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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三帝国（第2页）

我们在书中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希特勒政权的相关概念。希特勒政权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既独裁，但又通过公民投票和选举来向公众发出呼吁以寻求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一制度称为公民投票独裁制度。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说他希望有一个由人民支持的威权政权，一旦掌权，就能证明他可以通过选举或《魏玛宪法》允许的公民投票来获得支持。他也不是唯一想把各种问题付诸投票表决的独裁者。然而，当时的许多人和此后的学者都对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纳粹在最初6年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这些选举。但这些事件和公民投票都是固定的并且充满了恐怖吗？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坚持这样认为，但本书中呈现出的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当地方纳粹集团采取明显的非法措施来阻碍或改变投票活动时，政府或纳粹政党就介入了，因为柏林不想让外界观察者对压倒性的积极结果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地下成员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敌们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写道：“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11月的公民投票中，纳粹获得了90%的选票，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选举中达到了87。9%。社会主义者写道：“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通过“武力或恐怖”获得的。唉，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绝望地承认，这种观点误解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而深远的影响”。这份地下报告最后勉强承认：总的来说，选举结果是“民众情绪的真实反映”，支持纳粹主义的选民人数表明，“社会正在按照异常迅速和有效的程序变成法西斯社会”。

再举一个例子，在1936年，由于初步采取了恢复经济和“良好秩序”的措施，希特勒已经在公众的掌声中大放异彩，这一点不容忽视。这一成功无疑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允许的萨尔全民投票（1935年1月）的积极结果上得到了体现。1936年3月29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另一次公民投票选举，据称是为了授权希特勒重新在莱茵兰建立武装，虽然他早就采取了这大胆的一步。这一举动藐视了备受憎恨的《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因而在此次选举中，希特勒政权竟然惊人地获得了98。8%的选票。尽管地下社会主义者通常在描述人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时强调分歧和矛盾，但在1936年3月17日，他们在慕尼黑的观察员目睹了新命名的国防军阅兵式后，不得不承认：“场面太热烈了。整个慕尼黑都站了起来。”他补充说：“人们可以被迫歌唱，但他们不能被迫如此热情地歌唱。”这似乎是回应了他的同志们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用纳粹恐怖来解释希特勒政权背后明显的共识。这位记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现在他只能说，“（当时的）宣战对我的影响不能与3月7日希特勒接见民众的场景对我的影响同日而语”，“这位领导人赢得了民心”，“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

希特勒为什么需要选举？尽管他和约瑟夫·戈培尔对待选举非常严肃，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需要选举。但正如这位宣传部长在1933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政权想向全世界表明整个国家都在支持该政权，因此政府将对外展示德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团结一心。如果说街坊邻居或纳粹党对选民施加了某些胁迫或进行了一些道德规劝，要求他们出来投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话，那么当时的社会党人的地下观察者则认为这里面有恐吓介入的成分。

这个民族怎么能这么快就一边倒支持希特勒呢？部分出于心理原因。德国学者在1945年后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德国大部分国民一度都是支持纳粹主义的。事实上，加入纳粹党或者其附属党组织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该党党员。战后许多学者强调该政权的压迫性及其前所未有的罪行，但同时这些学者将该政权所享有的社会支持问题搁置一旁。然而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写作，我们现在已经得出了相当不同的结论。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Herbert）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几个月是明显例外），或许95%的德国人口“在纳粹政权下相对安全、相当平静地生活”，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受到国家威权的丝毫压迫”。

纳粹主义的社会视野

贯穿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传播了，纳粹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概念。鉴于希特勒将犹太人和许多其他被认为是“劣等种族的人”“医学意义上健康状况差的人”或政治上可疑之人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人们又会多认真地去看待这个备受吹捧的社会愿景呢？

1934年，几百名纳粹党员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Abel）教授的赞助下，在一场著名的竞赛中提交了论文。艾贝尔承诺将为最好的自传颁奖，尤其是那些能够讲清楚是什么力量引导他们奔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作品。大多数人强调，他们当时希望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结束阶级冲突，“恢复”社会和谐。相当一部分人说，他们当时也希望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被驱除出去。另一些人加入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被希特勒以及他（极其模糊）的改革承诺所吸引。这些论文，现在陈列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里，我读过很多，也非常同意艾贝尔的结论。因为这些作者当时是在为一位美国教授写作，也许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他们的反犹主义，但这种偏见还是以多种方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争论这个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广为人知的“人民共同体”。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个廉价的宣传工具，但简单地否定“共同体”这个概念未免太草率了。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一因素决定了“人民共同体”这一被允诺的乌托邦结构。的确，从来都没有过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平等的尝试，因为只有种族纯洁的人才被重视，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都会被排斥在外，真正的阶级差异依然存在。然而，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却有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他们属于特殊的种族团体。

纳粹政权设法让社会上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那时只对社会精英开放的奢侈品和娱乐活动。因此希特勒许诺了全民都可以拥有的国民轿车，即大众汽车，数百万人每周预付五个帝国马克，“为的是四年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尽管客户必须提前支付很高的费用，且不能收取任何利息，但很快就有数万人注册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拿到成品。不过，历史学家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Berghoff）强调了他们“虚拟消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种族内的同志们”（rarades）没有像被承诺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汽车或房子，但围绕着这些和其他梦想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获得了作为消费者的满足感。他们可以想象开着自己的车在新高速公路上行驶。此外，德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对普通民众表示了真正的关切，发起了清理和美化工作场所以及小城镇和村庄的运动，这些努力给许多昔日的怀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机会欣赏歌剧或乘游船到外国度假，在那之前，这些娱乐活动都只为富人所享有。普通民众看电影的次数成倍增加，参观美术馆、听交响乐、观看歌剧和参观展览的次数也在与日俱增。还有“德国艺术日”这样的节日。节日期间，游行的花车上装饰着德国历史人物的形象。通过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清晰地呈现出来。除了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新政权还试图吸引整个社会，包括经常被忽视的农民在内。1933年9月，德国政府推出了以古老传统为基础的别具一格的丰收节，在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Bückeberg）吸引了数十万人。此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丰收节的活动。

当然，如此多的人转而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政权结束了失业，尽管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创造工作机会的项目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相比之下，重整军备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研究经济的历史学家对其军费开支做出了各种不同的估算，然而所有人都同意，从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到战争爆发，军费开支一路猛增。汉斯-乌尔里希·威勒（Hans-UlrichWehler）认为，军费开支从1933年在国民预算占比的4%上升到1938年的58%。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注入还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一些社区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此外，随着1935年3月军事草案的重新出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武装部队。这一年之前，在军队服役的人数被限制在20万人以内；但到1936年8月，一项新的军备计划要求军队的战时兵力要在1939年10月1日之前达到462万人之多。相比之下，用于建造备受吹捧的高速公路所需的人数并不多，从1933年12月的4000人缓慢增长，到1935年5月才首次达到10万人。

如果说战胜大萧条是一场长期的斗争，那么德国最终还是成功了。毫无疑问，希特勒通过表现得信心百倍和设置新的心理基调来加速斗争胜利的进程。即使是在1933年之前反对纳粹主义最强烈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不情愿地承认德国经济在好转。事实上，沃尔克·乌尔里希已经表明，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大多数工人异常轻松地改变了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负面看法，有时甚至是一夜之间。一位同时代的人深情地回忆道：“突然间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这并不是说，在1933年初的暴行之后，恐怖就完全停止了。然而，这种恐怖并不是随机发生的，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已经害怕的人，比如惯犯；或者被鄙视的人，像流浪汉、吉卜赛人和“他者”。有专门的运动来清除街上的妓女、皮条客和色情物品。成文的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同性恋行为，手握大权的警察更加严厉地执行了这一法律，而新的法律使得对任何被认为有种族或身体“缺陷”的人进行绝育成为可能。此外，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方案”并不是战后发明的。尽管被选择性地使用，其首先是用来打击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在1944年至1945年，用来追踪抵抗和犯罪的窝点。虽然很难概括“好公民”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但有证据表明，许多人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欢迎这种打击行动。最近，当被问及这类犯罪时，一位老奶奶坦率地说道：“我们并不为之担心。”如果后来她的犹太朋友或熟人轻易地消失了，她说：“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疑问，也许我们是吓怕了。”

战争与帝国

书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战争和纳粹帝国的。希特勒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建立“人民共同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面计划。在他执政的头几年里，即使是那些兵不血刃的、小小的外交胜利或者他那些呼吁和平的演讲，也使他备受欢迎；与此同时，他也变得更加自信和武断。20世纪20年代认识他的人在30年代末再次见到他时，几乎认不出他来。

德国精英们的普遍梦想是，一旦他们在国内创建了一个和谐、无冲突的社会，德国就能摆脱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认为是非正义的、战胜国在1919年强加给他们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想要的更多，包括击败外部敌人，然后占领东部的生存空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征服者们将深入乌克兰，也许到莫斯科，甚至是乌拉尔山脉；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即“优等民族”日耳曼人的乌托邦，新的定居者会把原先土地上已经存在的民族驱逐出去，奴役甚至杀害他们。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鼓励了人们对东方的生存空间展开这种野蛮的幻想。最重要的是，无休止的宣传感染了纳粹党中的许多人。除了领导人之外，其他阶层的人都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计划，连同学术专家和党卫军的计划，要求的无非是故意让数百万人挨饿。如今这些幻想以及比如那些属于“东方总计划”的其他幻想，读起来就像恐怖故事，充斥着征服、掠夺和奴役的战争——这场战争向未来推进，可能一直持续到与美国最后的一决雌雄才会结束。奇怪的是，即使在德国开始输掉战争后，这种野心仍在扩大。

而且正是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背景下，这个政权开始了对所有欧洲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屠杀。尽管纳粹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或多个决定是在1941年6月与苏联开战之后所实施的。

早在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社会，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纳粹掌权后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多么根本性变化的事实。犹太人是这个国家的少数群体，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但在大城市中却很突出，甚至在纳粹驱使反犹主义更加盛行之前，德国的一些舆论就对他们深恶痛绝。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0多年，早在1871年建立的新德国，他们就依法获得了平等权利，并享有几乎世界上最多的社会进步机会，但这些事实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推翻犹太人享有的这些权利并迫使其离开。然而大多数公民对反犹主义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在1933年4月，官方发起的抵制犹太人企业和专业人士的活动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然而，希特勒对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塞鲁蒂（VittorioCerutti）悄悄说，他想要的远远不只是这样的抵制，他令人震惊地预言道：“在500年或600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被普遍奉为一个光荣的名字，因为这个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了犹太人这一全球瘟疫。”的确，他的反犹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恶毒。

随着1939年9月对波兰的征服，第三帝国发现自己面临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当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1941年6月反苏战争一开始，特种部队就开始在东部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枪，迫使数百万人进入犹太人聚居区。7月10日晚上，希特勒的一名副官瓦尔特·休厄尔（WalterHewel）在元首所在的掩体里录下了一段特别可怕的陈述，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政界的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1843—1910）。他发现了杆菌，并为医学科学指明了新的方向。我发现了犹太人是导致所有社会腐败的细菌和酵素。”这种想法使已经在进行的谋杀行动合理化，因为当时特种部队射杀的不仅是男性犹太人，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1941年9月，希特勒做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决定：驱逐留在德国（旧帝国）的所有犹太人。按照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的结论，事实上，到10月的最后一周，“从希特勒身边亲密的小圈子，渐渐地扩展到其他人，都已经知道希特勒期望他们去做什么，并且知道他们大致计划朝哪个方向前进”。11月初，第一个以制造死亡为唯一目的的灭绝营开始动工，这一事态发展鲜明地表明，在此前不久，希特勒就已经下达了命令或者表达了想在他的军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杀死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愿望。此外，近年来，历史学家指出，纳粹领导人在194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希特勒宣布对美国开战之后，对美宣战并不是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所要求采取的步骤。终于在那天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第一次“预言”（1939年1月30日）过犹太人将会遭遇什么的时刻到来了。他曾说过结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灭绝”!

除了历史学家之间持续争论关于希特勒下令或决定大屠杀的可能的日子或时段之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普通”德国人——即不属于纳粹党或者党卫队的男性（和一些女性）——的作用。他们自愿在警察队伍中服役，并很快发现自己身陷杀戮战场。国防军中的数百万人不仅目睹了这些事件，还经常与党卫军合作，有时还参与了杀戮。当然，德国占领军在东欧的杀戮中不必寻找合作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当地人都争相利用了这种形势。

为了避免敌人的宣传可能会瓦解己方士气，政府宣布收听外国电台（如BBC或莫斯科电台）为非法行为；警方会立即采取措施逮捕违反者和所有潜在的“内部敌人”；集中营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这场战争还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迫使被抓来的数百万劳工去补上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几百万德国人的空缺。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波兰和苏联西部。他们被打上标记，被当作奴隶对待，并被警告如果他们胆敢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将被处以死刑，这种威胁经常被付诸行动。

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帝国开始侵占国内阵线，特别是在1942年9月希特勒允许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Speer）在现有工厂的房地上建立分营地时。希姆莱希望把工业搬进集中营，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则偏爱私营企业，结果很快德国人就与被奴役的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并肩工作。正如马克·布格伦（Mar）在对汉堡集中营和分营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不是与社会隔绝的独立自主的实验室，因为接触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工作场所穿着条纹衣服的囚犯不正是以“劣等种族奴隶”的身份出现来证实“人民共同体”的存在吗？许多工人认同纳粹政权，并心甘情愿地支持对所有集中营囚犯的压迫，或者说他们至少是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冷漠地耸耸肩而已。

正如乌尔里希·赫伯特所提醒的，战争结束时，集中营里“不到5%”的囚犯是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包括来自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们是在1944年至1945年全面紧急状态下被带到德国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对使用集中营囚犯表示担忧，市政府也是如此，甚至那些向军方提供基本物资的公司也没有为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比如，在战争结束时，他们都希望党卫军把囚犯带出汉堡市以防止骚乱发生，并避免将要到来的协约国有可能把该城市视为拥有奴隶制的城市，从而给城市形象抹黑。

德国以外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最糟糕的有三个：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是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的一部分，这三个灭绝营一直开到1941年底或1942年初，1943年底之前才完全消失。这些灭绝营的目标是杀害波兰的两百多万犹太人。

苏联红军部队首先发现了灭绝营和纳粹所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开始进行审判，还派遣了一个名字很长的“负责调查德国法西斯和他们的同伙在苏联领土所犯暴行的国家特殊委员会”（简称CHGK）前往。他们的报告提供了侵略者罪行丰富的细节，令人震惊，而这些罪行往往是在当地人协作下完成的。苏联政府当时选择性地使用了一些材料，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放入档案。直到1991年，这一证据才比较容易查到。今天，读者可以在《苏联犹太人黑皮书》（因为苏联审查机构的审查而推迟出版）中找到这份文件的精选译本。《未知黑皮书》（2008）中经常有戏剧性的个人证词。然而直到最近几年，学者们才开始将这一材料和苏联保存的其他文献纳入对希特勒政权和大屠杀更广泛的研究之中。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这本书参考了许多影像资料。它使用了照片、绘画、宣传图片和许多其他材料作为纪实性证据。我们基于各种不同的渠道，包括官方资料、电影，以及当代业余摄影爱好者、外国人和盟军所拍摄的照片，拍摄了这些不同种类的图像。战争期间，罪大恶极的场景转移到了东欧，德国当局下令全面禁止拍摄大规模处决的照片；禁止拍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场景；禁止拍摄撤离或死亡游行以及战争回到德国本土后发生的类似事件。然而，一些士兵或平民，无论是犯罪者、旁观者，甚至是幸存者，都设法拍摄下这些罪行，使之“名垂青史”。“一些抵抗者或潜在受害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这些照片，记录了所发生的事实。”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Arad）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名犹太幸存者，后来逃了出来，在地下作战，最终成为以色列的一名将军，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的亚德·瓦谢姆博物馆（YadVashemMuseum）的馆长。此后，他出版了几本极其重要的书，最近出版的是《苏联大屠杀》（HolotheSovietUnion）。他最早于1990年出版的英文版《大屠杀画报》（PictorialHistoryoftheHolocaust），现有许多版本。阿拉德指出，尽管就某些主题和事件而言，影像材料很丰富，但一旦涉及东欧的广大领域，我们却很少有照片证据。

本卷书书写了一部第三帝国的最新历史。随着最后的幸存者、目击者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离世，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出的那些证据，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