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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热月17941795（第2页）

所有这些事态看来都深得人心。警察的报告表明，巴黎人普遍赞同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1794年下半年，首都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9月7日，当雅各宾运动开始出现短暂的复兴时，国民公会将最高限价令延长一年，以表明它将继续实行经济管制。但是，在夏季的危机中，指券再次加速贬值：从8月到12月，价值从票面值的34%跌为22%。因此，虽然罗伯斯庇尔之后的巴黎公社于8月9日放弃严厉的工资管制——这一措施曾让巴黎转而反对那个“暴君”——确定了一个更加慷慨的工资率，但要求提高工资的**在整个秋天从未停息过。政府的军需工厂率先发难，不过，国民公会并未让步，反而在1月关闭了这些工厂。更为严重的是商品的匮乏，即使有商品供应，价格也远高于最高限价令许可的水平。10月的一份警察报告写道：“市场上的所有东西售价都在最高限价令之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们都说这项法令没有强制性，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是根治其弊病的唯一良方。”[10]当然，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始终持这种观点。他们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接受最高限价令，但最高限价令在颁布后的一年中发挥了效力，这也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不情愿承认的事实。当听说民众对限价令的支持也在减退时，他们再次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们认为，价格管制使本已很严重的稀缺局面继续恶化，加剧了他们本想抑制的囤积行为。唯有一个自由的市场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更不要说重新激活对外贸易了——外贸在经济管制之下已陷入衰退。于是他们责成当局就这一事务起草报告，结果12月初的报告建议取消最高限价令。12月24日，这个建议被采纳。

当天晚上天寒地冻。这预示着这个冬天比1788年还要寒冷，确实，这也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气候条件使得共和国的大军可以横越封冻的莱茵河进入荷兰，但这种气候给国内民众造成严重困难。河流结冰之后，在秋季就已变得稀缺的煤和木材供应完全停滞。这种影响也波及全国。南方的橄榄树刚刚从178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现在再受冻害，连罗讷河也完全封冻。1794年的收成不够理想，又要优先满足军队的需求。法国从波罗的海和北非等遥远地区购买谷物。但是，由于冰冻和解冻之后的洪水影响，到港的谷物无法转运和研磨。一些城市，包括里昂和巴黎，试图以大米为补充食粮，但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煮熟大米。因此到了春季，面包变成配给供应，地方政府因为面包价格补贴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危机最严重的1795年2月到3月，巴黎人每天尚能得到一磅面包，而在外省，食物配给要少得多，供应也很不正常。最高限价令废除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从12月到次年4月，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由于取消价格管制，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为大笔采购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因为战争行动需要大量物资。税款入库进展迟缓，因为政治动**使得相关政府机构陷于瘫痪，而歉收又削减了农民的收入。支付给农民的东西只有指券。为了偿付国家债务，唯一的办法是印制更多的指券，到1795年5月，指券流通量比一年前增长了近一倍。这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8%。

在这种背景下，巴黎继续着反雅各宾派的斗争。弗雷隆麾下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剧院，当剧院上演他们不喜欢的节目时，他们就齐声高呼新的战斗口号“人民在觉醒”来破坏演出。他们还试图淹没“马赛曲”的歌声，称那只是雅各宾派的圣歌。戴红帽的人受到攻击，自由树被砍倒，恐怖时期的墙上标语被涂掉。1795年的前几周出现了持续的反马拉崇拜运动。1793至1794年曾大量制作的这位“人民之友”的石膏胸像如今已遭到系统的追查和粉碎。人们想尽办法拆除国民公会大厅外的马拉纪念碑，右派的报刊则呼吁将他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无套裤汉运动的余党十分仇视这类攻击圣徒的行为，因为尊奉这个圣徒的人远不止付费的雅各宾会员。在巴黎的某些区，群众协会纷纷表示抗议，这些区大多位于东部街区，仍受恐怖时期的老兵的支配。他们的努力得到一份新报纸的支持，这就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极端民主派、前封建法学家巴贝夫出版的《人民保民官》。1月底，他号召举行新的人民起义，实行仍被搁置的1793年宪法中的所有民主制度。这个重整旗鼓的口号带来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周后，警察进行密集搜捕，巴贝夫最后被逮捕，国民公会下令关闭群众俱乐部。1月8日，在马拉的遗骨仅在先贤祠安放了五个月之后，国民公会就对纨绔子弟的攻势让步，下令将马拉从先贤祠中迁出。国民公会宣布，任何人死后十年方可进入先贤祠。因为这个借口，共和二年的很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骨亦被拒绝。

截至此时，反动浪潮已强大到让国民公会不能再佯装抵挡的程度。12月和次年1月，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开始放松，水手、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满足某些附带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回国。4月11日，被宣布为非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被允许返回。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建立，负责调查两个革命委员会的前成员所遭受的指控，3月2日的报告对这些被控者非常不利。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被软禁在家中等候受审。同样受指控的瓦迪尔则已藏匿起来。一周之后发生的事件也许可以突出地表明他们对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体制的反动发展到何种程度。教堂重新开放，供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最后一次短暂地遵循雅各宾主义路线期间，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宣布放弃宣誓派教会，从而将1790年以来大革命的路线引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它颁布法令声称：共和国不再为任何宗教崇拜支付费用和工资——但这并不是说它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付过。这也意味着国家不再认可最高主宰，这种崇拜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系太紧密了。但这一措施意味着放弃大革命自己创建的建制教会。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这在法国尚属首次。在某些人看来，这一法令是向废除基督教运动的回归，外省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再度爆发迫害抗拒派教士的事件。但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在转移依然忠实于教会之人对共和国的敌意。这样一来，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便水到渠成了。这条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法令的语气有点勉强，引言中还有很多诋毁教士和迷信的言辞。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当局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信徒应购买或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付费。但是法令通过之后，教士神父们发现信徒都很愿意。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1795年3月8日，他们开始在巴黎到处公开做弥撒，在房间里、公寓里、大厅里，还有一些修道院的小礼拜堂。所有人都去听弥撒……有些地方的弥撒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中午，很多人还领了圣餐……从1793年10月13日星期日以来还没有举行过弥撒。”[11]一个星期之前，在信仰笃诚的布列塔尼，一个英国囚犯被管风琴声吸引，声音是从被摧毁和劫掠的坎培尔大教堂发出的，他在那里面发现“成排的人跪着”，“一个灰白头发、令人起敬的体面教士身穿祭服，正在祭坛上布道”。[12]教堂里的会众大多是“来自乡间的贫苦人，另有几个地位较高的人。我敢肯定，如果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受责备的话，本来会有更多的人在那里的”。

这场反动被称为“白色的”，意思是说它的精神源泉是保王主义的。有些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巴黎以外，由于国民公会在1795年上半年无力应对饥荒局面，由此造成的幻灭感催生了一股怀旧浪潮，人们怀念国王照料臣民的基本生计的日子。在加尔省，当初的反革命中心尼姆周围出现了一些“太阳连队”，他们恐吓原来的“恐怖分子”，其领导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保王党人，并与阿图瓦伯爵的代理人有接触。里昂地区的耶稣连队与此类似。但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推动力无非是对暴行和悲剧的报复，它的受害者正是一年前掌权的那些人。白色恐怖更接近于1793年的那种无序的恐怖，而不是次年春天那种组织良好的体制性的恐怖。同样，断头台也不是它的特色，因为这是它所憎恶的恐怖时期的象征物。白色恐怖的执行者是行私刑的暴徒、谋杀团伙、搞诱骗和伏击的人。它最早出现在芽月起义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之前。例如在尼姆，第一批受害者死于2月底，这些原来的恐怖官员正是被声称护送他们去监狱的国民卫队所屠杀。基本在同一时期，原奥朗日群众调查委员会的法官也在沙维尼翁被私刑处决。但是，大规模反恐怖运动的真正发动器是4月10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些较为狂热的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也是坚定的热月党人特派员任命的——不仅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还把他们投入监狱。在1795年夏天，多达8万到9万人度过了几周或数月的牢狱生活。在大部分地区，囚犯在秋天都已出狱，并未经受多大折磨。但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东部的情况不同，这些地区在恐怖时期曾十分血腥，血仇报复传统亦很强固，因此监禁前“恐怖分子”就成了屠杀他们的良机。例如，5月4日里昂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大批群众有计划地攻击监狱，100名到120名囚犯被砍死。一周以后，埃克斯发生类似惨案，60名囚犯罹难；5月25日，塔拉斯孔有24人死亡；6月5日，马赛又有100人被处死，此举得到特派员的公开纵容。土伦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之后，海军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爱国热情。当混乱无序的反动行为的消息从西边传来时，军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亲雅各宾派的进军马赛行动，他们高呼“山岳派万岁”。5月17日出发时有数千人，但一周之后，他们被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了。此外还有40到50人被杀，另有52人被一个为审理涉案者而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送上断头台。这些只是最触目惊心的个案。1795年夏天，孤立的谋杀事件、殴打和其他暴行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司空见惯。施暴者大多是一些青年团伙，他们夸张炫耀的服饰、一应俱全的攻击武器和逃避兵役的坚定意愿与巴黎的金色青年十分接近。1795年，他们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可能造成了2000人死亡。在5月的第一次暴行大爆发之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实际上，6月从巴黎传来的新动乱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在狂热的妇女的催促下，男人们离开作坊，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上文中的那个日记作者写道：“每个人都杀气腾腾。”[15]当第一批来人被侍者用鞭子赶出公共走廊时，情况仍然没有改观。中午刚过，国民公会就被来自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武装国民卫队团团围住。当议员费罗和一批同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大厅时，他被射杀了。群众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这时大门也被冲开，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呼声。暴动者进入大厅后立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各区设立永久性会议，重组独立的巴黎公社，强制性食品搜查，逮捕回国的流亡者和迫害过雅各宾派的议员。他们高喊“山岳派万岁”，这一次，他们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所以“山顶派”议员不敢让他们离去，只能公开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当天的早些时候，两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总呼吁书，要求部队和武装公民前来救援国民公会。当山岳派正在大厅里折中妥协时，忠实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正在外面集结。当改组或解散两个委员会的动议提出时，这些部队被召进来。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将无套裤汉从大厅中赶了出去，虽然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开枪。危机还远未结束。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动者发出了增援圣安托万区无套裤汉的呼吁，东部各区的国民卫队搬出大炮作为回应。5月21日下午，大炮被挪到国民公会外面，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万名群众。虽然与之对垒的人马大概要多一倍，但他们并不可靠，一些炮手一度跑到了另一边。没有人急于开火。虽然国民公会一边有很多正规军，但也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他们与对手几乎没有分别，也像对手一样饥饿。所以当国民公会宣布愿意接受一份请愿书时，暴动者轻松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请愿书再次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前面的要求得到了庄重的许诺，暴动者于是散去。

现在当然没有实行1793年宪法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过去真的存在的话。早在2月，一些主要议员已一致认为这部宪法完全不具备可行性，需要做彻底修改，更何况它已经成为叛乱的旗帜。但国民公会和以前的制宪议会一样，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要给法国提供一部可以持久而稳定地表达大革命理想的宪法。但这种理想排除君主制吗？君主主义情感已经十分清晰地在春天的经济困境中萌生出来，一些较为保守的议员也许希望，由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培养起来的路易十七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君主。但是6月8日，这个10岁的孤儿死于瘰疬病，在1775年，很多人还认为他父亲用手一摸就能治愈这种疾病。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就自封为法国摄政，闻知此事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6月25日，他从自己的流亡地维罗纳发出一则宣言，但这一宣言完全摧毁了自己与被他认可享有统治权的王国当权者达成协议的希望。他在宣言中称，他一旦复辟就将恢复三个社会等级、天主教会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旧制度，只有某些未指明的“流弊”除外。他承认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课税，但他没有指出三级会议召集的间隔时间长度。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关键的国有土地问题。他表示将大赦那些犯错的臣民，但不包括弑君的议员。总之，对于有利于复辟成功的那些人，他没有提出有保障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断绝了立宪君主派的希望，这些人还曾指望回归某种类似于1791年宪法的体制。他堵死了通过协商复辟波旁王朝的路径。不过在1795年6月，这似乎无关紧要，信心满满的反革命准备用武力为复辟开道。

[2]　Robespierre:Texteschoisis，iii。pp。112-115。

[3]　Stephens，Orators，ii。p。508。

[4]　Stephens，Orators，ii。p。563。

[5]　DelaGroce，Histieuse，iii。p。503。

[6]　Thompson，EnglishWitnesses，p。254。

[7]　从上文看，应为7月26日。——译者注

[8]　Thompson，Englishwitnesses，p。248。

[9]　Schmidt，Tableaux，ii。p。244。

[10]　Schmidt，Tableaux，ii，p。240。

[11]　JourinGuittarddeFloriban，beoisdeParissouslaRévolution，ed。R。Aubert，Paris，1974，p。495。

[12]　Thompson，EnglishWitnesses，pp。257-258。

[13]　Schmidt，Tableaux，ii。p。302。

[14]　Juittard，p。506。

[15]　Ibid。，p。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