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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摄影和电影（第2页）

在20世纪30年代，插图杂志在故事报道方面还没有像日报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军事审查制度和宣传部新的指导制度加强了对插图杂志内容的控制，这些制度与对报纸发行的要求类似。1939年9月，当我们这两位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居民到附近的报刊亭购买《柏林画报》时，他们会马上注意到杂志已经有所不同。像其他带插图的周刊一样，《柏林画报》庆祝德国的胜利，美化德国军队的剥削行为，向读者展示照片，证明希特勒的新型作战方式——闪电战——是不可阻挡的。在战争的头两年，《柏林画报》一直着重报道德军的不懈进攻，并一直延续到1941年6月22日开始的入侵苏联战争的初始阶段。1941年《柏林画报》刊登的照片故事强调了德国火力的破坏性影响。例如，7月10日那一期的两张照片展示了一排被摧毁的敌人的坦克和卡车。这期的标题告诉读者，在1941年6月22日至27日期间，德军共摧毁或缴获“2233辆战车，包括46辆重达52吨的坦克”。苏联战俘的照片显示他们迷失了方向，常常不戴头盔，制服脏乱，表情沮丧。相反，德军士兵装备精良，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地向苏联挺进。1941年7月17日的那一期刊登了四张标题为《这些是丘吉尔的同伙》的大头照。照片上，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士兵没有刮胡子，蓬头垢面。这些照片与下一个报道中四个英俊、微笑的德国士兵的大头照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仅在25分钟内就摧毁了6辆苏联坦克。德国士兵的照片充满了活力和阳刚之气，这些照片不仅与沮丧、肮脏和虚弱的苏联男性战俘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是与作战中的红军女兵形成了鲜明对比。1941年第30期杂志展示了一位“不自然的”持枪女同志。标题解释说：“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运动中，德国士兵一再俘虏女囚犯，她们有的穿着女性的服装，其他则穿着制服，（她们是）狡猾的狙击手、坦克队员或卡车司机。”

当我们乔塞大街4号的两个居民翻阅《柏林画报》时，他们一定会看到《柏林画报》所声称的一系列描绘“犹太苏维埃委员会暴行”的照片。据报道，在立陶宛，“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那些恐怖的照片展示了他们残缺的尸体。报道声称，一个年幼的孩子“仅仅因为母亲是德国人”就被谋杀。

大量势不可当的德军进攻苏联的照片，以及据称是犹太政治委员会和苏联秘密警察所犯暴行的照片同时涌入读者的视野。但这并不是巧合，《柏林画报》还有一个关于华沙犹太人区的冗长的照片故事。1941年7月17日出版的《柏林画报》中刊登的华沙犹太人区的场景试图展示，犹太人，即那些在“布龙贝格（Br）、利沃夫（Lemberg）、杜布诺（Dubno）、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战争初期德裔被杀的波兰城镇）进行谋杀的刽子手所属的群体”，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但绝口不提正是德国侵略者导致了波兰犹太人在华沙犹太区的非人境地）。这些照片将犹太区的大多数犹太人遭受的悲惨情况和少数富裕的犹太人享受的特权进行对比——这些特权包括参加歌舞表演，在“犹太人聚居区酒吧”喝酒。这些照片似乎表明，一些犹太人无情地忽视，甚至可能利用了他人的苦难。没有一个地方有德国占领者的影子。

电影中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初，参战各国政府都关闭了受欢迎的娱乐场所——因为在如此严肃的时期，这些地方似乎太“轻浮”了。然而，二战时期，为了鼓舞民众士气，电影院、无线电广播及其他形式的大众娱乐形式依然继续正常运转，这是一件大事。事实上，战时去看电影的德国人比和平时期还要多，而且最成功的一些德国电影也是在德国战争时期制作的。在战争的头两年，电影观众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需要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甚至后者的因素更大。成千上万的德国男人被派到前线，他们的亲戚朋友想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对于这些影迷来说，新闻可能比故事片更重要。据科里·罗斯报道，柏林几家新开的电影院为了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渴求，每天只播放新闻短片，有的甚至达到10个小时的播放时间。

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新闻片的优势在于能够或多或少真实地报道德国所取得的一系列不可否认的胜利。呈现给德国观众的战争情形无须经过重大篡改。然而，观众逐渐开始对新闻片所展示的战争场景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在入侵苏联之前就有了。例如，据科里·罗斯报道，1940年2月，驻扎于德累斯顿的德国士兵就曾对一部展现德国侦察兵在洛林穿越法国边境的高调电影表达了嘲讽。但是新闻短片中对1941年开始的苏联战争中不断增长的伤亡人数则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略，这引起了观众对官方来源新闻的质疑。尽管如此，新闻短片仍然成功地将信息和娱乐结合起来，至少在此之前是这样的。然而，对新闻短片失去信心并没有造成电影观众的减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吸引到电影院去观看纳粹政府认为值得拍摄的、高质量、高成本的故事片。据科里·罗斯介绍，1943年至1944年间，德国人去看电影的平均人数比1939年增加了40%左右，是1933年的3倍之多。随着盟军轰炸行动摧毁了许多柏林电影院，以及德国电影业生产的电影越来越少，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实际上会发现越来越难买到首映剧场的票。罗斯表示，排队买票的队伍中会爆发打斗，票通常只能从黄牛手中获得。

战争期间，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电影。历史剧描绘了德国过去的天才领导人〔《俾斯麦》，1940年；《弗里德里希·席勒》，1940年；《伟大的国王》，1942年（Bismarck，1940；FriedrichSchiller，194，1942）。〕其他电影戏剧抨击了德国现在的敌人，财阀般的大英帝国〔《卡尔·彼得斯》和《欧姆·克鲁格》，1941年（CarlPetersander，both1941）〕和苏联（GPU，1942）。1940年制作完的电影《贾德·塞》（JudS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TheRothschilds）揭露了背信弃义的犹太人——被纳粹视为德国最大的威胁。《朱德·塞斯》（JudSüss）是第三帝国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到1945年，超过两千万观众或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看过这部电影。

纳粹承诺，击败敌人将使第三帝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帝国，所有种族上被接纳的德国人都会从中受益。纳粹希望大制作的故事影片不会只是为了取悦德国观众，还要向德国人表明，他们的个人幸福取决于“国家的命运”，他们要动员民众支持这场战争。然而，至少现在个人的幸福必须服从于对胜利的责任和承诺。讲述了普通德国男人和女人在二战期间故事的《点播音乐会》（Requestcert，1940）和《伟大的爱情》（TheGreatLove，1942）能够成为在纳粹德国最受欢迎的两部战时电影也就不奇怪了。这两部电影都吸引了大量观众。据科里·罗斯报道，到战争结束时，《点播音乐会》卖出2650万张票，《伟大的爱情》卖出2800万张票。《点播音乐会》成为多媒体制作的奇迹。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邀请听众按要求发送一段音乐，在广播中播放，送给对他们很重要的人。在战争期间，这个广播节目在战斗阵线和家庭阵线之间建立了一个听得见的纽带，一个正如纳粹所看到的“广播中的人民共同体”。重新命名的《国防军点播音乐会》（RequestcertfermanArmedForces）邀请士兵们发送他们的音乐片段送给重要的人。1942年12月，一个特别的圣诞连线广播节目（多个电台连接）将家中的听众与德国士兵连接起来，他们驻扎在庞大纳粹帝国的遥远角落里，从北极圈到北非，从大西洋海岸到苏联。

《点播音乐会》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英格·瓦格纳〔IngeWagner，伊尔斯·沃纳（IlseWerner）饰〕和赫伯特·科赫〔HerbertKoch，卡尔·拉达兹（CarlRaddatz）饰〕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时坠入爱河，但后来内战爆发，赫伯特作为秃鹰军团的飞行员被派往西班牙，他们失去了联系。1939年波兰被袭击之后，赫伯特仍然深爱着英格，便向电台节目《国防军点播音乐会》发出请求。两个人终于又找到了对方。科里·罗斯辩称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将最近的事件带入了戏剧性的情节中，因为它使用了一些原始的纪录片片段。但最重要的是，它告诉德国观众，对国家的奉献并不会妨碍个人幸福和个人愿望的实现，相反，它最终会帮助实现个人幸福。

到1939年德国开战时，大约有700万德国人或10%的人口拥有照相机。为了向德国士兵推销相机，福伦达光学仪器公司做了一个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士兵，脖子上挂着一个皮套，据称是皮套里的相机救了他的命。这则广告声称，一枚手榴弹碎片卡在了照相机里而不是士兵的身体里。在医院休养期间，他又订购了一部救过他命的同款福伦达相机。这台设备非常坚固，完全可以阻挡战争可能造成的很多伤害——虽然广告最后开玩笑说，用大炮瞄准相机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主意。

受插图杂志和新闻短片中广告图片的鼓舞，许多德国士兵把相机带到了战场上。一小拨人也在他们的背包里带了手持摄像机。普通德国士兵拍摄的战争照片是什么类型的呢？这些私人照片与官方的摄影作品是一致的还是不同的呢？官方发出的照片是由宣传公司约15000名摄影师在1943年之前随军拍摄的。二战期间，这些宣传公司的摄影师在德军战斗的每一条战线拍摄了至少350万张照片。其中数百张照片发表在大批量发行的插图杂志和报纸上，数百万读者可以看到。插图杂志——《信号》（Signal）以20多种语言出版，并在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发行，巅峰时销量达到250万册。这些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塑造了德国人和欧洲人看待战争的方式。

帕梅拉·斯威特（PamelaSwett）、科里·罗斯和法布里斯·德·阿尔梅达（Fabriced’Almeida）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被纳粹政权吸引，甚至为之着迷，我们就需要承认它给那些种族上被接纳的人带来了快乐。战争带来的最重要的乐趣之一是使德国男性和一小部分女性有机会前往新纳粹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带着照相机的德国士兵就像游客一样。在被占领的法国，他们拍摄了著名地标的照片；在巴黎，他们站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上，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正如希特勒在法国首都的旋风之旅中所做的那样），或者他们坐在圣心大教堂的台阶上，还有蒙马特的红磨坊、凡尔赛宫、孚日山脉和诺曼底海岸。在希腊，士兵摄影师为帕台农神庙拍照。景观是重要的主题，但迈肯·乌姆巴赫表示，西欧的景观照片与在东方拍摄的照片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照片中呈现的景观是经过塑造的、“文明的”、可亲的。西欧显然属于一个熟悉的“文化空间”（Kulturraum）。然而苏联一望无际的草原却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当道路因为秋雨变得泥泞不堪时，整个景象就显得毫无吸引力，诡谲神秘，甚至充满威胁。在广袤无垠的东方大地上，德国士兵并没有归属感。

像一战时一样，德国士兵也通过照片来展示德国的军事力量，比如其闪电战在西方的胜利。他们还拍摄了敌方领土内被摧毁的建筑物、铁路线和桥梁的照片，摧毁或缴获的敌方火炮、坦克和其他武器的照片。敌方战俘的照片也出现在士兵的相册里。摄影师对黑人和殖民士兵特别感兴趣。在法国拍摄的照片中也出现了普通民众的身影。在苏联，对普通民众的拍摄更加具有民族研究价值。苏联的普通民众在德国士兵眼中是具有异域特点的、奇怪的、未开化的他者形象。

暴行照片构成了官方和私人战争摄影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插图杂志确实刊登了暴行的照片，但只有那些据称是苏联人犯下的暴行的照片。然而，在其他方面，私人和官方战争照片的视觉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对方。普通士兵摄影师们复制了他们在插图杂志上看到的主题和观点，他们还从负责拍摄杂志照片的战争摄影师那里购买了一些照片，贴在自己的相册剪贴簿中。虽然私人和官方战争摄影不是简单的相互观照，但它们往往在共享的想象框架中重叠在一起，这一框架定义了战争本来是什么样子。

与摄影和电影的其他邂逅

在第三帝国，德国人还有许多其他方式邂逅并使用照片和电影图像。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可能把所有方式都考虑详尽。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份简要的可能性清单，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名居民中有一位是吸烟者，他一天或一周中的一站可能是当地的烟草商，那么从4号向北走10分钟即可到达位于乔塞大街33号的克拉拉·阿姆斯洛（ClaraAmeslower）。在这里，他可以买一包香烟，香烟盒里附赠可收藏的摄影卡片或购买照片的优惠券。在第三帝国期间，这些摄影图片的发行量可与插图报纸及杂志相匹敌。例如，由利是美烟草公司创建的香烟图片服务，在其高峰期出售了约240万册相册，顾客可以在相册中贴上希特勒或新德国武装部队的照片，或由该公司随每包香烟赠送的1936年奥运会的照片。

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明信片的形式获得照片——1933年之前，明信片描绘的是旅游和历史遗址，但此时也包括希特勒的肖像。一些明信片是由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制作的，他呈现了这位国家元首“不为人知的一面”（AsNoOneKnowsHim是霍夫曼最畅销的照片集的题目。照片集是另一种视觉类型，是第三帝国另一个重要的摄影“平台”）——换句话说，明信片上展现的是希特勒私人生活中安静的瞬间。迈肯·乌姆巴赫指出，在风格和主题上，这些由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与数百万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私人家庭照片类似。它们试图表现出与大量官方照片和画像中“伟大”的政治家希特勒所不同的，这位纳粹独裁者“更人性”的一面。

在第三帝国时期，摄影成为众多纳粹组织和机构的基本做法。如果我们的两位居民，或1933年至1945年间居住在这里的其他德国人，是希特勒青年组织、纳粹女童和妇女组织、帝国劳工局、党卫军、德国警察或其他任何第三帝国机构的成员，他们也会看到（甚至可能帮助制作）该机构活动的照片。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认为创造自己的摄影记录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建立自己的“内部”照片实验室。一些组织和机构还会出版插图杂志，在杂志上发表这些照片供内部消费，但也是为了向更多的德国公众宣传自己的组织。比如米里亚姆·阿拉尼（MiriamArani）发现，在被占领的波兰，德国警方和党卫军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一些被用来识别和残酷迫害波兰人、犹太人和任何其他非德国裔的人，党卫军或警察将他们视为第三帝国危险的敌人。其他发表在《警察》（ThePolice）等杂志上的照片也在该机构内流通。这些照片庆祝德国警察在波兰的“成就”，并试图塑造强大的自我形象，培育警察部队内部的集体归属感。德国警方的个别成员也在波兰拍摄了自己的私人照片。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工编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其中主要是他认定的德国敌人的照片——当然这些敌人仍然主要是犹太人和波兰人——而他的任务是消灭他们。

作为武器的照相机

纳粹懂得如何利用相机作为武器。犹太人被羞辱甚至被谋杀的照片是第三帝国视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33年，冲锋队拍摄了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人商店的照片，并张贴告示，任何胆敢越过抵制线的人将被拍照。冲锋队还羞辱了所谓的“混合种族”夫妇，让其在街上游行示众，强迫他们在脖子上挂上大牌子，承认“我掠夺了一个基督教少女”或“我是一个德国女孩，让自己被犹太人玷污”。这些公开的羞辱行为经常被拍照记录。康兹、普雷恩和怀尔德表示，在一个东方小镇——弗里斯兰镇（Frisiantown）里，当地纳粹党支部委托一个药剂师拍摄这种游行的照片，后来他把照片放在他的商店橱窗里展出。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国防军士兵羞辱了在华沙街头的正统犹太人，在镜头前剃掉他们的胡子和耳朵周围的头发；或者强迫他们做丢脸的体操，同时拍摄他们的照片。据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Nichardt）说，这个德国小镇里最后一批犹太人于1941年从巴特诺伊施塔特（Bad）被驱逐到东部的照片被放大到海报尺寸，并放在市中心展览。就连入侵苏联后，在被占领的东方领土上发生的一些枪击犹太人事件，也显然是为了拍照而上演的。与上面讨论的私人照片中的拍摄对象不同，这些犹太人受害者对他们如何或是否出现在这些照片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显然，强迫受害者拍照的实际行为对肇事者很重要。这些照片本身将成为德国人与他们的种族敌人或其他敌人算账的纪念品。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是权力的行使。

能够有犹太人的婚礼照片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无法指望犹太人会不顾纳粹占领、不顾被驱逐和被消灭的威胁而结婚。婚姻的前提是对某种未来的期望，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照片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存活下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不久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吗？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能活下来吗？1942—1943年间，在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Greece）举行的一场婚礼的照片说明告诉我们，这对夫妇的“婚礼是在他们被驱逐前两个月匆忙安排的，这样他们就能待在一起。这对夫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丧生”。

然而，知道这些照片拍摄的故事之后，我们反而很难理解这些照片最初展示的内容。我们也许知道这些照片里的大多数犹太人是活不下来的——事实确实是这样。认识到我们的“现在”和他们的“那时”之间的距离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亲戚是微笑着的，为什么他们在战时物资稀缺和纳粹迫害的极端条件下，花费这么多精力和聪明才智去寻找婚礼礼服和一场“体面”的婚礼所需要的一切。这些犹太人婚礼的照片并不是试图否认大屠杀的可怕现实，而是有意识地通过表明一小部分常态和对未来的希望来否定大屠杀的怪诞异常。犹太人婚礼的照片也可能暗示犹太人有时可以用摄影来挑战纳粹宣扬的反犹太人的恶毒形象。在这些私人照片中，犹太人展示了自己希望被看到的一面，而不是纳粹描绘的那样。

到1945年初，德国人的视觉世界正在迅速缩小。如果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确实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买到一本插图杂志或找到一家仍在营业的电影院了。除非去黑市，否则士兵和平民可能无法买到相机胶片。随着纳粹帝国的边界在东部被红军压缩，在西方和南方被盟军击退，德国人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战争画面越来越接近帝国本身。电影这个视觉领域尚未受到影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戈培尔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来制作电影，如《明希豪森》（Mün，19421943[1]）中的奇妙特效，或制作1945年1月30日上映的维特·哈兰（VeitHarlan）的电影《科尔伯格》（k）中描绘的民族救赎的历史剧。这部电影描述了1807年普鲁士军队在波米兰尼亚的要塞科尔伯格镇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防御。根据科里·罗斯的说法，这部电影是第三帝国最昂贵的一部电影。甚至在红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时，戈培尔还从前线调遣了5000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和3000匹马参与战争场景的拍摄，同时用100节火车车厢载着盐来模拟雪景。也许，戈培尔是希望这部电影能激励德国观众继续战斗到取得纳粹领导人所依然坚称的可能发生的“最终胜利”。然而，科里·罗斯认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点播音乐会》和《伟大的爱情》中揭示的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许多德国人来说，电影现在已经成为逃避前线传来的更加令人沮丧的新闻的一种方式——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事件（1943）以及盟军在德国本土的轰炸造成巨大破坏之后。正如一位当代人所描述的，德国人在1944年和1945年所看的电影是“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电影”，那么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打算前进不是为了让德国赢得战争，而是为了让他们及其家人能够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只要德国人完全致力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就能期待美好生活”，这样的承诺变得越来越空洞。

第三帝国摄影和电影的来世

在第三帝国时期拍摄的一些照片在1945年后重回德国人的视野。那些纳粹暴行的照片和德国人向他们的死敌——犹太人复仇的照片，在战后浮出水面。这在当时也许被视为“伟大时代”的记录，却也成为这一可怕罪行的视觉证据。然而，第三帝国时期很多其他的照片和影片与纳粹恐怖的联系并不如此明显。战后一些德国人认为日常娱乐或度假的私人照片，还有纳粹制作的一些大型电影表明第三帝国的生活中，有许多部分没有受到纳粹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的影响。第三帝国的大片仍然会出现在德国电视广播的节目清单中，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还会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电视台播出。因此有争议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德国娱乐影片，没有真正的政治内容或意义。同样，如今的德国人也有可能被他们在数千张家庭相册中找到的私人照片所说服，这些照片表明，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十分重视纳粹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种族要求。第三帝国似乎总是躺在这些私人照片的框架之外。在这一章，我论证了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说法。我们需要把第三帝国时期所有的影像资料放在赋予它们意义的真正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定位，然后才能正确理解纳粹德国时期摄影和电影的用途和功能。

[1]　本书中年份或月份中的“”表示“或”，作者不确定或目前史学界无定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