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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发生语言学 建立语言关系（第1页）

第三章系统发生语言学：建立语言关系

第一章提到，定义物种的方法之一是将其视为拥有共同祖先的最小生物群，直至再无其他独特派生特征使亚群体之间相互区别。这种定义方法有两大基本属性：一是存在共同祖先，二是没有个别基因突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方法本质上还是历史性的。

若将这一方法运用到语言分类上面，一种“语言”可以定义为：某个单一祖先语言系统的历史分支集合，直到亚群体语言使用者之间再无明显区别。这种历史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可能会说“英语”在英格兰的使用时间已有千年甚至更久，但是，住在伦敦说着现代“英语”的人肯定无法理解（当然也无法被理解）乔叟时代甚至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使用者。“英语”的定义有一个历史维度，这一维度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所谓“相同”语言的概念。

对比生物学上将物种分为属、目、门等（或者用当前流行的“高阶进化支”的说法）的做法，可以进一步将语言间的历史关系扩展至虽拥有共同祖先却历经变化早已各不相同的语言群，因此可以根据语言的不同历史将其归入不同的语系。对此，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再次做出预判：“同其他物种一样，语言也可以被层层分类，可以根据自然演化分类，也可以通过其他特征来进行人为分类。”彼时正值1871年，关于语言的历史分析及其相互关系风头正劲，并逐渐被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在这一背景下，达尔文的这一说法相对来说可信度较高，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语言变化

本章所讨论的话题就是建立这种语言关系的基础。而提到语言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语言变化。此话怎讲？先来看下面这个思维实验。暂且不论“民族语”定义的6906这一数字是否准确，甚至无须在意这一数字是否有意义。提到世界语言多样性，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现在想象一下，这种多样性在瞬间神秘消失。想象一下出于某种语言魔法，世界上的人突然之间开始使用同一种语言，比方说世界语（有些人真的是很乐于见到这种现象）。先不管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要考虑如此一来是否会造成知识流失等，现在只要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就对了。

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几乎可以确定，在接下来的20~30年间，一定会出现地方变化，至少会有地方口音。考虑到世界在变化且在不同文化中变化方式不一，不仅会出现地方特色文字和表达方式，语言也会产生乡土特色。可以说，50年内将会出现明显的方言差异，而一个世纪之后，方言间的差别会继续增大，某一地区的人们将很难理解另一地区人们的语言。至于多久可以将两种方言定义为不同语言，就要看语言差别同社会和政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了。

将这个实验继续推进，会得到一个无法逆转的结果：上述语言间的差异会不断增大，达到现代罗曼语言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之间的差异程度。但所有这些语言的历史发展仍然表现出单一源语的线性发展，我们的思维实验中的“单一源语”就是世界语。语言学家们所谓的语言间的“基因”关系也正是此意：所有语言其实都是单一原始共同“祖先”向不同方向发展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基因”关系与字面意义上的生物关系无关。关于匈牙利语的起源就存在一些争议。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来看，匈牙利语与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相关，属于乌拉尔语系。但基因研究发现芬兰人和匈牙利人之间并无明显的生物学联系，因此关于其起源又有了其他多种假说。其中最合理的一个解释是：一个移民自中亚的乌戈尔部落来到了被称为现代匈牙利的区域并征服了当地居民，后者很快开始使用征服者的语言。因此，虽然这三种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生物关系有所不同，但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匈牙利语与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存在“基因”关系。

这一情形也有例外。当一小股维京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现代法国的部分地区后，开始使用当地语言——古法语，促进了诺曼法语的发展。这一语言接着被引入英国，虽不至于被完全接受，却也极大地影响了英语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侵者的语言实践（罗曼语，而不是日耳曼语）改变了英格兰人说的日耳曼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入侵者和英国人的生物联系可能比语言联系要近得多。

回到讨论的关键之处，一旦人群中出现可以限制同质化的分界线，语言统一必然会带来语言多样性。明显的内部分界线大多是地理分界线。如果河流、群山、沙漠等将不同人群分隔，那么一个地区的语言变化将无法在另一地区得到显现，反之亦然。这就足以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不同的语言。

但是语言为什么会变化呢？为什么我们想象场景中的那些人不能一直说着魔法赋予的世界语呢？事实是，即便忽略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词汇变化，语言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关于这一点原因有很多，而历史语言学家的工作正是要找到一个全面综合的解释。

产生变化的两大主要原因：（一）说话者倾向于简化发音；（二）听者所听并非言者所言，听者按照所听内容进行相应的语言实践。

第一类情况的很多例子都可以归入语音同化范畴。例如，拉丁语中“octo”的两个辅音字母发音位置不同：第一个是软腭音，发音时舌头要触及硬腭的后部，而第二个是齿音，发音时舌头要触及上齿。这就意味着舌头要快速完成两个不同动作。若在同一位置发音，情况将得到简化，比如在意大利语“otto”（奥托）中，软腭辅音由一个稍长的齿塞音代替。这样做的人数越多，次数越频繁，有些使用者就会认为这才是该单词的正确发音方式，“octo”也就会被“otto”代替，意大利语的发展历史显然如此。与之类似，瑞典语“dricka”（喝）和“tacka”（谢）同样存在同化过程：刚开始有鼻音辅音且有一个塞音紧随其后（如英语“drink”“thank”中的“nk”），后来舍去鼻音部分，仅保留了一个较长塞音。

在现代英语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语音同化现象在时时发生。例如，有人把“football”（足球）读作[fubb?l]。与常见的规范书写不同，此处（包括其他地方）的方括号代表音标，同字典中的发音指导类似。音标的价值在这里显而易见：[u]是指“foot”中的元音，而[?]是指“ball”中的元音。

还有一些概念上类似同化的变化是出于发音考虑，但也有一些变化来自错误认知。发音清晰度不够造成的误听便是其中一种。例如，鼻辅音[m]、[n]若处于塞音[p]、[t]前，要比在单词开头之类的其他位置更难区分。听者可能会对说话者的发音产生误解，比如可能会把[gr?npa]听成[gr?nmpa]（其中[?]代表“grand”一词中的元音）。当然，在这个例子中说话者可能已将鼻音同化为塞音，但就算没有，听话者也很难判定该词中的鼻辅音来自[n]而不是[m]，除非他早就认识这个单词。

错误认知的另一个来源是言语信号天然的模糊性。因此，在某些语言中，无论音节中前后的[bh]部分如何，浊音送气辅音[bh]、[dh]、[gh]都带有一种特别的“呼气”特性，这也可能是辅音的送气特质的主要声学证据。因此，[b]和[d]中间的送气音[a]可以代表任何的“bhad”“badh”或“bhadh”。如果说话者倾向于默认送气特质来自前面的辅音，那么原先的“badh”就可能被理解成“bhad”或最终被其取代。

几乎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要想对单词有一个恒定的理解，听者必须绕过这些变化。而他们一旦绕行错误，就会造成语言变化。例如，单词“athlete”的辅音顺序相对困难，在其中加入一个短元音变成“athelete”的发音现象时有发生。对于不认识这个单词的听众来说，他听到的一会儿是“athlete”，一会儿又成了“athelete”，他可能因此得出结论：这个单词原本是“athelete”，发音时缺少元音是出于发音省略考虑。单词中间的元音在发音时确实经常被省略，比如将“family”读成“famly”。因此，元音的偶然出现无法清晰佐证它们是不是原单词的有机组成部分。虽说两种推论都不无道理，但在某个具体个案中，错误推断将会使语言发生变化。

在我们周围，诸如此类的重组和误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重点在于任何一种特定的变化既非必然出现，也非完全可测。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预见可能会发生何种变化，但变化却不具备单一性和独特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判定某种变化一定会出现。因此，语言社区不同，即便基本体系相同，产生的变化也会有所不同，进而会导致社区语言的不同。而那些进入语言体系的变化则会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得到内化。儿童通过周围环境学习语言，而他们自身的语言实践又再次成为语言的新基准，这一新基准本身又会经历多次变化，以此类推。这些变化不断累积，社会语言差异也会随之增大，就像最初的罗马拉丁口头语发展成多个地方罗曼语言一样。

语言变化的规律

上文提到的变化看起来似乎会对单个词语造成影响，但19世纪末有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一般说来，如果某种发音变化影响某些单词的某个位置，这一变化在其他地方会产生同样效果。在德语的早期发展阶段，位于单词结尾的浊塞音[b]、[d]、[g]被相应清音[p]、[t]、[k]替代（可能出于在单词尾部保持声带振动的困难），这一变化的影响范围并不仅限于少数单词，而是涉及所有满足条件的单词。19世纪60年代的一群历史语言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发音变化规律的普遍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改变的并非单个单词，而是发音类型。另一个学派——新语言学派则提出了对立观点，他们认为“每个单词都有其历史”，但这一理论很快陷入空洞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遗弃。

在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德语发展史上一系列被称为格林定律（Grimm'sLaw）的语音变化产生了重大作用。格林定律这一名称源自格林兄弟之一，他既是一位历史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民间恐怖故事收集者。请看表2中的对比。

表2　语言间词汇发展变化与类似特征

表格信息量巨大，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放在前三个单词上。最初本该有清塞音[p]、[t]、[k]，后面两个有浊塞音[d]、[g]，最后三个应该有送气浊音[bh]、[dh]、[gh]。此推断基于从所有语言得来的大量证据，而非仅由于某个语言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古老”地位。德语的发展历史似乎可以看作是以下三类变化的组合：

轻塞音变成清擦音（例如，[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