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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举公民投票与日（第2页）

为了彰显人民与领袖的团结，必须进行全面动员。在选举期间的每个清晨，通常天都还没亮，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和德国少女联盟（BDM）的女孩就已经在街上喧闹地游行了，他们吹着喇叭、敲着鼓，提醒德国人他们的“责任”。而且在柏林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甚至在投票站开放之前，民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在1934年的选举中，几乎所有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都已经在11点前完成投票。由于选举的目的是要给民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本周日上午的选举活动变得更加复杂。1938年的德奥合并选举期间，冲锋队队员、纳粹机动部队和空军部队、消防队，以及其他任何能组织起来并能制造巨大噪音的人群四处走动以叫醒民众。而在有些地方，刚到中午，就已经有80%的选民进行了投票。纳粹党员们用汽车把年老体弱的人送到投票站，并在医院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如果哪些公民没有投票，纳粹党员一定会再次探访，并提醒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

动员支持选举的任务主要落在纳粹党员身上。在选举日前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忙个不停，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宣传选举活动，骑着摩托车或列着车队四处宣传选举信息。而在选举日当天，他们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投票站。与斯大林的做法如出一辙，希特勒利用选举来控制他的特工，并甄别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没有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投票，但到处都有党员、报纸、广播和热心的公民提醒他们绝对有必要投票，以及“对元首表达忠诚和感激的义务”。1934年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戈林告诉德国人：“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否则就证明他们不值得元首信任。”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示范展示给全世界，这个示范将扫除关于新德国的所有谎言和歪曲的事实。我们必须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和德国人民在所有的思想、行动和情感中融为一体”。

由于魏玛选举法（包括无记名投票）仍然有效，所以没有人因为拒绝投票或错误投票而被送上法庭。然而，也存在一些公务员因没有投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况——尽管内政部长不允许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讨论。由于内政部长明令禁止骚扰非选民，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纳粹想出一个办法——标记那些已经投过票的人。因此，在整个帝国，游说者到处分发徽章来确定谁投过票。有报纸报道称：“每个人都佩戴着‘赞成徽章’并引以为傲。”在一些地方，游说者还会分发“履行选举义务证书”。

纪律处分、共谋、反抗

一位美国记者分析了1938年的公民投票。据他分析，纳粹用暴力的方式吞并奥地利，从本质上说，并不能算是胜利。“国家社会主义法规定举行全民投票，以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合格的选民牢记其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一观察相当敏锐。1933年11月选举的前几天，老牌自由派报纸《福斯日报》（Vossisg）刊登了一篇对戈培尔的采访。在采访中，记者不断提问，如果只有一个政党，不再有任何反对党，那么议会选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最后，这位记者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既然如此，国会选举就必须是一项针对德国选民有正确思想和内在纪律的考验。”于是，宣传部长回答说：“没错。”

通过投票，每个公民都可以表明自己对该政权的认可。民众前往投票站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服从表现，甚至是同谋行为。必须保留自由投票，以提高服从仪式的重要性。这不仅涉及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投票，而且还涉及选举日的提前投票，这在每个独裁政权中都被视为特别忠诚的证明。欢庆的气氛也为选举增添了具有忠诚特点的色彩。纳粹党报纸《国民日报》（ung）就对1936年3月的选举写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活动，这是一个庄严的庆祝活动，每个人都很荣幸能够通过投票来感谢元首做出的所有伟大功绩和成就。”

抵制这种宣传、不投票、投“反对”票或破坏选票到底多么困难？一般而言，即使投票是保密的，民众也不得不考虑反对的声音。游说者施加的压力较为温和：中午过后，为了让那些还没有投票的选民投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和众多纳粹党员会去这些选民的家里。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冲锋队成员会在街上呼喊着追赶那些没有投票的人，一群人在旁边大喊：“把他们捆起来!”

选举期间的压力可能更大：1936年3月29日，在萨尔州的一个村庄，一名助理牧师和他的管家在投票站投票。结果，一个纳粹分子开始怀疑他们，然后悄悄地在两张选票上标记上墨点。在统计选票时，发现两张选票都投了“反对”。村民们就聚集在牧师门前，并把这两名天主教徒拖到外面，在街上追赶、嘲笑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下萨克森州（LowerSaxony）的一名工厂老板身上，他被迫参加投票，然后被关押起来并受到虐待，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此外，还有人在街上被人追赶，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没有投票，因为我并不关心德国的荣誉与和平。”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个例，但它们确实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压抑和恐惧氛围，这足以迫使大多数选民服从。

在选举之前，大部分选民获准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投票——这表明了一些选民在试图逃避压力。据推测，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选举日不受骚扰——要么根本不投票，要么在更匿名的环境中投“反对”票。政府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是，规定投票站应开放到18点，以使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

成千上万的选民要么拒绝投票，要么投了“反对”票，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不仅仅是认可和服从的仪式，同时可能也是民众疏远或反对该政权最重要的机会。这仅仅不适用于1933年3月的选举，因为尽管纳粹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仍有56%以上的选民投票反对希特勒成为独裁者。1933年11月的选举结果更值得人们注意，当时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但仍有210万张“反对”票；而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更有430万张“反对”票。然而，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反对派的大量投票表明，选举期间对政敌使用恐怖手段属于例外情况，但是提出反对意见是有可能的。

“第三帝国”的政治节日

在今天看来，1933年至1939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节日对纳粹统治的重大意义很容易被低估。纳粹德国对民主的破坏以及该政权对其认定为国家和“雅利安人种”（Aryanrace）的“敌人”所使用的残酷武力，最终以“大屠杀”收尾，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看法。欢乐的节日和热情的民众为希特勒欢呼的景象，与这段充满压迫、暴力和恐怖的历史并不相符。然而，节日和恐怖融入到自我庆祝的“民族共同体”——这与暴力排斥“共同体异类”并不矛盾，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别狠毒的镇压措施与壮观的庆典密切相关就能证明这一点。1933年3月21日，普鲁士历史与“第三帝国”之间精彩地上演了所谓连续性的一幕——后被称为波茨坦日。两天后，《授权法案》的通过摧毁了民主。就在100多万人在柏林庆祝5月1日全国劳动节仅仅一天之后，纳粹政权就摧毁了自由工会。在1935年纳粹党帝国党代会期间，在密室中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目的是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这是纳粹党“年度政治仪式”中最复杂的活动。在纪念1923年纳粹党慕尼黑暴动失败期间，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了恐怖行动，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于1938年11月9日死亡。有时，暴力和压迫甚至被伪装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就像1933年5月的“柏林焚书”事件一样。

然而，如果将“第三帝国”举行的众多节日仅仅看作准备实行暴行的平台或转移民众对压迫措施注意力的策略，那就是大错特错。在面向本国和外国人民时，政治节日也有助于纳粹政权进行形象管理。参加大型群众集会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体验无阶级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生活。政治节日以其高涨的情感和精心设计的场景提供了一个场所——在那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典型的政治审美可以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节日的仪式和象征为政治领域营造了一种神圣的气氛。如果纳粹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政治宗教形式，那么公共仪式就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在政治节日中，“元首”和“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既是魅力型统治的工具，也是魅力型统治的表现，是“希特勒神话”的重要基础（伊恩·克肖，1987），大量德国人的忠诚都基于这一点。在选举期间，群众活动不仅展示了“新德国”的实力和现代化程度，也恐吓了国内外的反对者。经过出色的后勤和技术手段安排，游行、示威和阅兵把德意志帝国描述成一个高效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为本国民众提供精彩的表演：乐队和穿着制服的年轻英俊男子，火炬游行、烟花和“光明大教堂”，一起乘坐专列参加活动的经历，在帐篷里过夜，活动结束后的狂欢酒会，所有这些都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就像选举和公民投票一样，政治节日也是将德国人民融入纳粹政权的一种手段，但却不能影响纳粹的政策。这样的节日有精心设计的场景，假设所有参与者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活动一次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如同选举一样，仪式性的节目使民众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尽管演讲者、在场的政治家、参加游行队伍的人以及正在观看的“群众”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作为节日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群众”本身也变成了演员。所有参与者同时出现，他们进行互动，参与象征性的活动，这些都能使民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节日是情感和情绪的媒介，是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的融合。纳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节日，目的是让人民融入他们的政权。

纳粹的“节日日历”

政治节日一开始就在纳粹统治的自我投射和展现“人民”与元首的团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第一年的简要叙述中就可以看出来。1933年1月30日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开始摧毁魏玛民主，并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取缔其他党派，同时“整合”所有的独立组织。独裁之路充满了名副其实的“节日焰火”。在帝国的城镇和乡村，纳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以及许多小规模游行、集会和仪式。在这些活动中，当地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纳粹运动的象征和仪式被结合在一起。1933年举行的许多小规模的节日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份期待混合了机会主义、希望和热情等，最终许多德国人将这份感情寄托于希特勒身上。他们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纳粹党、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开始征服公共领域，并用他们的标志和仪式占领公共领域。主要节日及其在各省的多方效仿，不仅有助于塑造有吸引力的形象，还可以作为外部装饰，掩盖国家的残酷征服行为。这种“社会仪式”是建立独裁统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虽然必须在短时间内临时制作很多东西，但在戈培尔的带领下，组织者还是成功打造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这场演出旨在展示“革命性”的纳粹运动和“普鲁士传统”之间的协调。纳粹政权希望这个地方的传奇能赋予它历史的合法性。然而事实上，直到后来希特勒与年迈的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握手的照片才成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权力移交最著名的象征。直接的情感作用来自波茨坦仪式的“普鲁士”氛围，以及整个民族都参与到伟大的权力移交仪式中。在波茨坦，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除此之外，纳粹号召全国各地的德国人在房子上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或纳粹的“卐”字符旗帜。当天晚上，民众举行了无数次火炬游行和“自由仪式”来庆祝“国家的重生”。

仅仅几周后，1933年，5月1日被定为“全国劳动节”，象征着工人阶级融入了“民族共同体”——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抗议日定为公共假日。此明智之举是对工人的一种象征性认可。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失业之前，工人也认为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然而，这种象征性的认可却意义重大。在1933年的“全国劳动节”当天，没有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而工会和左翼政党成员本可以借此机会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五一”节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由国家组织的群众大会。超过一百万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TempelhoferFeld）参加了会议。在这里，年轻的阿尔伯特·斯佩尔赢得了声望，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让希特勒组织得以兴盛的舞台。斯佩尔对这一事件的策划涵盖了许多后来群众活动的典型元素：希特勒面对群众讲话的讲台背后是巨大的“卐”字符旗帜，现代的扩音器把演讲内容传达给聚集在希特勒面前的数百万人，一名电台记者在城市上空的飞艇上进行了现场直播。火炬游行和焰火为这难忘的一天画上了句号。庆祝活动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暴力镇压。5月2日，自由工会遭到取缔，其财产被没收。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劳动节已经转变为“民族共同体”的劳动节。在某些方面，比如波茨坦日，这个群众性的节日是从魏玛共和国的自由公共领域到独裁政权的公共行为空间的一种过渡仪式，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的劳动节与其在劳工运动中的起源含义迥然不用。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民众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政治性的春天的节日来庆祝，这一天有诸如“五月树”之类的新传统，也有工厂或办公室等“工作场所共同体”准备的娱乐活动。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博士（Dr。RobertLey），在1936年5月的庆典上提出了“享受生活”的非政治性口号。

事实上，这只是一次名义上的党代会。最重要的是，这是希特勒“纳粹运动”和“德国人民”之间魅力关系的仪式性展示。纳粹党及其众多附属组织的数十万官员、成员和支持者每年都会聚集在纽伦堡参加各种活动，此类活动通常会持续几天。它很少受到政治演讲内容的影响，而更多地取决于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发起纽伦堡集会，但直到1933年以后，这些集会才被列为重要场合，也变得日益复杂。受希特勒本人委托，由莱妮·里芬斯塔尔（Leahl）执导的1934年党代会电影《意志的胜利》大获成功。事实上，这部电影不是纪录片，而是极具暗示性的宣传片，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党代会想要传达的信息。在电影中，许多热情的民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为希特勒欢呼。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在华丽的背景下，身着制服的纵队根据严格的编排，列队穿过巨大的阅兵场，这一幕被视为完美纪律的典范。毫无疑问，希特勒在这一场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这实际上是“纳粹运动”的自我写照，其焦点不断地集中在忠诚且纪律严明的支持者和忠诚的“人民”身上。为此，纽伦堡纳粹党的伟大节日及其在电影中的集中表现，最重要的是庆祝“人民”和“元首”的团结。此外，这些仪式表演的重要作用是向参与者展示纳粹运动及其“元首”的特殊性和“神圣性”。希特勒乘飞机抵达就是一个例子，夜晚纽伦堡的火炬游行以及新党旗的“献礼”也是如此。“献礼”采取的形式是希特勒用所谓的“血旗”来感染人民。据说，这面旗是由党员的血浸透过的，这些党员在1923年失败的慕尼黑暴动中被警察射杀。这种阴郁的仪式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党代会的礼拜仪式借鉴了基督教殉道者的传统。最后，纳粹全力在纽伦堡修建建筑，目的是为纳粹党的节日提供合适的场所。军队游行穿过中世纪古城是为了展示该党与德国历史的渊源，而帝国党代会会址上那些巨大的新建筑（实际上从未完工），及其看台、体育场、街道、大厅和阅兵场，则为表现“民族共同体”与元首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背景。这是一种权力建筑，这座建筑内的人从来不被允许将自己视为个体，他们只能在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中行动，并将自己视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党代会结束一个月后，“帝国丰收节”于1933年10月2日在德国北部城镇哈梅林（Hamelin）附近的比克伯格（Bückeberg）举行了首演。尽管“五一”劳动节的目的是将工人纳入“民族共同体”，但50万人聚集在下萨克森州是为了庆祝德国乡村与“新德国”的联系。

1933年的最后一次盛大庆典于11月9日在慕尼黑举行。自1925年以来，纳粹党一直将这一天作为1923年希特勒政变失败的纪念日——忠诚的巴伐利亚警察毫不费力地镇压了这次政变，但纳粹党却将其转变为纳粹运动的核心根基事件。特别是在1933年以后，民众越来越重视那些与被枪杀的反叛者有关的殉道仪式。就此，纳粹党甚至比“帝国党代会”更受关注。纳粹党利用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Bürgerbraukeller）的年度纪念演讲，反动派城市游行的重演以及日益浮夸的死亡崇拜，创造了一个有关英雄主义和牺牲的神话，从而有助于塑造纳粹党的形象。因此，11月9日的庆祝活动主要不是关于有魅力的“元首”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民众所颂扬并赋予传奇地位的是所谓的“斗争共同体”——与纳粹党早期所说的“斗争年代”有关。每年11月9日，慕尼黑都会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传统仪式，在这一传统仪式中，纳粹运动的“老战士”们不断在脑海中确认，他们是发誓效忠元首的团体，代表“第三帝国”的精英。尤其是这个原因，在政权的所有仪式中，这个节日包含了最多的政治宗教仪式元素：年复一年，1923年“血旗”已经变成了纳粹党的遗物，在整个城市举行隆重的仪式。1923年牺牲的16人获得了政治烈士的身份，在1935年的盛大仪式上，他们被重新安葬在国王广场（K?nigslatz）新建造的两座“荣誉神殿”里。他们的名字每年都会以“点名”的形式被充满感情地宣读出来，每念完一个名字，一群人就会齐声高喊：“到!”从而营造出“倒下的英雄”和活着的运动支持者之间的神秘团结。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节日风俗发展成为四种不同的趋势：第一，朝着经典发展迈进。因此，尽管活动、符号和仪式不断改变，但总体上是朝着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3年，当地的节日游行在5月1日举行，而且丰收节的活动包含了许多源于地方传统的元素，后来的趋势是模仿集中组织的活动。第二，大型政治庆祝活动变得更加隆重、壮观。参与者的人数持续增加，活动变得更加宏大，建筑则多数是为党代会和丰收节而修建的场地和建筑物。第三，重整军备和备战意味着军事变得日益重要。在纽伦堡党代会上，阅兵式和现代武器的展示成为节目的一部分。在1937年的“帝国丰收节”上，100万名观众观看了长达一小时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有10000名士兵，还有坦克和轰炸机。1939年，希特勒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举行了一场持续4个半小时的游行，40000多名士兵，5000辆机动车和600辆坦克参与了此次游行。第四，现代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节日依赖于所有实际出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但节日只能影响出席和参与活动的民众。因此，在早期，戈培尔试图用最现代的媒体技术来烘托政治节日的气氛，以便影响更多的民众。从一开始，无线电广播就是宣传工具的一部分，同时也运用了新颖的现场报道技术。通过提供简短的电影报道，电影新闻短片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表面印象，而这正是节日所追求的效果。但是，莱妮·里芬斯塔尔精心制作的关于1934年党代会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其在技术上极具革命性并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1936年开始，纳粹也尝试了电视广播，但是由于其技术原始，这种方式只能涵盖少数观众。

元首神话与“民族共同体”：政治节日的作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还维持并不断发展他们的节日活动，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耗费大量资源。数百万人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参与组织这些活动。纳粹斥巨资举行仪式，并修建柏林、纽伦堡和比克伯格的巨大建筑。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多盛大的演出呢？这些政治节日对纳粹独裁统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关于该政权的性质和它在德国人民中受欢迎的原因，这些节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提到了法西斯主义下的“政治生活审美化”。他说，把政治转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有助于组织和吸引人民，使其与该政权捆绑在一起，但同时又无视人民的真正利益。确实，这种分析貌似合理，但它没有解释纳粹节日文化的重要性，因为节日不仅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和操纵人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五一”劳动节、纽伦堡党代会、“帝国丰收节”和11月9日的慕尼黑死亡崇拜等重大仪式，都是“人民”和“元首”面对面相遇的舞台。在仪式中，希特勒亲自出席，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偶像与崇拜者的接近，以及会面的严格规范和仪式化，是创建和维持魅力型团体和“元首”神话的重要前提。

最后，在1933年至1939年，纳粹节日成为重要工具，通过仪式、表演和符号，该政权可以控制和压制在魏玛时期纳粹党的权力“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动力。在德国民主的危机年代，冲锋队和德国纳粹党发展了一种长期的行动和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并保持势头。街头示威，选举之战，啤酒馆里的斗殴都是常见行为。许多纳粹活动人士曾预计，这种革命动力将在权力接管后继续存在。随着独裁统治的建立，官僚主义的“协调”以及重新重视军事，纳粹党领袖开始通过国家机构、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来行使权力，而不是通过动员冲锋队或来自下层的压力。

政治节日还有助于增进“人民”和“元首”之间的魅力关系，确保人民在情感上能体验“民族共同体”，并保持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政治节日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进行形象管理，以满足德国人对认同感和方向感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节日一方面回归到熟悉的主题，另一方面，它从现代大众文化和娱乐产业的角度提出创新的想法。

创造传统是用来确保信誉和聚焦共同期望的机制（霍布斯鲍姆），通过这一机制，纳粹党为自己及其节日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从特定节日的选择理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传统。5月1日指的是劳工运动的传统，丰收节借鉴了基督教的传统，“母亲节”也是已经确立的传统，而11月9日则与殉道者崇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纳粹运动实际上是在创造自己的传统。这种创造传统的策略，体现在对节日进行精心设计的各方面。年复一年，节日的节目都遵循着同样的顺序，就像基督教的日历一样。历史感、节奏和重复都给节日的节目带来了连续性和真实性的氛围。

第二，对于重大节日，纳粹节日的负责人选择具有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场地。场地本身特有的光环有助于传统的发扬，以使节日更加可信。纽伦堡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古城，有着重要的中世纪历史。作为党代会城市，它展现了纳粹的主张，即体现“真正的”德国历史。类似的传统联系还有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它的卖点是德国农民的象征。

这些还包括（第四点）举行节日的公共空间的设计。的确，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他们使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节日气氛浓烈的城镇中游行，或用因丰收节而被华丽装饰的农场马车游行。然而，另一方面，纽伦堡或比克伯格的节日建筑是相当新的，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的设计也是如此。帝国党代会广场上的巨大建筑，以及为容纳一百万人而改造的比克伯格斜坡，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编排和集体体验的形式。它的首要目的是将个人纳入构想的共同体。与这些新空间相关的主导建筑为大型节日提供了合适的舞台，如果没有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编排，这将毫无意义。

第五，纳粹的节日是现代活动管理的范例，它巧妙地利用了最新技术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能够把几十万甚至一百万人带到下萨克森州的偏远地区或纽伦堡的省城，并在短时间内供养他们，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后勤成就。使用最现代的扩音器，高效的灯光布置，飞艇和飞机的部署，数千名士兵的阅兵式，最新的武器展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1933年至1939年间的政治节日成为最受欢迎的科技和军事现代化演示。

第六，大众媒体。纳粹节日的目的是让参与者尽可能地“完全”融入活动，并让“政治”尽可能全面地成为一种情感体验。理性的争论和政治辩论是不相关的。为了确保这种体验不局限于参与者，从一开始纳粹就打算将仪式传送给全国的广大公众。报纸报道、照片、广播和电影都是为了把当地的重大活动变成整个国家的体验。虽然纳粹利用电台报道来实现全国的同步体验，而且许多德国人看过里芬斯塔尔拍的1934年党代会的电影，但这种媒体策略成功与否仍不得而知。因为节日共同体的特殊性质恰恰在于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在场。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越是有关情感、体验和共同体的问题，就越难通过媒体传达这种体验。这无疑限制了纳粹节日文化的有效性。

民众需要继续积极领会“元首”和“纳粹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对这个魅力政权的合法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与选举一样，这些仪式可以明确展示该政权的“民主”性质。即使已经成为僵化的仪式，但选举和节日维持着群众运动的假象。同时，它们又蕴含着纳粹运动的潜在动力。除此之外，希特勒和戈培尔在1938年11月9日，轻易地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浪潮。而当天，纳粹党致力于激起民众对“斗争时期”和“陨落的英雄”的记忆，这两件事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国和本国人民，纳粹政权的自信不断增强。这不仅是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结果，还与那些表明同意和排斥的展示仪式有关——它们似乎阐明了群众的意见，也显示出了反对派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