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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到处在饮料里下毒，她给我下毒，我不知道她这么做了，甚至在我上床后过了两小时伴随着最不可思议的肚子痛醒来时也不知道。起初我以为肚子痛主要是因为送奶工出现后涌向我的那些震颤，那些刺痛，那些恐惧感。然而不是。是药丸女孩把什么东西迅速丢进了我的饮料。那是在俱乐部里，当时我和最久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我原以为我们要讨论的是送奶工，结果却是我的出格者身份。朋友去了卫生间，我一个人坐在桌边，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悄悄靠过来，直截了当地控诉我是反人道主义的罪犯，还说我自私；同时给我下毒，赶在我叫她滚之前干完了这一切。“你应该感到羞耻。”她说，但她没有提起我和送奶工的私情，我原以为她会提起，因为那是其他所有人——虽然也不关他们的事——都会提起的事情。她只讲了我与送奶工相互勾结，在她的某个前世里杀害了她。包括她在内，据说我还害死了其他二十三个女人。“其中一些是在吸大麻，”她说，“但只是一些无害的白色药物，还有一些什么也没做。”在那个前世里，我们共有二十六个人，所有人都是我杀的。她是指十七世纪某段时期里的一次前世轮回，她说出了具体的年月日时，说他是个医生，但是个庸医。说到这里，她露出恶心的表情，说这样一个冒牌货，我却要跟他站在同一战线，像黑猫跟随女巫似的跟随他。她说就算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也没用。我教唆他，对他施了黑魔法，为他切割动物的尸体，在我们风景如画的村庄里，成为他谋杀那二十三个女人的帮凶，还要加上她。“我们都死了，妹妹，”她说，“这都怪你。”因此她说我的遭遇都是罪有应得。就在那时，我摆脱了她催眠般的絮絮叨叨，说：“哦，看在该死的分上，给我滚。”最久的朋友回来后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摇摇头说：“啊，是那个药丸女孩。”最久的朋友提醒我留心药丸女孩，因为，她说，“那个可怜的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状况越来越差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最臭名昭著的出格者是这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女孩，一个瘦小但又结实的女孩，年近三十岁，往人们的饮料里下毒。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能从她那里获得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解释。由于一开始就对她缺乏了解，只能根据社区对她添油加醋的描述进行推测。大部分人认定她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情是因为听信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抗议。他们没仔细描述这些抗议，但他们说有人看见我们这里的议题女人——也是另一个出格者群体——和药丸女孩交谈过，因此她们也许事先指点过她，给她洗脑，让她加入她们的运动。这意味着那些简单粗暴的议题，比如暴力激进的女权主义议题，是她不断企图杀害我们的唯一理由。当时，议题女人们不承认这项指控，说社区误解了她们的奋斗目标，还说他们没有一丁点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她们还说药丸女孩早在她们决定和她谈话前就开始下毒了，反正她们靠近她只是为了尝试理解和干预。因此，她们说，用一些不假思索、不负责任的方法是不可能判断出这小个子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下毒的。于是各种解释不断出现，还有关于这些解释的即兴演讲和争辩。下毒事件也同样不断地出现。最常发生的地点、需要防范她的关键场所，是这里最热闹的俱乐部星期五夜晚举行的舞会上。

每当她决定走进舞会，如果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同伴在舞池里，饮料放在桌上没人看管，盯着她就变得尤其重要。实际上，在她每次进来之前，总有另外两拨人会先进来。一拨是反政府派，他们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拿着枪，检查这里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和未成年的饮酒者。有很多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和未成年饮酒者，但从来没有一个被拉出去，或者被要求离开。这是一种虚张声势。谁都知道这是一种虚张声势，一种力量的显摆，一种每周必须实施一天的着装准则。他们大踏步地进来，坚定不移，四下张望，快速地显露一下装备，检查完毕后离开。过了一会儿，另一拨人进来，又搞一次虚张声势。这次是外国士兵，来自“海对岸”国家的占领军。他们也一样，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卡其布装，戴着头盔，拿着枪，四下寻找反政府派，正是他们几秒前刚刚错过的那一拨反政府派。我们只会偶尔想到，如果这两拨人真的一起进来了，会当即爆发怎样一场血淋淋的屠杀。但所有这些年的星期五晚上，从没发生过这种相撞。很难想象居然从没发生过，我们说，所以他们之间肯定不经意地存在着无意识的同步、某种心意相通的巧合。“又到了周五晚上，”一方的潜意识可能会跟另一方的潜意识说，“为什么不把这样的简简单单继续下去呢？你们先进去，然后离开，接着我们进去，怎么样？等到下周，我们会先进去，然后离开，接着你们进去。”肯定就是这样，因为难以相信他们会彼此擦肩而过，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是轻而易举的好几百次。所以这些军队分批进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仔细搜查，卖弄，耀武扬威。同时其他人，是指我们——在舞池里的年轻人，在酒桌边的年轻人，在吧台上的年轻人，在阴暗角落里亲吻爱抚的年轻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但是，一旦药丸女孩来了，就另当别论了。

“她来了!”

“快!”

“各就各位!提高警惕!哦要小心!药丸女孩!是药丸女孩!”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相互警告。这时醉酒让人感到恐慌，那一周被指定为每张桌子每个小组的男守卫或者女守卫都会从舞池、卫生间、吧台、阴暗角落里的拥抱中、从他或她当时碰巧所在的任何地方，赶紧跑回各自的酒桌。他们是要去守卫饮料，但即便如此，我们其他人还是会保持紧张，高度警惕她的存在。我们用肘部相互轻推，一个接一个，整个俱乐部跟在她后面，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这时，她就像某种鬼魂、某种可怕的噩梦，慢悠悠地走进来，蹑手蹑脚地到处走动。你会认为，我们都超级警觉，因此我们，也就是这大多数人，正处在阻挠药丸女孩干坏事、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最佳位置。但结果却是这个单打独斗的参战者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获胜。没人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就算桌子边上有人，她也总有办法沾染饮料。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桌子边上的那个人警觉地跑回来，一把抓起饮料，放在自己的手边，决不给她任何一点机会。急着赶她走时也不会装出任何礼貌。“滚!”他们会大叫，事后坚持在这种可能被下毒的场合里直截了当始终是最好的方式。“滚!”他们会大喊。“滚!”他们会抛弃社交礼仪。“滚!”他们会粗鲁得令人震惊。但如果这一次，在他们对这里最成功的全职超级投毒者喊出那么多的滚之后，她却依然没有离开，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这次聚会上的至少一个人，会在痛苦中弯下腰，翻来滚去，攥紧拳头，颤抖，扭曲，被喂下各种各样的解药，在筋疲力尽中哭泣求饶，求死神把他们带走，让他们一了百了，别等到那个漫长的夜晚过去直到天明。

她由此彻底遭人厌恶，但相反因为这种厌恶，这里的人们对药丸女孩又是泰然接受。即便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接受、一种偏执的接受、一种被下毒的接受，因为人们或许会发疯，他们会想要杀了她，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她应该被这里最热闹的酒吧拦在门外。从来没有人想过，她应该被医院收治、被送进监狱，她的家人不应该让她出门，至少在她每次外出的时候应该轮流监护她。也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们其他人其实不必在每个周五的晚上经历这种被下毒的煎熬。她是个危险人物，但在那个不同的时代里，在那种不同的意识里，带着所有对生死和风俗的理解，人们忍受她，就像忍受天气，就像忍受天灾，以及星期五晚上必须前来的军队。我们，也就是这个社区，最多也只是宣布她是个出格者。所以，人们始终允许她再来，她也始终会再来，继续下毒。后来她的作案轨迹发生了变化，周五以外的日子她也开始下毒，原因更是说来话长。

朋友说她开始对她的亲妹妹下毒，但她的家人至今都把这件事藏着掖着，缄口不言。她控诉她妹妹是她自己身上无法接受的另一面。我说：“这就不太好懂了。你是指——”“没错，”最久的朋友说，“是指她自己身上被分裂出去的一面，正在侵吞她。”似乎是因为这个地区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她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为了能够让自己存活下来，既然一方是下毒的人，那么没有下毒的另一方，也就是她妹妹，则必须离开。最久的朋友同意我的看法，她说是的，自从药丸女孩按照她自己的解释开始行动以来，要对她作出集体性的解释确实越来越难了，如果我从今往后不再捧着书到处走，了解一下正经的现实，也许就会注意到社区本身费了多大的劲儿才跟上她。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推动事情发展”。有一种持续不断、一贯正确的“推动一个人向前进”，这种“一步一步地推动”始终在发生。如流沙般易变的错位在社区接受的范围内能够轻易地被族群责任意识所吸收消化，但是那些出格者，比如药丸女孩（也比如现在的我，虽然我依然不肯面对），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出格者经常被说成公然藐视传统，不像其他人那样合理地一步一步地推动事情发展，而是在没有批准、没有宣布的前提下，一次两步、三步，甚至彻底回避错综复杂的细节，踏上某个甚至更不切实际的新的立足点。这就是认为她妹妹是她的反面的药丸女孩的所作所为。

朋友解释说，被下毒的妹妹，阳光般灿烂的那个，中毒后需要立即送医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送医院的程度。中毒让她丢了半条命。当然，她没有去医院，因为在这里与医疗机构扯上关系就跟叫警察一样——意思是你不会叫他们——也会被视为鲁莽。一批政府机构，社区判断说，总是会招致另一批政府机构。如果你以任何你不想谈起的方式被枪杀了、被下毒了、被刀捅了，或者受伤害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医院会通知警察，警察会立即从警察亭里赶过来。接下来会发生的是，社区警告说，这些作为敌人的政府警察在发现了你来自藩篱的哪一边之后，会要你妥协，让你作一个选择。那个选择会是：要么你在当地被误认为或被暗示成告密者，要么你就真的变成告密者，把你们那里的反政府派的秘密告诉他们。不管你选哪个，或早或晚，最后承蒙反政府派的惠允，你的尸体会在通道里被发现，手里肯定少不了拿着十英镑，脑袋里进了几枚子弹。所以不要这样。依照集体规则，你不会考虑医院。我们有安全屋手术室、后客厅伤员急救站、驻家药剂师，再说这里遍地都是花园棚屋药店，数量超出了需求，你为什么还要考虑医院？

至于药丸女孩的妹妹，已经有四分之三条命进了坟墓，她拼尽全力，她的家人和邻居也拼尽全力。经过好几次彻底的洗胃，大家都想说她已经痊愈了。然而在她康复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年轻女人的健康和视力显然大不如前，于是社区审判再次通过反政府派介入进来。这个家庭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因为受害人和凶手都是他们的血亲，他们乞求反政府派不要施以严惩，再给药丸女孩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反政府派上一次已经发过誓，药丸女孩要是再不停止她的反社会行为，他们会亲自替她停止。所以现在，由于被指控者最近再次无视他们的警告，反政府派说，是时候兑现誓言了。最久的朋友接着说，反政府派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又一次考虑了这个家庭的苦苦哀求。他们传唤了这个家庭，提前跟他们说清楚。“好吧，”他们说，“再给一次机会，但那是最后一次。”

我们喝干杯子里的酒，离开喝酒俱乐部。我回到家，爬上床睡着了，一直睡到我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弄醒。这个东西飘入我房间，飘到我的床单上，进入我的嘴，滑进我的喉咙。我醒了跳起来，哭喊道：“它进去了!它想办法进去了!它们在我睡着的时候进去了!”在我彻底清醒之前，在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说什么之前，五脏六腑里有一种灼烧感攫住了我。我嘴里还有一股刺激的气味，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颗牙齿没补好。接着我意识到那不是牙齿!那更像是送奶工，更像是他的垂涎三尺正在对我起作用。接着一阵**又攫住了我，把空气排出体外，从我身体里挤出来，我的肌肉开始绷紧，我变得僵硬。我从**摔下来，依然僵硬，内脏变成了石头。我靠着前臂和膝盖爬出房间，用脑袋撞开门，因为我抬不起头，因为我的躯干僵硬。我不知道用脑袋撞开门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门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只知道我要出去求助。

在楼上的楼梯口，我又感觉到一阵新的疼痛猛地以交叉的方式袭来。我在从卧室到浴室的中途被迫放弃爬行，始终有个奇怪的声音在我耳边，我觉得那是广播慢速播放的说话声。我后来发现那是我自己的呻吟。我的妹妹们大喊道：“你猜怎么着？那声音吵醒了我们所有人!”这些妹妹，她们说得兴致勃勃。这是我中毒后的第四天，我躺在**休养，正在慢慢恢复健康。她们后来跟我形容这些呻吟，证明我不是非这样不可。她们跟我描述了那天半夜发生的事情，还说我脸色苍白——“但不是你平时看上去的那种糟糕的苍白”。“更像牛奶。”年纪最大的妹妹说。“一瓶牛奶。”年纪中间的妹妹说。“像是又被涂了一层白色颜料的白色牛奶。”年纪最小的妹妹说。“所以会在黑暗里发光。”围绕着“在黑暗里发光”的说法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小妹妹之间爆发了三方争吵。她们还争论这种特别白的颜色是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呈现出来的。是在我们的母亲和邻居给我洗胃之前，还是在我们的母亲和邻居给我洗胃之后？是的，妈和邻居给我洗了胃，妈第一个在楼梯口找到我，她伸出手抱住我，但由于我身体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没听见她过来。我感觉到她结实的双臂，感觉到她温暖的呼吸，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身边有母亲陪伴甚至好过上帝。我抓住她睡袍的卷边，沿着睡袍爬行，一点点挪到睡袍的前片，我知道我安全了，我不再是孤身一人。

在救我的同时，当然，她也在抱怨我。她一边飞快地检查我的身体，一边对着我连珠炮似的提问——被割伤了？被刀捅了？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给我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在和什么人吵架？我之前有没有被什么人踢到脑袋？所有我信赖的朋友是否值得信赖？以及我被下了什么毒？——紧接着是她对我的指指点点。“你这样到处转悠着偷别人的丈夫，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小姑娘？”她问，“那些女人当然会杀了你。既然你有你所谓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怎么会连这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妈所说的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指的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由去他妈的、去他妈的、去他妈的组成，不包含任何细节，细节实际上就是那些词本身。但是妈还没说完她关于丈夫和妻子的那一套。她又说了更多遍“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只是这一次换了花样，一会儿说我搞了许多人的丈夫，一会儿说我搞了所有人的丈夫，一会儿又说我搞了一个人的丈夫，也就是送奶工。“傻姑娘，鲁莽啊!鲁莽!”她哭喊道，“你才十几岁，他的年龄要翻你个倍还多!”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把我拉起来靠在她身上，扶我到浴室。然后又继续指责我，随随便便地得出结论，还严肃地补充说道：“不管怎样，等这件事情过去后，女儿，我希望你把所有妻子的姓名列张清单。”在此期间，我依然蜷成一团，无法舒展身体，无法站立。一阵阵疼痛不断袭来，从下方推动，迅速朝上——依然以那种交叉的方式——穿过我的身体。于是妈拉起蜷成一团的我，命令我一只手臂别松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尽全力抓住栏杆，还催促我把下毒的事情告诉她——“他们给了你什么？你知道他们给了你什么吗？”——最后我终于艰难地说道：“没有什么妻子，妈。没有什么丈夫。没有和送奶工的私情。没有下毒。”接着——她不再听我说话，因为她的头脑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僵成了石头。

“以上帝的名义!”她大喊道，“他们是对的人吗？每个人都是对的吗？你有没有被他弄大肚子？被那个反政府派，那个被看作‘头号通缉犯’的聪明男人，那个冒牌送奶工？”“什么？”我问，因为她用的那个词是单数，确实有那么一会儿，我完全想不出来她指的是什么。“被他灌输了？”她解释说，“孕育。繁殖。施肥，折磨，尴尬，浇水，感到后悔，希望没有发生过——上帝啊，孩子，我把话说清楚了吗？”她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她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说怀孕？但妈就是这样。就好像我现在要是不从中毒这件事情上——当时还不知道是中毒——拨出一点时间来思考她刚才一番莫名其妙的评论，就还不够忙。她也没有停留在复杂的怀孕问题上，因为妈能给她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讲恐怖故事。她接下来讲的是流产，我也不得不从“打虫药、唇萼薄荷、撒旦的苹果、提前驱逐、没能来到世上”这些词汇里把它猜出来。就算一开始不确定，在听到她下面这句话后，疑虑也都给驱散了：“好吧，女儿，我对你已经失望得不能再失望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弄到了什么，你是从她们哪一个老娼妇那里弄来的？”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闻。我以前从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老娼妇是反政府派所允许存在的或者阻止不了的。这也是妈的典型行为，她作为我的信息来源，一如既往向我透露藏在底部的惊人细节，同时又控诉我已经知道了这些。这一次，她依然对我没有丝毫的信任，她不相信我说的可能是真话，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不相信我也许有我自己足够的智慧不去和像送奶工那样的男人搞在一起。她所有的不信任不会鼓励我去鼓励她对我有信心，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上一次我试过了，但她说我是骗子，要求我告诉她真相——虽然我告诉她的就是真相。她不想要真相。她想要的是对流言蜚语的确认。我努力明确病因，让她知道这些**，这次僵硬，这次无法舒展身体、无法站立，并非中毒造成的，而是我的日常表现的一种强化版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生病是因为送奶工跟踪我，送奶工循着我的足迹，送奶工知道我的一切，他伺机行动，悄然逼近我；是因为这里的偷偷摸摸、无礼瞪视和流言蜚语带给我严重危害。所以妈和我相互误解，我们总是相互误解，但那次我确实努力过了，因为在那一刻，孤独的一刻，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她能信任我、懂我。“没有什么妻子，妈，”我说，“也没有丈夫，没有胎儿，没有老娼妇，没有中毒，没有自杀”——最后一个是我自己加上的，省得麻烦她来加。“好吧，那又会是什么？”她问，在疼痛的过程中，在中毒的过程中，我愉快地感受到一种慰藉贯穿全身，一种安抚降临在我身上，这都是因为她劝诫到一半停了下来，开始思考我说的会不会是真话。爱她是容易的。有时候，我能明白爱她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突然不再犹豫，不再挑事、拉扯和诬告，而是叫了一声小妹妹们。三个小妹妹这时已经从**爬起来，穿着睡衣站在我们身后。

她命令她们来帮忙。做这种事情，妹妹们自然是欣喜若狂。她们喜欢戏剧性，任何戏剧性，只要是纯粹的，是她们可以参与的，至少能亲眼目睹的。她们急忙跑过来，准确地抓住妈所指的地方，四个人扶着我沿着剩下的楼梯往下走，走过最后一级台阶，进入浴室。小妹妹们一进去就松了手，她们以为这时候应该松手，于是我和妈一起摔倒在地板上。这一跤又硬又疼，我一开始哭出声来，接着意识到这地板不错，它冰冷、光滑、讨人喜欢，但这种想法没持续多久，因为我的身体又开始强调它的存在。我又开始用前臂和膝盖支撑身体，为某种迫在眉睫的东西作准备。与此同时，妈指示小妹妹们去她的卧室，找到后院药房的钥匙后，立即拿来给她。她们一窝蜂地跑开了，小妹妹们平常不管做什么都是这样的。妈转过身，一边按着我的肚子，一边命令我想一想!想一想!如果没有“受委屈”，没有“被驱虫剂”，没有“被薄荷油”，那么有没有其他什么吃的东西？什么喝的东西？什么不应该在周围转悠的人在周围转悠？但我当时根本无法回答。依然染着病，依然是那种奇怪的姿势，我僵硬地冲向浴缸，冲向地板，冲向马桶，接着又倒在了地板上。某种巨大的东西正要来临，我的身体似乎没有希望摆脱它。

妹妹们拿着丁零当啷的一串钥匙回来了。妈跳起来对她们大喊：“我马上回来!”她让她们别离开我，一直看着我，确保我不会躺倒或者睡着。如果我脸色发青，或者出现了别的问题，除了呕吐，就来找她。接着她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妹妹们围在一起，我感觉到她们的热情比她们的身体散发出的温热还要多。我看不见她们的身体，因为在又一阵痛苦的缓解中，我将额头再次顶着冰冷的地板。我知道，这只是一阵短暂的喘息，我也知道，我必须享受这种简单的放松，趁更多的抽搐开始之前。但小妹妹们立即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她们摇我。戳我。“不行!别睡觉!妈咪说不准睡!”

妈回来了，拿着难闻、丑陋、像怪物一样可怕的一品脱药水。同时邻居们也出现了，她们带来了细口酒瓶、钟形玻璃罩、贴着绿色、棕色和黄色的警告标示的广口瓶、香脂膏、催情药、小药水瓶、草药、粉末、秤、杵臼、巨大的药典，以及她们自己“家用秘方”的蒸馏物。邻居们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在“不打算去医院”的情况下，她们经常这样。跟妈一样，她们也作好了准备，卷起了睡袍的袖子。站在我身边的女人们先在浴室里开了个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在我上方说话。加上后来小妹妹们的补充，我几乎知道了她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她们在争论行动过程，她们中的纯粹主义者说，如果还没弄清楚要处理的是什么，催吐不是好办法。另一些人说先试试看，显然没有时间追求精细和完美，现在亟须的是权宜之计和仓促的方案。“粗略看来，”一个邻居说，“这情形和那个被她姐姐下毒的可怜女孩很像。”“哪个可怜女孩？”妈问。她的声调，据小妹妹们所说，在那一刻压得很低。

“就在几天前，”这个邻居开始说，“这事你们绝不能说出去，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听说过，是因为消息还没有在社区里泄露。那个实际上是女人的小女孩又分裂了。她给她妹妹下毒，阳光般灿烂的那个。我们一些人一起帮忙洗胃，相信我们说的，情形看起来非常糟糕。”邻居们点点头，因为她们大部分人都去了。但妈没有。小妹妹们也没有。这消息给她们带来沉重的打击。尤其给小妹妹们。虽然她们喜爱戏剧性，但她们对药丸女孩的妹妹的喜爱甚至超过了戏剧性。尽管被允许在夜里参加成人活动，就跟伊妮德·布莱顿[1]笔下的午夜冒险偷吃盛宴一样，让她们很兴奋，听到她中毒的消息还是让这次冒险，这次不只有她们经历的冒险，有了瑕疵。药丸女孩的妹妹如同阳光般灿烂，性格温和，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善意，对人敞开胸怀，哪怕会受到伤害。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喜欢她，包括浴室里的每个人。那天晚上，在浴室里，小妹妹们一听见这个消息，就变得忧心忡忡，妈看上去也忧心忡忡。她们四个人很震惊。实际上所有女人看起来都很震惊。她们停顿了一段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去理解这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女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永恒的过渡期里，她们忘记了另一个也许没有那么光芒四射的年轻女人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她们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