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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三帝国（第1页）

导言第三帝国

罗伯特·格拉特利（Rellately）

当今的历史学家依然在对第三帝国提出各种问题，尤其是因为其史无前例的罪行和它发动了波及整个欧洲的军事侵略。关于这个仅仅存在了12年，却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权的许多研究灵感来自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一个在1914年之前的政坛基本没有实际地位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根本不是德国公民。他在奥匈帝国度过的青年时期内大部分时间表现平平，没有显露出任何在未来可以发迹的迹象。到了20岁，他还是一个毫无教育背景、离群索居的流浪汉。他除了想当个画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当画家的正规训练。他粗浅地涉猎过绘画，隐约觉得想成为他所热爱的歌剧的舞台设计师，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也毫无建树。1909年的秋天，他住进维也纳的一家收留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此时他的人生跌入谷底。次年2月，他离开收容所，栖身于简陋的单身宿舍，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1913年的5月，由于继承了他父亲一笔可观的遗产，“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动身前往慕尼黑，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他依旧交不到朋友，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画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鉴于当时严苛而僵化的阶级和政治体系，其所容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而言非常有限，所以他似乎注定会因此而一事无成。但接下来，即将在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世界乾坤颠倒。正如发生在几乎遍布全球的数百万人身上的情形一样，为德国而战的憧憬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很快成了志愿者。这次大战将带来革命性后果，即推翻旧秩序，最终使得像他这样的社会局外人也有可能胸怀鸿鹄之志。

然而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当希特勒从战场归来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梦想成为某种革命领袖。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不过想着尽可能长久地留在部队。就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他深信是国内阵线在背后捅了刀子，背弃了这支“无敌之师”，而且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至死对此坚信不疑。

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实际上毫无作为，依然是一个漂泊流离的独行者，一个溃败之师的下士，囊中羞涩，前途渺茫。然而不久后，他就引起了征兵军官的注意——他们正在物色经过培训就能向正在复员的军人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士兵。接下来，希特勒接受了短暂的学校教育，在此期间，他表现得相当不错。1920年，他帮着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或称为纳粹党。虽然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军人物，但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图景下，他们士气低落，该组织也只不过是许多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类似的团体之一而已。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0年多一点的时间，即1941年秋天，52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无与伦比、万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至能立于强国之巅。而且1940年中期，他已经重建、武装并果断地使用了新命名的国防军来击败波兰。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占领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一年以后，他指挥劲旅直捣苏联。因此在当年12月，德军已陈兵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接近1941年岁尾时，希特勒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尽管不久这一切又灰飞烟灭。他可以审视一个广袤无垠的欧洲大陆帝国，几乎包括整个欧洲——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达列宁格勒，北到挪威，往南直至高加索，并且沿着往东南方向的大弧线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北非地区。至此，新生的德国在追求更多“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明基石的核心，并且进行着主要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大屠杀运动。直至其倾覆之前，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成为邪恶的缩影，给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留下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伤痕依然历历可见。

鉴于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清楚为何发生了这一切便也不足为怪了。本书中该领域的专家对已有的研究工作进行精选，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成果，并提供了当代的阐述，其观点既具有平衡性又易于理解。本书的每一章集中讨论了某些专门的问题和事件。作者指出，随着我们发掘出新的材料和文献，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为旧证据赋予新意义的事件，我们能逐渐加深对第三帝国的理解。

最初在1945年，作为战后审判的一部分，来自德国西部的盟军律师和检察官开始调查纳粹高官的罪行。当时关注的重点是相当小的一个罪犯圈子，这是战后早期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战前被从德国赶出来的汉娜·阿伦特（Ha）也是这样做的。她将国家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主宰性的统治”体制，它“骇人听闻的机器”——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等社会地位卑贱的人物操纵——对犹太人的“行政谋杀”负有责任。这种论调假定，有些类似毫无头脑的机器人或者极权主义人物之类的东西在操作一个运转平稳而高效的政府杀人机器。然而，正如已故的大卫·塞萨拉尼（Davidi）所指出的那样，自从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政权不是“极权主义的独体巨石”。相反，“第三帝国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机构组成的多层面体系，希特勒对它的领导毫无章法可循，而且政策的制定是强势个体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在东欧则形成了战争的另一幅图景，在那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改编的所谓的法西斯代理理论颇为流行。或许该理论最具影响力的系统阐述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iDimitrov），他在1935年说道：“自大萧条以来，某些‘帝国主义圈子’正尽力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就是他们需要法西斯的原因。”至于纳粹政权，他总结道，“它是法西斯最反动的变种”，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像是“邪恶的沙文主义”。它是一种政治流氓政府体制，该体制将煽动与折磨一起运用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动分子身上。它兼具中世纪的野蛮和兽性。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它对其他民族进行肆意践踏。

这种谴责的影响力极广，只可惜它使学者们偏离了方向，即尽力去搞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凭本身的能力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而且它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尽管有些“资本家”在该党从建立到1933年攫取政权的道路上捐助了一些资金，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资金都是自筹的。1933年之后，新政权镇压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然而那种认为第三帝国的诸多魅力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想法是错误的。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主要是年轻学者重塑了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他们开始研究普通百姓如何经历纳粹时期。他们中还有人研究在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年，非政府官员和平民是如何参与这个出现在德国、蔓延到从法国到波兰直至横贯欧洲的更远地区的恐怖体系。最近几年，姗姗来迟的大量研究工作集中于纳粹政权如何努力创造出“人民共同体”（unityofthepeople），这是一个基于种族的、排外的、和谐的社会，是希特勒早在1933年上台成为总理之前就向德国人承诺过的社会。就像以往书写开创性历史的学术努力一样，这种研究方法，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持续争论。

本书中，我们集中于四个至关重要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连成一体，形成了对于第三帝国前后贯通的阐述。

希特勒的角色

首先，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希特勒作为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的重要性。伊恩·克肖（IanKershaw）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方法，撰写了一部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该话题标杆性著作的大型传记。历史学家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Ullrich）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作品——这是自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Fest）1973年的经典著述以来第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德语版传记大作。尽管他也强调了希特勒超凡魅力的重要性，但他发现了新的或者说很少有人使用过的文件，并以此来修正了克肖的描述。如果说这种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洞见，那么，我们在使用“魅力”（charisma）一词时应该谨慎。自从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开始在日常语言中流行以来，它的意义就变得彻底模糊了。它经常被当作一种积极属性或者是任何拥有巨大魅力或惊人吸引力的人或事物的代名词。

历史学家借用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魅力概念，即“特殊天赋”，他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就撰文阐述过这一概念。他说，在遥远的过去，宗教或政治领袖在其追随者认为他们拥有“神赋的权利和才华”时，就使用过“超凡权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苦难时期，无论是心理、宗教、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某些“自然的”领导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权威形式开始统治世界。在韦伯看来，“承认一位有魅力的主宰者拥有个人使命，仅仅这一事实就确立了他的权利地位”。因此，当我们谈到希特勒的魅力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他发出的信息内容，这样真正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他所谓的神奇个性或所谓的迷人的蓝眼睛。我们还应该研究人们如何理解他的使命，他们认为他代表着什么，以及他们接受和认同他的部分或全部使命的程度。

希特勒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拥有这个“特殊天赋”的呢？在他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具有非凡能力的迹象，尤其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政治人物的非凡能力。如果他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通常是一个腼腆的人，离群索居，没有与统治阶级建立任何“恰当的”联系。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祖国的征兵。然而，在慕尼黑，他激动地赞美1914年8月战争的到来，为这一消息的宣布而情绪振奋，并迅速志愿为德国而战。在西线的拉锯战中，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但显然他仍然没有什么领导才能，也不愿担任军官。然而，早在1915年，他就开始从心里对他亲眼所见的屠杀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过一封他在2月写给慕尼黑熟人的信就可以判断，那一年他开始思考这场斗争不祥的方面。在信中，他说到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回到国内时，他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更纯洁的国家，所有外来异质的东西都被清洗掉了”，“我们数十万人每天所付出的牺牲和痛苦将粉碎德国在国外的敌人，同时也将摧毁我们国内的国际主义——这将比获取任何领土利益都更有价值”。

然而，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确信国内阵线背弃了军队，并发现这是一个因革命而四分五裂的城市，右翼反对运动在与邪恶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在11月7日的慕尼黑革命（比柏林革命早两天）中，一些革命领导人，如科特·艾斯纳（KurtEisner），和他在慕尼黑的一些战友真的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事实上，横扫整个德国的革命都是社会对四年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普遍感到不满的产物。

希特勒最想做的就是继续留在军队里担任某种角色。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军官们挑选他去接受训练，让他对即将复员的军人就民族主义问题发表讲话。他的上级还指派他监视慕尼黑的政治团体，比如规模很小的德国工人党（DAP），这是该地区许多极端右翼和反犹主义政党之一。德国工人党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就在1919年9月他参加了该组织一次会议的一周以后，他就加入了该组织，不久就成了该组织的明星，并在1920年帮助它转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待了六年半多的时间。这位30岁男子，不管是否被赶出了军队，他都异常大胆地跃入了政治圈。他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身份，甚至一种新的人格。不久他就能吸引2000名听众来听他的演讲，而且随着他声名远扬，还有更多的听众慕名而来。

从1919年开始，他就被证实是反犹分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唯一可靠的书面证据，他私下里很快就向慕尼黑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Heim，后来成了希特勒一生的密友）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激进倾向。传记作家沃尔克·乌尔里希最近发现，在写于1920年8月的一封信中，海姆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只要犹太人的恶劣影响继续存在，德国就无法康复。当说到一个民族能否存在时，人们没能对被蒙蔽的（德意志）民族同志们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更没能对敌对的、危险的异族部落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因此，希特勒预演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救赎”版本，该版本将民族的救赎与“驱逐”犹太人联系起来，尽管这其中的意味将继续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失控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希特勒发出的讯息得到了越来越热烈的回应，至少在巴伐利亚州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慕尼黑之王”，以至于在当年11月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他试图发动一场政变，但该政变组织得非常糟糕。这次可耻的失败之后，他确信永远不要超前地走在人民的前面，这是他在《我的奋斗》（MeinKampf）中详尽阐述的一种政治观点。《我的奋斗》是他的自传，大部分在狱中完成，书中揭示了他的想法和计划。我们现在知道，这本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问世的，当时竟然没有人读过它，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也知道，希特勒肯定是它的作者。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卷一套的大部头作品，在为他赢得人们的支持方面扮演过什么角色。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需要转变所有追随者的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纳粹高层领导人，在看到希特勒之前，已经持有与他类似的想法。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和他一样都有着“拯救”一个战败又分裂的德国的使命感，这一追求开启了某些党内关键人物的职业生涯，他们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格雷戈尔（Gregor）、奥托·斯特拉瑟（OttoStrasser）、恩斯特·罗姆（ErnstR?hm）、汉斯·弗兰克（HansFrank）、鲁道夫·赫斯（RudolfHess）以及两名爱沙尼亚裔德国移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R）和马克斯·欧文·冯·舍布纳-里克特（MaxErwinvoer）等。

以德国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为例，我们有他的大量日记，这些日记几乎记录了他的每一天，这为研究他个人的政治觉醒提供了线索。和其他人一样，戈培尔也经历了一战后幻想破灭和失去人生目标的心路历程，在这种心理影响和政治氛围双重作用下，早在听说希特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支持大德国（Prermany）、“反国际”、强烈反犹的人——在那个时代，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背离了左派唯物主义，然而他并非一定反对某种德国社会主义。

虽然在战争结束时，戈培尔还算不上什么活动家，但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渴望一个“伟人”的归来，也许是像铁腕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或者是身为战争英雄和未来总统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那样的人。1924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德国“曾一度渴望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就像夏天的大地渴望雨水一样”。他认为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人（其他人也这样想过），至少在他1925年7月12日第一次听到希特勒演讲之前，他是这么想过的。那天他听了希特勒演讲的反应是站在外面，“哭得像个婴儿，躲开其他人”。后来他提到这次经历，感觉就像一次“复活”。“那声音，那手势，那**，他的样子，正如我愿。”这一句加了强调，仿佛希特勒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他业已实现的梦想。在《我的奋斗》第一册成书时，虽然戈培尔对作者有些半信半疑，但仍然发问道：“这个人是谁？半平民，半上帝!这真的是基督或者正是施洗者约翰？”

希特勒于1924年底出狱后，几乎从零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并与少数忠诚分子一起，很快改进了纳粹党组织。然而，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直到另一场重大的社会灾难——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降临这个国家，这场战役才不那么艰难。最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让人们在心理上做好了接受纳粹宣传内容的准备，并看到了希特勒模糊承诺的希望。重大突破出现在1930年的全国选举中，这是股市崩盘以来的第一次投票。一夜之间，“处于边缘地位”的纳粹党，连同一群好战的虔诚信徒，成为能够抗衡其他所有政党的力量。第二年初，希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再次宣称自己是先知——这是他最喜欢的姿态之一，他声称“几乎可以神谕般肯定地”预言，他将在两到三年内掌权——这次他是对的。

他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政府做出了一致的努力来宣传这位新的国家领导人，就好像上帝派他来履行神圣的使命一样。很快，大多数人就会对他欣然从命，并因此默认了他凭借超凡权威去行动的权利。然而，马克斯·韦伯明智地指出，如果这一权威被常规性使用，它的革命核心就会开始削弱。希特勒本能地解决了执政中的这一难题，因此，从他执政的第一天起，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在此之前，他就反其道而行之，避免下达官僚主义的任务。也许他只是懒惰，毫无疑问，他现在甚至认识到召开内阁会议（很快就停止了）会削弱他的个人吸引力，使他不再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大权神授，不再凌驾于政治之上。

尽管希特勒自学成才，读书很贪婪，但他告诉他的至交自己也喜欢通过与他们私下交流观点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比如交流关于如何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话题。然而，他已经倾向于他周围的人称呼他为元首（而不是总理），以表示他对人民运动的认同，并强调他的身份不同于其他政客。

然而，即使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无须营造他们赖以立身的情绪氛围。反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情绪已经存在，并伴随着人们对《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Treaty）的非正义性深深质疑，还有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1933年3月底，身为人母、同时也是布伦瑞克的一名充满热情的女性党员的伊丽莎白·赫本斯莱（出生于1883年）被希特勒迷住了，并为他最近选举投票中的胜利而欣喜若狂。她说，直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者才烧了他们自己的红旗，并寻求加入她的运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写信给荷兰的已婚女儿，“首先，他们必须在集中营里度过三年的测试期，社民党（SocialDemocraticParty）也得如此。”

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他痛苦的人生终点。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费利克斯·罗默（FelixRomer）总结了这个男人对盟军俘虏的德国战俘的吸引力。他在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中研究过这些战俘，该书至今仍未有英译本。罗默的结论是：“在这些人的眼中，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中所有积极的和吸引人的东西的化身”，他们把所有消极的东西都归咎于他的那些直接随从，并指责其他当权者，“或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开脱”。被囚禁的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于希特勒的忠诚，这种忠诚跨越了旧的宗教、阶级和政治界限，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现在声称拒绝接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囚犯，往往属于较老的反对派团伙。“人民共同体”至少在心理意义上，依然存在于被俘的国防军心中。即使在1944年6月之后依然如此，当时战败是注定的，这一点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独裁者利用公民投票和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