和西部被占领土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征募劳工，先是自愿、后来强制，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加剧了当地男女的武装抵抗，他们害怕在德国工厂被盟军飞机轰炸。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传统上以工匠为生，德国工业家和军事机构不愿意他们被杀。希特勒、希姆莱等意识形态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屠杀犹太人才能赢得战争，而现实主义者则认为犹太人可以先帮助其赢得战争，然后再被处理，这场争论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一目标也是通过在措辞上利用纳粹“通过劳动消灭”（VernigdurchArbeit）的政策实现的。按照这一逻辑，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将被用于基本的战争生产，而其他被视为经济负担和争夺德国公民稀缺资源的无用人口，如儿童、病人、残疾人和老人将被杀掉。这一论调将种族灭绝重新定义为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政策，而不是全面战争时期的疯狂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身体强壮的人被活活累死，他们也就成了无用的、消耗食物的人，可能会被依次屠杀。

洛兹犹太区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利茨曼施塔特是这一逻辑下一个尤为可怕的例子。犹太社区及其领导人也陷入其中，疯狂地试图生存下来。犹太区的首领查姆·拉姆科夫斯基（ChaimRumkowski），决心通过动员犹太居民为德国人有效地生产战争物资来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作为交换，他把那些被认为无法工作的人都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9月，拉姆科夫斯基（Rumkowski）要求犹太区（该犹太区在1940年4月建成，已经有超过16000人）的余留人口“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声称他们的牺牲“会让其他人生存下来”。事实上，洛兹犹太区是德国控制下仅存的大型犹太人集中地；但1944年8月，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德国人将包括拉姆科夫斯基在内所有余下的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拉姆科夫斯基是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例子。他们的目标是“拯救可以拯救的东西，但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德国人更容易杀害犹太人”。德国人在整个东欧建立的众多犹太委员会本应在犹太社区和占领者之间进行调解；他们通常得到犹太警察分队的帮助——这些分队对犹太区或犹太人居住地区进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犹太警察部队装备着棍棒、穿着制服，也帮助德国警察和当地的辅助人员包围犹太人并驱逐他们。许多犹太警察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保护家人。最终，他们中的多数也被杀害，如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同时，这些警察也成为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中形成的犹太人抵抗组织的目标，因为他们被视为叛徒，象征着与德国人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少犹太警察一旦在自己的家人和社区居民被屠杀后，最终也加入抵抗运动。

1941年底，威尔诺（Wilno）犹太区的犹太抵抗运动指挥官阿巴·科夫纳（AbbaKovner）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写下的座右铭“让我们不要像羊一样走向屠杀”，成为各地犹太抵抗运动的口号。虽然小股的犹太游击队在森林里活动，有时与苏联游击队合作——尽管他们经常遭到民族主义地下战士的袭击——但1943年4月，在华沙犹太区爆发了对德国人最大的一次抵抗，起因是华沙犹太区30万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虽然与德军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对德军来说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几乎没有代价的调遣，但它对当时和随后的犹太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也是直到1944年波兰在华沙暴动之前，被占领欧洲截至当时最大的一次民间暴动，许多幸存的犹太人也因加入战斗而被杀害。

另外三次暴动象征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所处的可怕困境。1943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同年10月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和索比博尔，索德尔-孔曼多（Sonder-kommando）小组的大批犹太成员（负责脱掉受害者衣服，把他们带进毒气室，然后在火葬场或柴堆里处理尸体），站起来反抗警卫，试图逃跑。这三次暴动中的大部分成员要么在随后的搏斗中被打死，要么后来被抓获并杀害。至少在比克瑙事件中，起义者还炸毁了火葬场的一处设施，目的不仅是逃跑，而且还希望阻止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然而，这些暴动的道德难题是，在此之前，这数百名年轻、强壮的男子曾极大地协助了德国人的工业屠杀行动，而徒劳地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命。由于他们还负责整理受害者的物品，很容易将他们洗劫一空，因此索德尔·孔曼多工作人员的饮食和衣着也比其他囚犯好得多，他们在黑暗的中心地带过着一种可怕的特权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索德尔·孔曼多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迟早也会被杀：他们已经看到了灭绝系统最深处的运作，这意味着他们绝不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但他们选择充当这种角色，有时甚至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被杀，这使得他们成为普里莫·列维（PrimoLevi）所称的“灰色地带”的象征。拉姆科夫斯基和其他许多犹太委员会成员及犹太警察也有可能属于这一灰色地带。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JonahGoldhagen）发表了一项名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Hitler’sWilliioners）的研究。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认为在大屠杀中，德国人受到了驱除论者特有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这种反犹太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因此，找到愿意杀害犹太人的德国人从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很喜欢这样做。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唯一驱动力，而德国则被这种恶疾所感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只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才急剧高涨，其他几个国家至少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感染。此外，许多犯罪者不是德国的，而是属于当地的辅助者或盟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他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NormalMen）一书中，也尝试考察犯罪动机。布朗宁认为，他调查的后备警察之所以扣动扳机，主要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对权威的服从，因此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的调查结果。但是，虽然有些人最初可能对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有疑虑，但事实是，德国警察、党卫军甚至正规军，也很少报告说难以招募士兵去杀害其他人，即便是拒绝或逃避命令，其惩罚也最多可能是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前线。在战后德国无数的司法调查和审判中，人们发现，被告是否对这种行为有任何内心的反对，以及他们在事件发生多年后关于这种反应的陈述，都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德国的犯罪者经常性地、高效地和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些行动通常由盖世太保官员以及其他警察和党卫军人员作为安全警察执行，但在德军占领城镇的阵地上，还有许多德国人，如正规士兵、消防队成员、行政人员、工程师、铁路人员等技术专家等，以及这些男人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情妇，他们的孩子，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也同时目睹杀戮，偶尔还参与其中。几乎一半的大屠杀受害者不是在隔离的灭绝营中被杀害的，而是作为公共事件通过大规模枪击执行的。他们被执行时所在城镇的所有居民都能看到或听到，因此，没有谁能逃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而且他们往往足以从受害者留下的东西中获利。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把大屠杀理解为一场复杂的、机械的和非个人的工业谋杀，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东欧，造成了一种人人都扮演着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种族灭绝惯例。旁观的视众，或漠不关心，或关切，但在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我们愿意认为）“内心是反对的”这样一种安慰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捏造的，受害者的叙述显然没有证实这一点——这些叙述描绘他们被所有人追捕和谋杀。

战争快结束时，希姆莱做了重新考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而不是所在组织发动的世界历史事件，他寻求与盟国谈判的方式，并愿意释放一些集中营囚犯，以换取自身安全。当一切结束时，他持假证件企图逃跑但被逮捕，在可能被识破前实施了自杀。对一个自称是一个由无畏、无情的勇士组成的新种族缔造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希特勒认为他的首席刽子手最后的背叛是可鄙的；元首甚至比希姆莱更深信战争胜利和杀害犹太人是同义词。因为德国失败了，雅利安民族（而不是其不屈服的领袖）证明了自己与其他种族不同，特别是斯拉夫人。这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点，权力即正确。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和策划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种族灭绝之后，仍确信帝国的失败是犹太人的胜利。正如1945年4月29日——他在柏林碉堡自杀前不久，在最后的遗书中所写，摧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或服务于犹太利益的国际政客所期望和煽动的。然而，他仍坚信，“在我们城镇的废墟和纪念碑中，将会滋生出对那些对我们犯下所有这一切的最终责任者——国际犹太人及其帮助者的仇恨”。他的遗书的最后一句敦促“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所有民族的普遍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许多被控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官员从未动摇过必须根除这一种族的信念，甚至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悔恨的迹象，而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Hoss）在1947年被处决前不久就这样写过；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FranzStangl）在20世纪60年代末审讯期间接受记者吉塔·塞雷尼（GittaSereny）的采访时，未能表露出任何悔恨之意。而帝国驱逐出境问题权威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其职业生涯贯穿了整个时期——从迫使奥地利犹太人在1938年沦为一贫如洗的流亡者，到1944年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表现出对其在阿根廷期间所作所为的自豪感，并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说“悔恨是小孩子的事”。正如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h）在其研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BeforeJerusalem）一书中详细而令人震惊阐述的，他并非种族灭绝机器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执着的思想家，即便在他的上司希姆莱下令阻止他之后，他仍试图继续杀害犹太人。事实上，艾希曼在战后阿根廷的德国流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名望，夸大其在实施犹太人种族灭绝中的重要性。汉娜·阿伦特（Ha）在其1963年对这一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研究中称之为“恶魔的陈词”。但这并不适用于艾希曼，或其他许多犯罪者。她认为他们只是“案头杀手”、小职员和野心家，他们既没有良心，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精心策划的那些巨大罪行是解决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完美的合理方式。这有助于他们晋升职位，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让他们充满自豪和成就感的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不可想象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之成为惯例。

清算

相反，种族灭绝幸存者经历的解放是一个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事件。一方面，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些差异投射到那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的记忆中。19441945年，当红军席卷东欧和中欧时，解放了仍躲藏在小股游击队和森林营地中的少数幸存犹太人。苏联人也到达了灭绝营，其中一些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摧毁，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迈丹尼克集中营已经部分撤离。苏俄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写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报道，讲述他第一次见到特雷布林卡的遗址，了解到特雷布林卡是一个专门用于大规模产生尸体的设施。波兰犹太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Ford）制作了第一部关于解放迈丹尼克灭绝营的纪录片。

对犹太人来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解放，而对他们的许多基督教邻居来说，这意味着重新被占领。在乌克兰西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奥恩-乌帕（OUN-UPA）的战士仍在继续抵抗苏联，这些自由战士杀害犹太人的行为甚至在红军到达后还在继续。民族主义者经常将苏联人视为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人，而对于犹太幸存者来说，意识到一些前线的苏联部队是由犹太人管理的，这几乎是奇迹。在波兰，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被许多人视为犹太人的报复，而逃亡到苏联的犹太人返回波兰，引发了对他们可能要收回财产的恐惧。这些情绪，再加上战前时代内化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德国统治期间犹太人被视为猎物的看法，引发了暴力大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的基尔切（Kielce），40多名犹太人被杀。这种对犹太人回归的反应，以及“犹太共产主义神话”（Zydokomna）的复苏，导致在大屠杀后返回波兰的近25万犹太人，向西方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大规模移民。

在西方，盟军的到来解放了许多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在政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用来监禁纳粹主义真正的以及被认为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敌人，而不是犹太人。这些集中营，如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wald）和达豪，只有在战争结束时，随着红军不断深入德国占领区，东部劳改营的囚犯被派往西部进行可怕的死亡迁徙，才关有犹太人。这些死亡迁徙的幸存者到达德国集中营时，饥肠辘辘、病态不堪、精疲力尽，正赶上这些机构的管理开始瓦解，许多人死在那里。对西方盟国来说，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塑造了他们对大屠杀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于纳粹政权对政治抵抗者和无辜平民所犯罪行性质的理解。正如在西方，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也一直不清楚，在东方，国防军的后方被红军击溃——在那里，绝大多数德国军队战斗并被杀害，因此，这次与集中营的遭遇也造成了对纳粹罪行真正含义的错误理解。

在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阿伦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尔·希尔伯格（RaulHilberg）当时刚发表的研究报告《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尽管她曾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反对该报告发表）。希尔伯格使用了为纽伦堡法庭收集的德国文件，与该法庭一样，他认为，使用幸存者证词增加了一个主观因素，这既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也无助于说服公众“似乎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但他的书，基于一篇被他导师警告说将结束他学术生涯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先导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最终确立了大屠杀在20世纪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并将其从“仅仅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今天对大屠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写都是基于一个几十年前不存在的前提，即我们不可能在不将大屠杀的历史融入其中的情况下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如果这里有一个警告的话，那就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将自己与已经成为21世纪标志的大规模危害人类的罪行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