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2页）

纳粹并不只袭击犹太人和左翼成员。国家社会主义（NS）组织的目标还包括联合政府的伙伴，即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1933年3月和4月，德国全国的市长们被冲锋队领导人强行取代，纳粹组织还经常对其保守党盟友发出人身暴力威胁。冲锋队和德国国家准军事组织之间也进行了多次激战，激战中保守派通常数量远远不及冲锋队，输得很惨，受伤严重，如牙齿脱落、头部受伤和偶尔的枪伤。即使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未能幸免。德国全国工人运动领袖保罗·鲁弗（PaulRüffer）被打倒在地，险些被从楼梯上扔下去。从心理上讲，这些攻击是有理由的，因为普通的冲锋队士兵对上层保守分子的怨恨日益加深。1933年春，全国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一场革命的、社会平等主义运动，致力于废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决心奖励生育，打破教育制度中的障碍，为应该得到帮助的农场男孩或年轻工人开辟道路。有人试图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例如在奥斯纳布鲁克法院设立了一个申诉办公室，经常得到纳粹同情的中低层官员在那里可以投诉上级，而上级往往是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人。

国家社会主义对保守体制的厌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们的演讲和小册子之中，针对已被社会承认的资产阶级（Bürgertum）。德国资产阶级被描述为优柔寡断的群体，应对1918年的大灾难负有责任（因为其成员未能与左翼革命抗争），还应对长期存在的阶级林立、充斥着骄傲自大心理的社会负责（因为这些东西剥夺了这个国家数百万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致使这些被疏远的劳动人民漂泊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相比之下，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运动描绘成包罗万象的运动）。他们争辩道，未来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人”，以确保他们的革命成果能够持久保存下去。这个新人，没有阶级的自负，充满了高尚的价值观：毫不利己，关心更广大的福祉，有“品格”，诚实，有“境界”，以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时准备拯救他人”将会及时地取代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几乎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但1933年上半年主导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宣传的平等主义论调，成功地在民众对政权的看法上留下了印记。这种人人平等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该政权为何备受欢迎。

**力

除了用暴力引起恐惧、从而扼杀潜在的反对派并使怀疑者就范之外，该政权还有它的诱人之处，即那些所有阶层的德国爱国人士普遍认为它拥有能使人民的生活比共和国时期有明显改善的积极因素。首先，许多人确信这个国家已经被从共产主义的致命危险中解救出来了——这种危险所带来的威胁，在当时看起来已经足够真实地存在着。不到15年前，数十万俄罗斯难民在穿越欧洲的途中涌入德国，他们讲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可怕的暴行故事；而现在，这个陌生的东方庞然大物从此永久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暴行。早在1932年11月，近600万德国人投了共产党的票，当时共产党是国会中的第三大党。德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生灵涂炭极其令人沮丧的贫困氛围，听天由命的痛苦，以及接近40%的失业率，为这种恐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背景。

然后新缔造的民族社区（Volksgemeinschaft）令人振奋，让人想起1914年8月国内的团结精神。当时在敌人的汪洋大海面前，三军已经关闭。在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时，并不是现政权的支持者的新教主教奥托·迪贝柳斯（OttoDibelius）说：“今天，德意志帝国团结在了一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消息中流露出的充足的力量和自信，溢于言表，而这些成就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该运动及其领导人因为振兴国家，并因其决心在必要时与战争时期的西方敌人进行斗争，从而捍卫国家而获得了赞誉——魏玛共和国政府显然缺乏这种决心。该政权早期的宣传巧妙地强调了建立一个内部团结并实现复兴的国家，后来反而成为加速德国政党的分裂和灭亡的因素，原因是它认为多个政党只不过是实现国家统一意愿这一道路上的障碍。

与推动实现一党制的运动自然连接在一起的是，人们普遍感激德国再次拥有强大的国家政府。在德国人看来，这将结束国家利益被出卖的局面。4月底，梅克伦堡（Meburg）的新教主教海因里希·冯·伦托夫（Heinridtorff）在一次教会领袖会议上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感觉，当时他如释重负地谈道，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奥布里基特”（keit），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果断的政府，德国民众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它偶尔的革命的“过激行为”应该被忽略。

没有一件事比1933年3月21日，即所谓的波茨坦纪念日更能让保守和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德国人接受这个政权。在波茨坦这个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和政治传统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成功地标榜自己与普鲁士的过去一脉相承。生机勃勃的新运动连贯流畅地融入了普鲁士的传统。在这一天要敬献花圈（兴登堡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旁）、阅兵式（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和教堂礼拜（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人），所有这些都旨在表明纳粹离开“魏玛精神”、转向被复兴的“波茨坦精神”。国会正式开幕，所选的这一天恰恰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的日子——3月21日。

新当选国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除外）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军事领导人、前王储（为皇帝留了一把庄严的空位扶手椅）、外交使团、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都出席了这场华而不实的盛会。希特勒穿着显眼的平民燕尾服，恭敬地向老陆军元帅致敬。元帅体现了该事件所唤起的品质，简朴、严肃、庄重和秩序。在波茨坦，国家社会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是被驯服了，这显然证明了老精英们的算盘：驯服希特勒的企图最终成功了。新教教会的领导人尤其使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内部备忘录中一再强调，波茨坦纪念日是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总体上将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有益影响的关键事件。

波茨坦事件引发的广泛热情为引入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EnablingAct，3月23日）开辟了道路，该法案以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并将赋予希特勒政府在四年任期内立法和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而无须和帝国议院（TheReichstag）、帝国众议院（Reichsrat）或总统商议。该法案在最后时刻试图增加一项修正案，以保障公民和政治自由，从而削弱希特勒即将获得的权力，结果无疾而终。中间派、巴伐利亚人民党，还有两个自由党以及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赞成票，确保了该法案顺利通过；出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一共94名（之前20多名已经被捕或逃离德国）全部投了反对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内外（就在烧毁的国会大楼的正对面）聚集着数百名气势汹汹、面带嘲笑和奸笑的冲锋队士兵，尽管有外国外交官在场，但他们还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威胁和胁迫的气氛。

为什么一些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党投票支持《授权法案》？中间派的代表和自由党后来为他们的赞成票辩解道，不接受只会导致纳粹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促使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代表投票赞成该法案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3月下半月大众要求接受该法案的情绪。毕竟《授权法案》只是正式批准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自下而上的党的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最高层的权力。二战后不久，当人们仍然对1933年春天的**记忆犹新时，一些中间派和自由派代表承认了公众舆论施加的无形压力，并坦率地宣布“人民已经厌倦了国会各党派之间的争吵”。他们辩称，他们从未因投票支持《授权法案》而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如此招摇的表示同意的行为”。

希特勒在讨论《授权法案》时宣布，他打算尊重教会的地位，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我国人民伦理道德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使他的政权更加巩固。3月28日，天主教主教宣布，他们以前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以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警告和反对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该月底，《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PreliminaryLawfortheationoftheLaheReich）颁布，该法律将各政党在州议会的力量分别进行了调整，以符合3月5日的选举结果。当时柏林的联合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4月7日，该法得到了《帝国总督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的进一步补充，规定了任命州长的权力，而州长的任务是使州的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希特勒这样大笔一挥，就废除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各州的权利和特权，也废除了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邦原则。在希特勒继承总理一周年的纪念日上，《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彻底废除了州议会，联邦制被彻底埋葬。各州被降格，主权被移交给帝国，仅仅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类似法国的部委（尽管比法国的部委大）。从现在到第三帝国垮台，德国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是事态发展到行政混乱以及平民、政党和党卫军官僚机构职能重叠的前奏。

因此，在许多方面，3月都是决定性的月份。3月5日以后，国家社会主义一路凯歌，接管了各州，镇压了左派，举办了波茨坦纪念日，最后通过了《授权法案》。3月，民众对现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有些人是被恐惧吓呆了，认为抵抗是徒劳的，但当时大多数人似乎真心对在一个更加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承诺满腔热忱，这种感觉一度被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德国和外国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施暴和对左翼的残酷镇压中，希特勒及其运动已经闪现出这一承诺危险的迹象，也预示了等待德国和欧洲的将会是什么。

抵制、审查和舆论一律（Gleig）

德国的反犹风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抗议，英国上议院提出了质询，英国和美国爆发了游行示威，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起了抗议。持续不断的反犹暴行引发了1933年春季的抵制德货运动，导致德国的商品出口量急剧下降。汉堡商人们在5月4日给商会的一封信中描绘了抵制德货影响下的残酷画面：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非、西班牙和中东部欧洲，从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都受到了反德情绪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德国旅行推销员不再被接待，德国商品被退回。7月，德国旅游统计数据显示，与1931年相比，德国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外国游客。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魏玛政府和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的外交政策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誉。

为了回应外国的反应，希特勒决定让德国犹太人对国外的抗议活动负责，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活动。与同时代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反，4月1日及其之前的日子仍然很不平静。档案中列举了许多绑架事件、受害者在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移民，受到勒索、殴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在国内，外国抗议活动遇到了几乎团结一致的国内阵线的抵抗，与1914年关闭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德国当局和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纳粹政客强烈否认虐待指控，并声称“革命”是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进行的。即使是那些可以自由发声的组织，比如拥有近4000万信徒的新教教会，也支持政府，声称外国的批评只是另一场反德国运动，这让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中各种捏造的谎言。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宣传”来平衡外国的批评，也主导了接受全面审查的德国媒体的报道。在上文提到的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后来勇敢反抗了纳粹政权的著名新教主教、非纳粹人士奥托·迪贝留斯（OttoDibelius），将这种抵制行动描述为纯粹的防御措施。他承认这个政权曾经有过失，但它把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拯救出来，而且根据虚假报道：“全世界的犹太人社区现在已经在几个国家开始了反对德国的运动。”迪贝留斯并不是唯一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同时又怀有很强的反犹主义的保守派领导人。

对反犹暴力、抵制和4月立法的反应是不祥的预兆。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56。8万的犹太少数群体（根据192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德国政党因自身的问题焦头烂额，例如，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DDP）和社会民主党（SPD）要么被削弱到无足轻重，要么经历了内部变革——就像德国民主党（DDP）在转变为国家党（Staatspartei）时的情况一样。在1933年春天，社会民主党为它的现实生存而奋战，因此，无法指望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德国国家人民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言论自由，但由于其过去也有反犹主义色彩，他们也不太可能提供什么帮助。德国军队中只有几十名犹太军官和士兵，军队领导人也表示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战后，当被问及他们不喜欢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时，几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位提到了“种族问题”。军队的主要政治人物，战争部长沃纳·冯·布隆伯格和他的参谋总长沃尔特·冯·莱彻诺（WaltervonReiau），急切地想讨好政府当局，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承诺向军队提供的东西比魏玛历届政府提供的都要多。1933年6月布隆伯格在高级官员面前宣布，军队不能无视《雅利安条款》，8月7日国防军的成员被禁止与“非雅利安人”结婚；1934年2月，《雅利安条款》被引入了国防军。

自从外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断地提交受到冲锋队攻击的外国犹太人提出的申诉以来，帝国和政府官僚机构都对反犹攻击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柏林内政部的官员和各州的部长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从他们部门间的通信表明，官员们发现，按照规定与犯罪者结成民族团结的大局，但当这个大局和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占了上风。在给外国外交使团的报告中，官员们对袭击轻描淡写，歪曲真相，为袭击者找到了各种借口和开脱的理由，不惜一切来解释对犹太人的侵害并使之合理化。为了弱化犯罪者的罪行，受害者往往被控告莫须有的罪名，一位名叫伍珀塔尔（Wuppertal）的牙医和一位名叫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乳业商人被谋杀，原因是他们被指称为“共产主义者”；一名富裕的波兰商人被殴打，原因是他是一位“有名的共产主义者”；另一名受害者则是因为他大喊“所有德国人都是猪猡”。然而一个人被六个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包围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当其他借口用尽时，报告里偶尔会说，袭击发生在“国家最兴奋的时候”。总之，反犹攻击的受害者不可能指望得到官僚机构的帮助。官僚们的报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袭击事件的责任在于受害者。

新教教会的回应则更进了一步，不但否认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实际上还支持这些法律措施。4月26日教会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强调犹太人完全垄断了某些职业，因此教会官员发现自己无法反对“依法解决这一问题”。新教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Kapler）坚持认为，鉴于犹太人自1918年以来取得的进步，国家采取保护措施是“理所应当的”。还有，新教教会明显地对国家政府感到心满意足并且害怕疏远新主人，仅凭谨慎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沉默。

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和教会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出于各种动机他们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包括国防军将军们的漠不关心，教会的谨慎恐惧和公然反犹主义，以及心甘情愿与官僚机构沆瀣一气，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正是1933年很大一部分德国社会的特色。

除了2月4日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对新闻界的审查之外，钳制公开和半公开的言论也早早就开始了。在《三月授权法案》签署两天前，兴登堡签署了《背信弃义法令》（PerfidyOrdinance，有时也被称为《恶意法令》）。根据该法令，“明显歪曲真相的断言”可能会诋毁“该帝国的福祉或政府、国家社会党或其组织的名声”，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该法令开放性的措辞允许任何形式的解释。即使是只谈事实，如果有批评该政权的迹象，也可能遭到起诉。该法令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因为即使无害的政治对话也可能招来致命后果。仅在1933年，就有3744项违反法令的行为在特别法庭受到起诉——这样就无法对它们提出上诉。即使是“非公开恶意言论”也可能受到惩罚。因此《背信弃义法令》激发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它助长了恶意指控，挑起不信任，迫使每个人都不合人情地保密和谨小慎微地生活，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在独裁统治消亡很久后还依然存在。纳粹德国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多说了一个字。

对该法令的随意解释也为当局提供了机会，将敌视纳粹政权的团体，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作为攻击目标。引人注目的是，同样的违法行为，犹太人比非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德国南部凯尔（Kehl）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位犹太老年店主米娜·布洛赫（MinnaBloch），因告诉她的清洁女工（1933年5月）她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对犹太人如此恶劣，尤其是他本人有犹太背景——结果被判处6个月监禁。尽管布洛赫的心脏很不好，经常疾病缠身，而且她的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死沙场，但检察官拒绝了任何对她宽大处理的请求。无独有偶，1933年4月，来自黑森州弗兰肯堡（FrankenberginHesse）的牲畜经销商迈尔·布赫海姆（MeierBuchheim）也遇到了麻烦。他曾在与鞋匠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各种犹太人被绞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pfalz）。由于在沃姆斯（Worms）周围地区发生了多次暴力反犹袭击事件，布赫海姆的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而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作战甚至受伤，作为一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条件被提出来过，但并没有改变8个月监禁的严厉判决。法院认为布赫海姆的观点损害了“德意志帝国的福祉”，因为它暗示“德意志帝国目前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而当局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非犹太裔被告的情况就好很多。当失业的新教徒装修师威廉·迪茨（WilhelmDietz）被指控时，他得到了宽大处理。迪茨曾讲过吉森（Giessen）地区袭击犹太人的事，其中包括游街示众和其他羞辱性的恶劣行径。尽管他的妻子证实了指控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无罪释放了。1933年6月，来自法兰克福的女裁缝卡塔琳娜·沃尔夫（KatharinaWolff）在她的美发院里讲述了一件事：在慕尼黑，一名犹太人被杀，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是被纳粹自己纵火焚烧的，还有其他一些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但她以相对轻微的四个月刑期逃脱了严厉惩罚。

在1933年4月22日成为普鲁士州长的戈林，于6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令：反对所谓的悲惨论调（Miesmachertum，由危言耸听者、抱怨者和发牢骚者引起的悲观情绪），该法令专门针对在部委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和雇员。因此，宣称对政府的措施怀有不满、失败主义和绝望情绪的，明确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煽动宣传的延续”；而抱怨者则被认为是纳粹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敌人，并据此予以处理。与之相反的是公务员，特别是上层公务员将受到教育，以便按照7月15日内务部长弗里克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据称，那些被付之一炬的书的作者违反了“德国精神”。被视为危害到德国实力和战斗精神内在本质的，属于违反“德国精神”这一范畴的包括：任何可能触犯传统道德标准的、贬低德国伟人的、通过对战争所有肮脏和苦难的真实描述来玷污一战英雄记忆的，或暴露出对德国历史和政治持怀疑和探究态度的。犯法的作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如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海因里希·曼（Heinri）和库尔特·图科尔斯基（KurtTucholsky），以及传记畅销书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柏林日报》（TheBerli）著名主编西奥多·沃尔夫（TheodorWolff）、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Ker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这些批评、审视和讽刺的声音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不久，焚书和审查变成自我审查，为了不让非法书籍被窥探到，就把它们转移到第二排的书柜上并藏于那些能被该政权容忍的作者的书后。同样，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人们主动迅速地筛选和删除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因为正如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那些找上门的谴责非常之多。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部分是“舆论一律”（一个模糊的，不可翻译的术语，由纳粹挪用），字面意义是协调，从工会、专业协会、手工艺行会和公务员组织，到零售商人协会，再到体育和休闲俱乐部，所有社会组织齐头并进，步调一致。最终，甚至连右翼学生击剑协会也被禁止了。在安抚性地将劳动节提升为全国性节日之后，工会于5月2日被禁止，并与白领工会一道最终被迫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劳工阵线。之前的专业团体被吸收到现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如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而在以前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地方，纳粹党员肯定总是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接管领导权。在德国北部小镇诺特海姆，如同帝国的其他地方为类似功能，如为体育活动服务的俱乐部和协会，都被混在一起并进行了合并。例如，在诺特海姆，十几个体育俱乐部被压缩为一个。

社会和业余爱好的俱乐部，例如合唱社团，经常反映出城镇的阶级结构，因为这里分别有工人、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歌唱社团。将众多的俱乐部打散并重新融合在一起，也是对阶级林立的德国社会的一种打击，因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被迫为减少社会差异这一受欢迎的目的服务，放弃其特权。在新德国，社会地位应该是无关紧要的。1933年春季，所有纳粹组织都大声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协调”的结果，到1933年夏，各种独立的社会团体，甚至象棋俱乐部和集邮社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时每当人们聚集在协会、社团和组织中时，党员也将会在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意味着德国人现在不再能够在公共领域联合起来了，消除了传播不满情绪的机会，还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监视，并为灌输思想提供了基准体系。之后专业人士和其他机构频繁组织的“教学之夜”（instruings）很快就说明这一点。

革命的终结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仅仅5个月后，1933年7月6日，他便宣布革命不应该是永久性的，而应逐渐转变为一种“演变”。宣布这一消息的目的是为了终止冲锋队对银行，私营企业和行政办公室的“革命性”的干预。7月14日，《禁止（政治）党派成立法》使一党专政合法化，所有其他政党都在6月22日至7月5日期间被取缔或解散。这些措施，连同一系列旨在巩固该政权的相关立法，例如使丧失公民身份合法化，没收该政权的假定敌人和真正敌人的财产，以及强制德国超过两百万的公务员行纳粹致敬礼，一起使纳粹夺权的第一个阶段成功收官。

7月，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一切似乎都朝着利于纳粹的方向发展，就连教会似乎也要顺从了。7月20日，天主教会的任何潜在抵抗都被第三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宗教协定所压制，纳粹政权承诺保证天主教文化和慈善组织的完整、天主教自由行使宗教权力和信仰自由。作为回报，梵蒂冈承诺教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三天后，希特勒推举的竞选德国新教教会领袖的候选人路德维希·穆勒（LudwigMuller）在当天的教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并当选为尚未成立的联合新教教会的领袖。虽然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在年底前，希特勒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明显落空了，但这次选举标志着希特勒又一次惊人的成功。到了1933年仲夏，国内反对派似乎完全被制伏了。

民主政府已被废除，政治左派以及其他纳粹的反对者都被如此成功地镇压下去，以至于连保守派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公开反对纳粹的措施。社会上所有独立的组织要么已经被解散，要么已经被迫“与当前流行的政治潮流保持一致”。自宗教改革以来，具有百年历史，已成为德语地区的中欧特征的联邦制，让位给一个以柏林为中心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过去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在自1913年8月初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民族狂热和无比兴奋的高昂情绪中被急切地、热情地彻底摧毁、瓦解和抛弃了。与1914年一样，1933年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寄予厚望，但结果证明在现实中无以维系。到那年秋天，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普遍被流行的宿醉所取代。尽管如此，国家社会主义的“**”依然深入人心。在1933年6月，就连托马斯·曼都揣测“这场德国运动的核心可能是正确的”，后来被现政权处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朱利叶斯·莱伯（JuliusLeber）也在冥想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缓解数百万德国人的存在焦虑”。大多数对这个政权持赞同态度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这个国家，其中包括演员和导演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vGründgens）、海因里希·乔治（HeinrichGee）和埃米尔·詹宁斯（EmilJannings）；音乐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和威廉·富特威格勒（WilhelmFurtwiingler）；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热衷于新的信条，在某些情况下，对纳粹主义的逢场作戏是短暂的，例如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所有人都错误地判断和一场根本上反知识分子的运动结成联盟的后果，从而不得不咽下妥协和屈辱。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尽管他们足够有名，且移民是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