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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衰落和溃败（第2页）

当战争的命运无情逆转至不利于第三帝国时，东部战线上仍有许多士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奥古斯特·托佩尔维恩博士（Dr。AugustTópperwien，教师，坚定的基督徒，从来不是纳粹党员）却决心坚持这条道路。他在1943年1月下旬的日记中指出：“说到人，其他国家（美国!）超出我们，正如他们总共生产的武器超过我们。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上。”因此，逆境、前期的重大失败和前途渺茫，反而使希特勒的一部分军队更加坚定地继续战斗，并越来越服膺于纳粹主义。

2月7日，这位德国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总部，对斯大林格勒刚刚所发生的事做出了一番神话般的解释。当他对召集来的帝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首先指责他的盟友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然后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后者被认为是“在所有敌国发挥作用的一种推动力，我们没有任何可与之抗衡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从帝国领土上，而且必须从整个欧洲消灭犹太人”。事实证明，从1942年3月中旬以来，到此时他谈及犹太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约75%～80%的犹太人已经在一波超乎寻常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中丧生。

所有这些杀戮，如同把失败归咎于其他国家一样，不能改变这无法避免的军事结论，这一点甚至在国内战线上也开始显露出来。斯大林格勒的国防军战败的消息，至少根据戈培尔的说法“对德国人民有一种震惊的影响”。使得这一消息感觉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宣传人员引导全国人民相信胜利在望。现在有一种沮丧的感觉，三天的官方哀悼企图将天降的惨败渲染为神话。戈培尔意识到，人们无法正视这样的挫折，但为时已晚。因此，此后，甚至有关紧急军事逆转的新闻报道，都采取了低调、实事求是的基调。

为在部分程度上抵消公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负面反应，戈培尔最终获得希特勒的许可，于1943年2月18日就全面战争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中，这位宣传部长指出了犹太人所代表的“紧迫危险”，并声称“无论如何，德国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威胁，而是要及时地、必要时以最残酷的手段反击这种威胁”。然后，他几乎是在恳求“国内战线表现出与军队的团结”，并“肩负起同样沉重的战争负担”。事实上，戈培尔早就相信，普通公民会愿意牺牲更多来赢得胜利，尽管希特勒的保留意见仍然占上风。

戈培尔讲话时，另一条战线上更多的坏消息在酝酿，因为远在北非的斗争一直在残酷的煎熬中。到1943年5月，德军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盟军俘虏了约25万名德国和意大利俘虏，其中包括著名的非洲军团的残余人员。就被俘和阵亡人数而言，这一损失比斯大林格勒还要严重。同样在5月，由于缺乏资源，柏林不得不压缩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战。

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希特勒在1943年4月15日说，他已经“决定”对苏联发动第三次战略进攻——7月5日展开“城堡”行动（OperationCitadel）。然而，这一次敌方设计了一个防御工事消耗进攻者的资源，之后红军又进行了反击——后来一直拖到8月23日的库尔斯克战役。据俄方消息，红军伤亡863303人，其中死亡和失踪254470人。德国在7月5日至8月23日期间的人员损失约为17万人，其中46500人死亡或失踪。尽管德国国防军损失较小，但它能用以补充的人员却少得多。

希特勒别无选择，只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停止“城堡”行动。这有点讽刺，因为他在战役开始前曾宣布，“库尔斯克的胜利必将是向世界发出的信号”，展示出德国能战胜一切困难。现在国防军失利了，世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目的原是通过向斯大林展示苏联轻松取胜的时代已经结束，从而迫使克里姆林宫的头头寻求单独的和平，以加速瓦解敌人的“非自然”政治联盟。但这一努力彻底失败了，更糟糕的是，据沃尔特·瓦利蒙特将军（GeerWarlimont）在费勒的战地指挥部（Fiihrer’sfieldheadquarters）报告，经过艰难集结的德国军队是现存“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在他们“多数情况下受创只剩下残余力量”。他补充道，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它把主动权交给了俄国人，直至战争结束我们也未能将之夺回。”

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没有想出别的宏伟战略。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用一种狂热的意志，对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保卫自己的“大陆要塞”。更为渺茫的希望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盟国之间明显的政治分歧将无情地导致他们的联盟解体，德国或许能够与一方或另一方合作。

战火烧至本土

西方盟国军队也更加逼近德国，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为阻止状况恶化，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大议会解除了希特勒的亲密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职务。9月初，国防军选择入侵意大利，并尽可能深入半岛，尽管这一战略所需的军队数量已经不足。意大利的士兵们不得不在轴心国的行列中继续战争，否则面临被扣押。在这60万左右顽固地拒绝战斗而被德国人奴役的意军当中，“不少于4万人”，更可能是有5万人最终丧生。

1943年7月，战场上的重大危机加在一起，标志着第三帝国走向瓦解的又一个阶段。在国内阵线，盟军的轰炸行动主导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直接体验。特别是从1943年起，最初几年里急剧增加的20多万吨空投最能说明这一点。与其领导人的含糊预言相反，尽管德国预先加强了空防，但空袭行动变得更加激烈和致命。例如，在“蛾摩拉行动”（omorrah）中，对汉堡北海港口的袭击，从1943年7月2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日。这些炸弹制造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城市，估计造成了3万到4万人死亡。

戈培尔写道，汉堡袭击发生后，一种恐慌席卷了这个国家，使其抵抗的意志瘫痪，而不是加强。从汉堡和其他这样的城市撤离的人把这个国家卷入了轰炸战斗，他们还散布谣言，放大恐慌和夸大死亡人数。例如，在南德，散布谣言者将死者数量增加了一倍，继而两倍；而在东部的西里西亚，截至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轰炸战斗的影响，在汉堡死亡人数却被夸大到35万。一份官方报告称，在该市受伤而被疏散到边远的巴伐利亚州贝勒乌特（BayreuthinBavaria）的妇女，散播恐惧感，据报道，她们随身带着她们死去的孩子的头。然而，就在袭击发生后的汉堡，纳粹党官员、大工业家和党卫军非但没有在灾难的重压下崩溃，反而重新集结，进行重建，增加军备生产。

另一方面，在东欧，1943年中期“城堡行动”之后，国防军开始撤退。8月12日，希特勒下令修建一道“东墙”，以对应大西洋沿岸的西墙。在这里，战斗的重点将转移。他相信“东部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该地区广大的地理面积使得我们能够在丧失大片占领区的情况下依然不对本土构成威胁。相比之下，在西方，任何突破都将很快侵蚀德国。

当希特勒的军队离开东部部分地区时，在他1943年2月14日的命令下，士兵们实施了“焦土”战术：焚烧、摧毁、杀戮或驱赶人们到西部。年轻的步兵威利·彼得·里斯（WillyPeterReese）曾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现在他记下来在这场大旋涡中，他是如何“陷入精神真空。我最后的价值观崩溃了，善良、高贵、美丽都消失了，我的高昂情绪离开了我”。当他的部队向下一个城镇前进时，他能看到地平线上的烟云，“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人口减少，烟雾、战火、残骸遍地的沙漠，前线后方的战争更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受影响的是非战斗人员。”

希特勒的军队似乎缺乏动力。1943年12月22日，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更大力度地向他们灌输纳粹意识形态。因此，他在国防军总部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小组。在那里，他雇用经验丰富的军官（NSFO），仿效他曾经鄙视并下令消灭的红军政委。在新年的1月7日，他说他们在师级的工作是建立国家领导层和军官团之间的完全一致，因为他希望整个国防军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月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许多前线指挥官，要求在波森（Posen）进行为期两天的“教育课程”。1月27日，他在总部与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其目的是让他们达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准，并使他们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甚至可能是同苏联订立某种协定。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避免在大众面前讲话。整个1944年，为了适应阴郁的日子和他日渐衰落的领袖力量，元首甚至一次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尽管他在纳粹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通过无线广播做过两次讲话。相反，他把自己深埋在地下指挥部的军事事务中，现在他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事实上，早在1941年12月14日，他就已经下令开创一条从法国到挪威的防线，以防从大西洋沿岸的进击。次年8月，他将这一范围扩大到大西洋墙——到1944年6月，最终沿海岸线的防线达2685公里。戈培尔不久前会见希特勒时，元首向他保证，无论进击何时发生，其都将失败。失败一旦发生，就会“加速”英国可能发生的危机，而这反过来又会在那里造成某种情节——比如德国在1918年革命中经历的情景。此外，这一事态的转变可能会使斯大林接受某种形式的和平。

希特勒让他最好的手下隆美尔负责保卫西部海岸线，他们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战略，重点是大力加固那似乎无法穿透的大西洋墙。这项计划期望在海滨阻止敌人，消除那里的威胁。然后，如1915年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西方盟国所经历的一样。然而，1944年6月6日，西方军队的进攻点出人意料，大西洋墙终究没有阻挡盟军多长时间。盟军建成一个滩头阵地，一个月之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Eisenhower）就拥有100万士兵可调遣，其中包括13个美国师和11个英国师，以及1个加拿大师，盟军很快就突破德军的海岸防御进入内陆地区。

德国领导人未能预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地突破“隆美尔带”（Rommelbelt），因此没有备选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海岸外储备。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战略估算没有考虑到，到1944年中期，盟军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在1943年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欧洲堡垒”没有屋顶。然而，一旦盟军在诺曼底站稳脚跟，希特勒就绝不仅仅是投降的问题了。他于6月17日访问了在法国被贬抑的隆美尔，欲重新激励他，并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们制定了另一项防御战略，拖住盟军数周甚至数月。

德军，如希特勒一样，一直防备着盟军登陆。希特勒现在想象着一场迅速“消灭战”的场景，一场新的敦刻尔克战役，就像1940年一样，在那之后，国防军的全部武装力量将部署在东部的一个新的巴巴罗萨，重复1941年的成功。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他们将把一场不可能的双线战争变成两场战争，每一场战争只有一条战线。至少，通过把西方盟国钉在海滩上而击败他们，可能会为与斯大林单独和平谈判的提供机会。与这一思路一脉相承的是，早在1944年3月8日，希特勒就下令沿东线建立一列“堡垒阵地”（FestePl?tze），从列宁格勒附近的塔林（Reval）向南一直延伸到黑海敖德萨（Odessa）以西。他的指示指出，每一支军队都“允许自己被包围，从而压制尽可能多的敌军”，就像城堡和堡垒在遥远的过去所做到的那样。

就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同时，红军动员了一场名为“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ration）的夏季攻势。即使是初始阶段的白俄罗斯，也至少有120万红军（不包括游击队员），巴格拉季昂行动的人数也以3∶1的比例超过了德国国防军，更严重的是，坦克兵力比例为23∶1。该行动最终于6月22日启动，恰逢德国进攻苏联三周年。因此，苏联军队从国防军那里吸取了教训，并为了扩大其在数量上的优势，把重点放在了敌人防线的狭窄部分上。此外，由于德国空军的大部分剩余力量都被西方国家所牵制，苏联空军控制了东部的上空。

在那次夏季攻势中，苏联的进攻一直持续到8月，在此期间，红军和德国国防军的角色与三年前发生了逆转。斯大林的军队现在进行了一场移动战争，就像德国人在1941年所做的那样，而希特勒的军队在1944年不得不仿效当时红军的简单防御态势。1944年8月，一些苏联将军和今天的几位军事专家认为，红军本可以直驱柏林，从而提早结束战争。而它停在华沙前的维斯图拉河（VistulaRiver），在那里等了几个月，而德国军队随后在华沙暴动失败中无情地摧毁了波兰抵抗军，这是战争晚期许多悲惨和有争议的事件中的又一起。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巴格拉季昂行动”中的伤亡数字，但算上它的四条战线和红军250万战斗人员，苏联遭受了惊人的180040人死亡和失踪，另有590848人受伤。尽管国防军集团中心的伤亡人数较少，但它无法替补399102人的损失（26397人死亡，262929人失踪），109776的伤员。

在这场大屠杀中，1944年7月，一群德国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而结束战争。这些尝试中的**是7月20日，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伯格（ClausSkGrafvonStauffenberg）在东普鲁士的元首总部——狼穴安放了炸弹。元首在爆炸中幸免于难，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通过全国广播电台上报道，这是1944年截至那时的第一次，报道说：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罪恶的官员组成的“小集团”试图杀害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把这一阴谋与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发生的情况做了比较。一些共谋者在意识到希特勒没有死之后自杀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希特勒活着，军事精英们永远不会背叛他们对他的忠诚誓言。盖世太保追查到其他人，并将他们送交人民法院进行羞辱性的公示审判。

对德国舆论的研究普遍认为，刺杀希特勒的企图不受全国60%～70%的人欢迎，其中包括主要教堂的成员。甚至美国当时对德国战俘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果。当然，一些前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活动家对政变失败表示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市民说希特勒从来不够激进，没有触及“反动”的贵族和军官集团，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

即使第三帝国处于明显的困境，它仍然是危险的。早在1944年6月13日拂晓前，它的飞行炸弹第一次瞄准了伦敦。戈培尔说服希特勒称它们为V-1（意为“报复”）火箭，从而暗示他们只是一系列复仇导弹中的第一批。更大的V-2，虽然开发得更早，于1944年9月8日在伦敦首次爆炸。然而，在虚张声势的背后，戈培尔认识到德国局势的严重性。

不断变化的独裁政权

在暗杀发生后的几天内，希特勒决定通过赋予四位领导人“更多的实权”来重振他的独裁政权，他们每一位都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战争路线。首先是宣传部长和大众启蒙运动部长戈培尔，戈培尔于1944年7月23日访问了希特勒的总部，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元首已经“老了”。尽管他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全面干涉社会的权力，但这位部长还是很满意于获得了希特勒的一项法令。两天后，他成为全面战争的帝国全权代表，希特勒不情愿地很快同意戈培尔的愿望，关闭所有的剧院、管弦乐队、歌舞厅和其他文化机构。然而元首不愿意听到要停止出售糖果和啤酒，据说是因为士兵们在前往前线的路上需要糖果，而如果国家切断他们的啤酒，巴伐利亚人会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