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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2页）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粮食

到1942年初，德国未能攻占莫斯科，这表明苏联不会很快被打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了战争，德国面临着一个资源以4∶1超过自己的联盟。科隆在春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千架轰炸机”袭击，这是盟军实力的象征，也是空中轰炸可怕的预兆，德军士气进一步受到打击。

国内战线开始面临物资短缺，尤其是粮食短缺。1942年4月，民众口粮不得不被缩减，整个夏天，公众情绪持续抑郁。国家安全局报告称，粮食状况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谈话主题之一”。1942年10月收获季节，戈林在柏林体育宫（BerlinSportPalace）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宣布将“普通消费者”的面包和肉类定量分别从8000克增加到9000克，从1200克增加到1620克。尽管这并没有弥补之前的缩减，而且增加的定量也不得不在次年春天取消，但公众情绪有所改善。

然而，粮食供应只能通过开发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和继续快速掠夺来维持。德国人开始明白，这场他们仍然认为是防御性的战争，其实需要一个他们持续为之战斗的欧洲帝国来维持。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四个月前，希特勒曾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这是一个扩大我们在东部的生存空间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粮食短缺导致了民众和政府之间不稳定的紧张关系，当局这次决心采取不同的做法。

战争一开始就实行配给，分三种类型，分别给“普通消费者”“重体力劳动者”和“特重体力劳动者”。到冲突结束时，共有16个类别，涵盖不同年龄和需要的个人。孕妇、哺乳期母亲和幼儿获得了更多的牛奶分配，而轮班和夜班的劳动者得到了额外的卡路里补给。营养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2750卡路里，该系统通过向“特重体力劳动者”提供多达4200卡路里的热量来重新分配营养。由于白领工人通常能摄入2400卡路里的热量，重体力劳动者的额外配给也表明了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因为他们使战争工业逆转，政府不能冒险激起这些人的反对。

尽管政府在战争初期犹豫是否缩减消费品，但像肥皂和衣服这样的必需品越来越受到严格的配给管制。妇女杂志《NS女装》（e）定期刊登文章，解释配给制度，并鼓励平民爱惜衣服和鞋子，使它们尽可能被长久穿戴。与其他战争国家一样，也有回收废金属运动和反对浪费的运动。提倡节俭方面的努力包括提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德国家庭每个星期天都要吃一顿低成本的一锅饭（Eintopf）。党代表挨家挨户地收集节省下来的钱，这些钱被捐赠给全国社会主义冬季救济工程〔theNationalSocialist（WinterHelpWorks）〕——一个慈善组织，为需要帮助的“人民共同体”成员提供资助。这些尝试的目的是强调德国的团结和团体感，正如流传的照片中希特勒和其他帝国官员享受一顿欢乐的一锅饭所表现出的他们愿意与人民一起做出牺牲。

同样，当局也不遗余力地将军人和平民的饮食联系起来，以避免有人觉得这个或那个群体可能是特权消费者。从1942年1月起，德国所有的餐馆都被要求在周二和周四提供一顿一锅饭或别的简单饭菜。通过分享野战厨房式的食物，德国人可以更广泛地履行家庭和战争前线的统一，以及“人民共同体”的统一。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防备德国可能如一战中一样陷入封锁。他的目标是充分开发现有的农业用地，寻找那些可能会变得难以获得的外国商品的替代品。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化肥的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化肥用到许多与制造炸药相同的原材料。脂肪和蛋白质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导致了政府资助的对动物育种、牛奶生产以及培育大豆等传统上不在德国种植的植物的研究。

当局试图更好地储存食物，以便全年都能摄入健康的营养。罐装食品有几个缺点，包括它们的总体质量、重量，以及制造金属罐需要进口的锡板。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速冻技术，能保证更好地储存维生素，而且需要的包装少。国家社会党人支持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在1939年购买了美国查尔斯伯德赛（CharlesBirdseye）研发的工业加工专利，以使大规模冷冻迅速可行。正如历史学家乌尔里克·汤姆斯（UlrikeThoms）所指出的，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政权这一惊人的购买表明，德国人看到了冷冻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能确保充分的粮食储备方面的巨大作用。到1940年，已有约22000吨冷冻食品投入生产，其中鱼类7000～8000吨，水果和蔬菜14000吨。然而，运输和储存冷冻货物需要特殊设备，而国家社会党人的梦想很快就受到了战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冷冻促进了挪威鱼类以及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法国肉类和蔬菜的开发，但新技术并没有转化为对冷冻食品的大量消费。

尽管战时的创新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但很难判断战争期间大多数德国人的烹饪和饮食习惯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然，脱水食品被大量引进，大豆和豆芽被用来填补肉食配给空缺，豆粉给速食饮品提供了食材。传统食物仍然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包括食用土豆在内的根茎蔬菜数量的增加，肉类和脂肪类饮食的数量却在减少。

被占领国对德国国内战线粮食和消费品的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法国丰富的资源让士兵们大为惊奇，他们开始把肥皂、丝袜、黄油甚至鸡蛋等各种东西寄回家。从1940年9月下旬起，除定量配给的货物例外，国防军决定在法国“军人个人可以购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除了野战哨所运送的许多货物外，士兵带着鼓鼓的背包和挂在脖子上的包裹回家休假成为一个熟悉的景象。他们备受欢迎的到来有助于弥补短缺，这让士兵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度的英雄——历史学家戈茨·阿利（GotzAly）认为，这加强了民众对希特勒扩张计划的支持。从1943年开始，对德国的空袭愈演愈烈，士兵们紧急搜查占领区，寻找基本生活用品，再送回家给遭受轰炸的家人。购物成了更为公开的掠夺形式的替代和补充。

尽管西欧人遭受了许多苦难，他们的战争岁月记忆就是饥饿岁月，但在苏联，对被占领区的榨取却走得最远。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贝克（HerbertBacke）认为，挖掘东部粮食资源对于“缓解欧洲的营养状况问题和减轻交通运输压力”至关重要。德国士兵接到指示，不管国内平民需要什么，都要靠这片土地，正如国防军军需官就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平民所解释的，“每列从祖国运来供给品的火车都会在那里卸下食物。我们的亲人有东西吃，而俄罗斯人挨饿，这样比较好”。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只能靠彻底耗尽邻国的资源来继续战斗。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工人

除了食物和工业资源，帝国还开发人力。有些人是受到激励自愿来的，例如，德军承诺只要有三人自愿为德国工作，就可以释放一个法国战俘。但是，绝大多数人被带到帝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要么是作为战俘，要么是作为强制劳工。对这两个群体来说，随着战争的继续，工作条件越来越差，口粮越来越少，武断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普遍。疾病是常客。尽管德国的每个人都有受到盟军空中轰炸的可能，但外国人尤其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工业场所是轰炸目标，而他们没有跟德国同事同样的避难机会。

为了补偿越来越多的德国男子被征来服现役这一事实，德国引进了外国工人。学者乌尔里希·赫伯特指出，武器巨头克虏伯（Krupp）所在地埃森（Essen）的外国人口从1940年不到1%的低比例增长到1945年初的10%以上。工人们被安置在营地，口粮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明显减少，并受到随意惩罚。战争期间，至少有17万苏联工人和13万波兰工人在德国丧生，由于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前往或离开德意志帝国途中死亡的人，实际数字可能高出数十万。

最初，由于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外国劳工受到了相对周到的待遇。然而，当1940年法国沦陷、120万士兵被俘虏时，德国突然似乎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朝着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党卫军和警察代表不等上级命令，就禁止波兰人使用自行车——以防逃跑，并禁止他们进入游泳池和海滩。在整个帝国，他们休假和加薪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教堂。从1942年2月起，所有来自东部的工人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枚印有“Ost”（东部）字样的识别徽章。

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认为来自“雅利安”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德国人还是发现波兰工人同样有效率——如果不能说更有效。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部得出了颇为矛盾的结论：大多数外国工人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工人。他们通过镇压来扭转这一局面，包括开设特殊营地，称作“工作教育营地”（Arbeitserziehungslager，简称AEL），专门用来“再教育”懒惰的工人。虽然第一个营地，即卢登谢德（Ludenscheid）附近的汉斯维克（Hunswickel），是为了提升波兰劳工的工作表现而设立的，但德国公民也被派往该营地。它是由建筑公司霍奇蒂夫（Hochtief）和盖世太保合作经营的，前者负责工事，而后者监视和惩罚囚犯。因为在工人被送往这样的营地之前不需要审判，汉斯维克营地（Hunswitkeland）和战争期间在德国及被占领领土开办的其他将近200个埃尔斯（AELS）为工厂和警察处置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方式。到1940年底，汉斯维克收容了大约650名囚犯，进行为期6周的“再教育”。营地的条件很差，25%的工人通常无法工作。事实上，霍奇蒂夫发现那些仍能工作的工人也效率低下，于是很快就退出了这一安排。据乌尔里希·赫伯特说，其他公司已经开始依赖霍奇蒂夫作为惩罚和威慑，他们很快介入支持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到战争结束时，埃尔斯（AELS）的场地一次可容纳约4万人，他们已成为不断扩大的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收工人，而且还吸收任何其行为被视为破坏战事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德国人和外国同事在一起工作相当顺利。有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串通和互助，因为工人们明白，与外国人相处可能有助于维护自己在工厂的地位，工厂不是一个争斗的集体。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工人似乎没有对外国工人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同情，也不关注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他们的总体待遇或者他们最初是如何来到德国的。

在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外国人中，苏联战俘可能面临最恶劣的条件。他们受到德国监管人员的虐待，许多人被派到鲁尔区（Ruhrregion）的矿山做苦工。在这里，一个当地的矿工可能既监督工作，同时又控制5名囚犯的食物配给，随意和反复无常的暴力机会**了许多人参与工作。

较幸运的是那些在小企业工作，特别是在农场工作的劳工和战俘。在那里，他们为前线的士兵制造急需的替代品。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说，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典型的大型农场里，只有一名士兵监管25名法国战俘，而在较小的家庭农场里，一到两名战俘可能白天工作，晚上返回混合的睡觉区，甚至不受监管地待在农场里。在这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监督为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的友善提供了机会。然而，当局认为外国人和德国妇女之间的接触，打开了性亲密关系和种族混合的大门。对于那些被视为“种族低劣”的人来说，友善尤其危险。从1940年6月起，被控与德国妇女“进行被禁的接触”的波兰男子被当众吊死，纳粹政府和警察机构介入防范。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维护丈夫不在时德国妇女的道德。被指控与“种族低劣”的外国人有牵连的女性被公开羞辱，通常会被剃光头在街上游行示众。

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这为其他人树立了样板。在托依林加（Thiiringia），800～1000人出来看20个波兰人被吊死。帝国安全部报告说，警察赶走了另外的600～700人。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与同是天主教徒的波兰人和法国人有同伴感，他们不赞成公开羞辱。一些德国人抱怨对女性实行性双重标准，但根据罗伯特·盖尔内特（Rellately）的说法，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罪，也应该被处以绞刑。

在其他国家，战俘与平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糟到禁止，但第三帝国将其视为军事违抗，惩罚很严厉。战俘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被送进军队监狱进行几年残酷的强制劳动。妇女在特别法庭（Sericht）受审，理由是她们“破坏了国家意愿而抵抗”（新成立的“破坏”罪行）。他们通常被处以关监禁（Zuchthaus）两年，暂时丧失公民权利，并被要求支付审判费用。根据拉斐尔·舍克（RaffaelScheck）的说法，大多数与战俘发生性关系的案件都涉及法国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走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也比其他囚犯多。这一问题的规模体现在，对法国战俘进行的约1。5万至2万次审判的记录保留下来了，其中80%与被禁止的亲密关系有关。

警方通过隐约的谣言或来自邻居及同事的告发，了解战俘的人际关系。有时，如果盖世太保发现妇女有怀孕的迹象就会跟进。在联系紧密的农村环境中，一些妇女发现很难抗拒战俘的接近，尽管明显的强奸案似乎并不多见，德国法官也倾向于认为，如果妇女不同意发生性行为，她们应该会更有力地进行抵抗。

考虑到他们的总体待遇，就不奇怪外国工人和战俘都不是有效率的劳工。偶尔，有关当局也会承认这一点，并根据工作表现过问具体措施。1942年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总局（ReinhardHeydrich’sReichSecurityMainOffice）——也许是最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信仰的代表，承认苏联工人的口粮太少，无法维持工作能力。然而，口粮无法增加，因为在同一时期，德国人的口粮也被削减了。直到德国的口粮在秋季增加，外国人的粮食供应才得以解决，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外国人的口粮供应仍然低得惊人。在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政府选择奉行歧视性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破坏战事。

公众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的了解

我们可以从这种不顾经济需要和战争诉求也要继续歧视和非人道待遇方面，来衡量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程度。证明这种驱动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三帝国推行针对犹太人政策的顽固性。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反犹太人措施的升级，国内战线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其他不被认为是“人民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知道多少？20世纪30年代，许多关于犹太人、政敌和其他囚犯待遇的报道都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当局并没有隐瞒这些信息，而是宣传这些信息，以强化国家社会主义“严惩犯罪”的理念。镇压被描述为帝国摆脱危险敌人的方法，报纸的读者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不适用于该措施的好公民。希特勒以及警察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期望并实际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采取措施打击那些被定义为外人的人。同时，公开而强有力的警务制度有助于确保公民遵守政府政策。

战争开始后，媒体提供的有关镇压措施的信息少了，但仍不时有报道。罗伯特·格拉特利指出，由于当局对战时的士气深感担忧，批准这些报道的新闻官员“务必觉得这些报道值得发表，并会得到好公民的接受和欢迎”。从1941年9月1日起，所有5岁以上的“非特权”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的左胸处缝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这项措施将犹太人加以区别，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公众蔑视的对象。受害者的可辨识度也使针对他们的罪行更加明显。对于那些选择观望的人来说，很明显，犹太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德国的犹太人总数正在减少。同样，也常会看到犹太人被赶上卡车，被推上火车，先被带去犹太人区，然后被带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市民们还通过来自前线的信件了解被德国宣布为“种族敌人”的情况，比如前面引用的赫尔曼·吉申的信件。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分散的，但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善于挑起和强化长期存在的偏见，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将犹太人视为毁灭帝国的全球阴谋的头号罪人。这一阴谋先后被描绘成“英美”或“布尔什维克”，但背后的关键人物始终是犹太人。

德国各种监狱和集中营不断渗透公共空间，这抵消了战时媒体关于镇压的信息减少的影响。像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大型和长期营地位于主要城市（分别是柏林、魏玛和慕尼黑）附近，它们还有许多卫星营地。不断扩大的帝国边界上还开设了新的大型营地，被收容的人被安排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工作。他们身穿容易辨认的条纹制服，在空袭后还被带到大城市进行清理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营地中的非人道状况与消灭犹太人的愿望，与战事对工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尽管剥削集中营劳动力用于战事本应更合乎情理，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却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一事实突显了他们对消灭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