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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1页）

第一章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

马修·斯蒂伯（MatthewStibbe）

自1945年以来，历史学家通常试图从魏玛共和国固有的结构性弱点，或从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殊独裁倾向来解释纳粹的崛起——这种独裁倾向可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要么缺乏必要的宪法制约和有责任担当的治国方略，来抵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威胁；要么就是受到了1918年以前保守派精英代表的破坏，后者继续主导着军队、司法和行政部门等关键机构，并决心寻找替代议会统治的反民主方案。1914年至1918年四年多的战争，随之而来的1919年苛刻的和平解决方案，20世纪20年代初的极度通货膨胀以及20年代末对美国贷款的过度依赖又摧毁了国民经济，使魏玛共和国特别容易受到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导致了纳粹的成功。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纳粹的崛起及其在1933年以后的日益成功和广受拥护，是不能仅仅从参照国家发展层面来界定和解释的历史话题。在地区层面，早期纳粹运动及其代表“真实”德国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主导巴伐利亚的形势所构建的。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反共和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在1919年至1923年间都在争夺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传达出来的核心信息，例如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人阴谋论的信念，是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9年柏林、慕尼黑、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掀起的左翼起义取得的暂时军事胜利的普遍回应的一部分。

在德国内政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常常被定性为军国主义极端主义运动、基于种族主义拒绝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同胞、对魏玛“体制”毫不妥协的敌意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暴力拒绝。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各节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问题所在，但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场运动首先成功地引导了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情绪和文化焦虑，以及它对现有社会和性别秩序构成的诸多挑战，其次它成功地将这些焦虑转变为德国和整个欧洲新激进民族主义的愿景。

战后巴伐利亚的激进右翼与早期纳粹党

纳粹党，最初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又被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记者卡尔·哈雷尔（KarlHarrer）和铁路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AntonDrexler）于1919年1月在慕尼黑创建，后者在战争期间曾参与了短命的右翼祖国党（FatherlandParty）活动。哈雷尔和德雷克斯勒都认为，德国工人党可以成为使工人远离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他们还与慕尼黑政治边缘的其他各种更阴暗的种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包括神秘主义者的极北之地（ThuleSociety）、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移民团体组成的奥夫鲍集团（Aufbau）以及激进的反犹德意志骑士团（Germanenorden）。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出生的德国战争老兵，据说是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情报处（BavarianReichswehr）的雇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本来是被上司卡尔·梅尔（KarlMayr）派去刺探情报的，结果1919年9月加入了这个政党。巴伐利亚帝国军队富有同情心的军官们确实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初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负责培训其准军事部门——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的重要力量。

尽管主要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早期纳粹也得到了来自各独立武装民兵组织、民防协会以及1919年以后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各地仍致力于打击军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最极端的是弗朗兹·里特尔·冯·埃普的追随者。弗朗兹是一位授勋的陆军上校，也是自由军团（FreikorpsEpp）的指挥官。埃普自由军团是一支志愿旅，曾于1919年5月在哥达附近的奥尔德鲁夫基地充当先锋，对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了残酷镇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后来的成员（和领导人）也加入了非正规的军事组织，于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东部边界上，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上西里西亚，对波兰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敌人”作战。与此同时，希特勒、德雷克斯勒（Drexler）和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Feder）一起，于1920年2月参与制订了该党的第一个方案，即所谓的“二十五点”（Twes）。在此之前，哈雷尔已经辞去了党内职务，德雷克斯勒很快发现自己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到1921年希特勒就成了唯一的领袖。

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认为帝国军队在1918年11月被国内叛徒“背后捅了刀子”的信念；以及对含糊其词、所谓不分宗教派别的“正面基督教”（Positiveity）运动的献身，都是纳粹在战后几年里的主要宣传主题。例如早期加入奥夫鲍集团和纳粹党的波罗的海裔日耳曼宣传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负责在慕尼黑媒体上宣传反犹的、沙皇时代的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希特勒对所谓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新看法明显受到了其影响。后来，他成为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Beobachter）的编辑，并一度被公认为纳粹党的“首席思想家”。富有的记者兼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Eckart）是希特勒最早的导师之一，曾在1920年12月帮助该党购买了《人民观察家报》。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觉醒”只会发生在反对他认为的“我们内部和周围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的斗争中。历史学家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Hastings）说，除了埃卡特，早期的纳粹党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天主教种族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并被批评者贴上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教派”的标签，呼吁对犹太人进行新的清洗运动。这一情况直到1923年9月才有所改变，当时希特勒与坚决反天主教的德国战斗联盟（GermanybatLeague）结盟。这是一个由“爱国”退伍军人团体、新教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纽伦堡的德国日（GermanyDay）组成的短命联盟，从此他疏远了最初的一些天主教同情者。

尽管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是否对早期纳粹思想形成有影响仍存在争议，但更广泛的共识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初在观念上非常褊狭，局限于南德，即使它在1920年至1921年成功地在巴伐利亚州边界以外建立了几个分支。1920年8月，希特勒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德国中西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国家社会党派发起的会议。所有这些党派赞同纳粹党纲领（“大德国区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和“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1]）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作为一个在战前的林茨和维也纳长大的年轻人，希特勒非常钦佩奥地利泛德国思想家乔治·里特·冯·舍纳尔（GeRittervonSerer）——后者把对犹太人、捷克人、政治天主教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政权的仇恨同等程度地加在一起。现在，他试图使这些想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战后地缘政治环境。

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工作的重点是在地区范围内树立该党的形象，消除来自德国社会党等对立右翼集团的竞争。1922年10月，希特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和他的800名支持者参加了在巴伐利亚以北的科堡举行的“德国日”，并与来自相邻的图林根州的左派反对者进行了斗争，这些左派反对者支持了当地工会抗议该镇上的军国主义者。那天最后，希特勒与前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Eduard）以及他的追随者一起畅饮了一番。卡尔·爱德华后来成为党内和党卫军中引人注目的官员，他是阿尔伯特亲王（Pri）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昔日的英国皇室成员（直到1919年被剥夺了头衔）。他也曾是一名士兵，与各种反共准军事组织有联系，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埃哈特旅（Ehrhardtbrigade）和自由军团（FreikorpsEpp）。大概同一时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地说服了国家社会党纽伦堡分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反犹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朱利叶斯·斯特雷彻（JuliusStreicher），让他们任其支配。伊恩·克肖表示，此举成功地将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约2万人。与当时在德国“国家”层面存在的种族主义团体，比如泛德联盟（Pan-GermanyLeague）和人民防卫与反抗联盟（GermanVolkisdDefianceLeague）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但足以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弗朗科尼亚以及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巴伐利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

1923年危机

1923年期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人数剧增。到1923年11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5万，但其核心支撑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慕尼黑。这一年初，因为此前德国拖欠了和平协议规定的应支付的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入侵的军队打算没收制成品和原材料，以代替缺失的金马克存款、木材和煤炭货物。柏林的帝国政府这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于是宣布一项被动抵抗政策，但这种打算部分落空了。在鲁尔的德国工人被指示进行罢工，而不是服从法国和比利时军事当局发布的交货命令。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刷出来用以支付他们待在家里的费用。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经开始恶性通胀，加之之前1914年至1922年创纪录的“普通”通胀，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到1923年秋，基本食品的价格每天都上涨几次，11月5日每公斤黑面包的价格达到780亿马克，11月19日达到骇人的2330亿马克。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冲洗一空，数百万家庭面临着贫困和饥饿，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前途风雨飘摇。除了1923年11月在慕尼黑以失败告终的“啤酒馆政变”（本章本节会有更多关于此内容的讲述）之外，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Stresemann）领导下的新帝国政府还面临着10月左翼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发动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动用紧急权力恢复国内秩序，并以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鲁尔危机。

在巴伐利亚，入侵鲁尔引起的愤怒与德国的其他地方程度相当。根据《凡尔赛条约》关于协约国15年内可以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上驻扎军事力量的规定，作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普法尔茨（thePalatinate）从1920年起就有法国士兵在此驻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巴伐利亚人和其他人一起抗议法国使用北非和西非军队来充实其占领军（按照当代德国的说法，这是“莱茵地面上的黑色耻辱”）。对鲁尔的入侵虽然只涉及欧洲军队，并不影响到巴伐利亚领土，但这被视为另一次挑衅。然而有趣的是，希特勒运动针对德国的大多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拒绝支持消极抵抗政策，反而呼吁首先进行反对柏林政府的全国起义，与法国的任何军事清算倒是排在其次。这也让纳粹党与德国北部的各种极右翼团体产生了冲突，这些团体为了对抗法国的“帝国主义”和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而与共产党结成了奇怪的临时联盟。他们中的恩斯特·祖·雷文特洛伯爵（stZuReventlow）甚至撰文参与了关于“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主题的讨论，这些文章在鲁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在共产党的日报《红旗》（DieRoteFahne）上。

虽然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进军罗马”（Maran）成功的鼓舞，希特勒极端反共和的立场却赢得了那时正在德国南部争夺霸权的、更广泛的右翼领导人和军国主义团体的同情。例如，通过参与上述战斗联盟，前战时陆军军需官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dorff）表示，他愿意与纳粹和其他阴谋活动组织合作，为新的准军事部队提供培训。这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令他们厌恶的是，柏林的斯特雷斯曼政府似乎决心履行这些裁军条款。

更复杂的是目前巴伐利亚政治和军事当局（尤其是负责维护慕尼黑法律和秩序的“三巨头”）采取的立场。三巨头分别是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RittervonKahr），巴伐利亚州警察局局长汉斯·里特·冯·西瑟（HansRittervonSeisser）和驻巴伐利亚德国国防军（theBavarianReichswehr）司令奥托·冯·洛索（OttovonLossow）。他们的态度对任何政变企图能否成功实现都至关重要。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共和制，但在政治上和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分歧。尤其是卡尔，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前任约翰尼斯·霍夫曼被罢免后，他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长，与其说他是大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拒绝将右翼极端分子移交给柏林，并在1921年至1923年担任巴伐利亚区长期间继续阻止引渡请求。1923年9月26日，作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决定结束在鲁尔进行的斗争的初步回应，他被任命为握有紧急权力的国务委员。此后，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将100多名外国出生的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这显然是对极右翼观点的让步。

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卡尔和他的君主制伙伴西瑟和洛索动摇了，尽管起初他们仿佛是受到了胁迫，而同意了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战斗联盟共同策划的在慕尼黑发起“全国起义”的阴谋，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没有警察和德国国会支持的情况下，这场政变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只想游行穿越慕尼黑市中心、夺取对巴伐利亚战争部大楼的控制权并抓捕一些市议会议员作为人质，因此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慕尼黑大主教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哈伯（MiFaulhaber）均拒绝批准该政变。巴伐利亚州首府的大多数国防军（Reichswehr）军营和警察指挥所也拒绝交出武器或与阴谋者为伍。尽管如此，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心在11月9日的早晨执行他们的计划。在慕尼黑市中心统帅堂（Feldherrnhalle）前面的音乐厅广场（Odeonsplatz）上，14名叛乱分子在与武装警察和军事小分队激烈的枪战中丧生，4名警察也在枪战中身亡。希特勒逃离现场，因此招致鲁登道夫的不满，但几天后希特勒就被捕了。

接下来1924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判成为国际和国内宣传中的重要事件。希特勒被判叛国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鲁登道夫被判无罪释放。希特勒以此审判为宣传平台，提出了他有些误导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声称自己是该阴谋的唯一政治领导人，从而把鲁登道夫的贡献边缘化。该判决出乎意料地宽大，反映出主审法官乔治·尼特哈特（Ge）带有保守倾向的同情心，而且还拒绝考虑帝国政府官员关于在该纳粹领导人刑期结束时将其驱逐回他的祖国奥地利的要求，理由是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出生的煽动者侵害的法律，“不适用于像希特勒这样特别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思维方式的人”。

希特勒被囚禁在位于巴伐利亚首府以西约40英里处的兰德斯堡监狱（Laress），与他一起被囚禁的还有鲁道夫·赫斯（RudolfHess），赫斯随后于1933年成为该党的二把手。在判决宣布后的几天里，一份名为人民集团〔民族-种族主义者集团（V?lkischerBlock）〕，实际上就是当时已经被取缔的纳粹党的候选人名单，在4月6日的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7。1%的选票，在5月4日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赢得了16%的巴伐利亚州地区选票。慕尼黑人民集团，在这两次选举中的支持率甚至更高，分别为34。9%和28。5%。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在德国部分地区的非法夺权行动中未能获得警察和军事支持的教训，使得当时的希特勒确信，通往未来胜利之路须穿过投票箱，这也是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得出的结论。《我的奋斗》大部分是在兰德斯堡写就的，最终在1925年和1926年出版了两卷。

相对稳定

德特列夫·J。K。佩克特（DetlevJ。K。Peukert）等人曾将1924年9月描述为魏玛共和国的“欺骗性的稳定”时期。1923年10月至11月，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theRentenmark）被推出，尽管以数百万小储户和养老金持有者的损失为代价，但其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戛然而止。随后，根据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Plan）对赔款进行了修订，该计划还使得美国向德国提供了新的贷款。尽管斯特雷斯曼作为帝国总理于1923年11月下台，但此后他任数届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职务，直到1929年10月他突然去世。在他的主导下，德国于1925年签署了承认其与西方邻国边界的《洛迦诺公约》，于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就协约国1927年至1930年间分阶段从莱茵兰撤军进行了谈判，撤军比《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时间表提前了5年。德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在1929年至1930年，根据《杨格计划》（theYoungPlan）完成了对赔款支付的进一步修订。

斯特雷斯曼围绕外交政策建立起来的一些共识也延伸到国内。在此期间，德国国内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无疑明显减少了。例如在1924年12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人民集团（VolkischerBlock）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从16%降至5。1%，而在整个德国该集团的得票率仅为3%。在1925年3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鲁登道夫作为该集团的候选人，只赢得了灾难性的1。1%选票，并且退出了竞选，这无疑让希特勒感到满意。希特勒在服刑仅9个月后被释放，并于1925年2月正式对纳粹党进行重建，但该党一开始也很难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进展。在1928年5月国会选举的第一次全国支持率测试中，它只获得了2。6%的选票，甚至在其巴伐利亚腹地，它的得票率也不到6。4%；在柏林，其结果只有微不足道的1。6%。诚然，其党员人数继续增加，到1928年底达到10万人左右，但纳粹党企图在工薪阶层生活的地区重建对它的支持却落空了。直到1927年，德国大部分地区禁止希特勒公开演讲，甚至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州禁令一直持续到1928年。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些“荒野年代”视为纳粹党完全失败的时期而对其不屑一顾。一方面，正如克肖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极力要做的是获得“对这次运动完全的掌控权”，在共同承诺消灭“马克思主义”和摧毁所谓的“犹太共和国”的基础上，既要留住老的支持者又要赢得新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该党的结构得到了彻底改革，如今在民众中展开宣传，比进行准军事活动更受重视（尽管定期被禁止，偶尔也会有冲锋队各级内部的公开反抗，但准军事活动仍然很重要）。纳粹党在下巴伐利亚的前特工格里格·斯特拉瑟（GregorStrasser）被带到慕尼黑，领导该党新的政治部。他的职责是在德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确保只有获得政治部正式批准的人才能代表党发言。然而他的权威却被地区高莱特（Gauleiter，地区党部部长或叫政党领导）的权威所制衡，后者被任命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超越了他们对政策的考量。党的政治部和高莱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将该党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相信德国在1918年因“内部敌人”的阴谋而被迫屈服，而实现国家复苏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左翼和犹太人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党员是未来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是一个能够蛊惑人心的莱茵兰人、仇犹者和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和斯特拉瑟一样，他最初希望更多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因素。1926年9月，他成为柏林的高莱特，在那里他多次组织与共产党的暴力冲突，并在1930年5月，成为纳粹党在慕尼黑的中央宣传处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总体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事实上，希特勒在1926年2月于班贝格（Bamberg）召开的一次党内高级官员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这一举措不予考虑，他在会议上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创造”，称意大利和英国为“天然盟友”，并重申他支持1920年的“二十五点”。纳粹党在全国影响力的建立倒是更多地得益于其他极右翼团体土崩瓦解、相互交战和群龙无首的局面。例如，上文提及的雷文特洛伯爵，于1927年退出了敌对的边缘政党，加入了纳粹。尽管他与戈培尔以及柏林的纳粹党其他主要人物关系紧张，但他们还是能一起共事。

当然，自1923年到1927年，德国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柏林联合政府频繁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开明的意识，即可以让议会政府为人民服务。例如为新住房计划提供慷慨的公共融资，以及为大多数工薪阶层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失业保险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宣扬的讯息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无关紧要。尽管如此，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被争取到共和制这边来。其中的一个早期迹象出现在1925年4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期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贵族出身的陆军大元帅兴登堡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共和派主要派候选人、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treParty）的威廉·马克思（WilhelmMarx）。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轮竞选。

尽管保罗·冯·兴登堡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主义者，但在最初担任总统的头五年里，他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事务，似乎是接受了议会制度。在1928年5月的国会大选后，他甚至同意任命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Muller）领导的新政府。然而他支持了军队企图保护自身不受“毫无根据的”公众批评或者不接受对其活动进行民主监督，这方面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偶尔会引发激烈的国内争议，比如左翼分子试图揭露国会在海外（特别是在苏联）使用秘密资金和关系，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限制的情况下，推行秘密重整军备的政策，但遭到了阻挠（或被谴责为“不爱国”）。1928年10月，穆勒政府是否会按照其前任制订的计划，着手建造一艘小型战舰装甲巡洋舰A（PanzerkreuzerA）这种相对来说的小事情再次突出表明，国会特别是在库尔特·冯·施莱彻（KurtvonSchleicher）将军领导下的国会，决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国防政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