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是否已使法国免于复辟?这一点看来还不明确。当然,政变挫败了某些由英国支持的保王党代理人的“宏大计划”,前法官和议员当德烈就是代表,按他的设想,过去几次选举中建立起的立法多数派和不断壮大的温和派舆论将以和平方式召回那位王位觊觎者,但是政变中罹难的确切人数足以表明根本就不存在王党主义的多数派。正如卡诺曾希望的那样,督政府和一个温和的共和派多数建立合作关系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三巨头担心密谋活动,将领们担心并蔑视所有温和派,于是他们便走到了一起,在宪法还没有经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之前就摧毁了宪法。从此以后,尽管法律仍被遵守,但“第二届督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操纵结果或将不合适的结果弃之不顾。这就等于宣布,他们对自己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没有信心。可能他们也很难相信自己的同胞会信任这个制度,或在受到督政府之外的武力威胁时会去保卫这个制度,而这样的威胁两年后真的到来了。
不过,果月事件同时也使政府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共和五年(1796年10月到1797年9月)是瘫痪的一年,各种行动都悬而未决。在前半年,即将到来的选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第二个半年则因为选举的结果而陷入僵局。不过既然此时督政官之间实现了统一,立法机构也毕恭毕敬,政府可以转向在过去的12个月被搁置的各种难题了。
首先,国际局势已经明朗化。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乐于进行旷日持久的和谈,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从一个分裂的法国那里捞取好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前景了。六周之后奥地利人就签订了《康博福米奥和约》,其条款与上年春天在莱奥本达成的条款大体类似。与此同时,英国人收到的和谈条款无异于彻底投降,于是英国在果月政变一周之后中断了谈判。法国全部的战争努力都指向了这个岛国,波拿巴也被从意大利召回,指挥正在海峡边集结的入侵大军。奥什一直把不列颠诸岛视为自己志在必得的猎物,但他于9月底暴死,于是科西嘉人的最后一位真正对手也随之而去。不过,1796年北海的失利几乎让奥什陷于毁灭,而意大利的胜利者可不希望用自己的声誉冒险。荷兰人的舰队是不可或缺的助手,但它于10月在坎培顿被摧毁。在巡视北方各港口之后,波拿巴很快就确信,法国在1798年底之前不可能对英国发动有把握的远征。但是打击英国真的需要正面交锋吗?早在1797年夏天,波拿马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便梦想通过埃及打击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印度。9月,仍在意大利的波拿巴正式提出了这个想法,并转达给塔列朗,后者在移居国外一段时间后于7月再次露面,担任外交部长。1798年3月5日,这位将军和外交部长正式向督政官们提出了远征埃及的想法。自从回国以后,除了在诺曼底巡视部队时,波拿巴表现得很低调,他不愿意摆军人的架子。但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一个不止一次迫使共和国的政策朝与督政官们的指令相反的方向迈进的人,他的存在仍让督政官们感到不安。如果他远在埃及,他们会舒服很多,更何况他提议的远征,其规模要小于全面登陆英国的行动,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如果他能成功,英国肯定会从战争中出局。因为它似乎依赖印度的财富,而法国控制苏伊士地峡将会使英国对绕行开普敦的航道的控制从优势变成负担。如果波拿巴失败了,他们就可以除掉他。因此督政府热烈欢迎埃及计划。1798年春天,一支舰队在土伦装备成型,5月19日,舰队载着3。5万人的部队起航。
果月政变也为解决共和国的财政窘境扫清了道路。财政部长拉梅尔历经共和五年的政治风云而继续留任,但纸币崩溃给他带来的问题,其难度并不亚于造成纸币崩溃的问题。贬值纸币的消失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再次成为唯一法定通货的铸币依然很稀缺。债务人现在无法用纸币来清偿债务,他们无法招架价格猛跌、利率暴涨的局面。在很多地方,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贸易方式。税收已改为现款支付,但是,当政府不得不直面因维持战争而欠下的庞大债务时,税款收入却一度枯竭了。1797年前几个月政府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以求从任何可能的渠道增加铸币供应。未来的收入已经以高利贷般的利率抵押预支,国有资产被草草售空,被卖掉的不仅包括刚被兼并的比利时地区的原教会地产,甚至还有前国王王冠上的珠宝。意外横财竟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来自巴达维亚共和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或从其他被占地区抢来的战利品。德国提供了1600万,意大利总共约有2亿。所有这些再次表明,共和国现在是多么依赖它的将军们。但即使这样依然不够。在通往果月政变的过程中,拉梅尔的工作以及其荒谬的财政应急举措所仰赖的投机者,都曾受到议会的猛烈抨击。主要的批评者被列入清洗名单。在清洗他们一周之后,拉梅尔提出了根本的、决定性的药方,并被督政府采纳。9月30日,国家以一次性支付国有土地购买券的方式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债务,余下的三分之一被“担保”。自从1770年以来,法国政府还没有宣布过破产(除了1788年8月曾短暂为之)。有一个罕见的共识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下来:国家债务是神圣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大革命本身可能不会发生,这一共识也是对新制度信任的一个象征。果月政变中,抛弃大革命中持续最久的原则看起来像是再次承认原则的失败。痛苦的债权持有人在随后几个月中发现,支付给他们的票据的票面价值一年内贬值60%。不久之后,不再接受这些票据购买国有土地的决定则让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然而,“三分之二破产”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6亿的债务开支,并为持久的财政重建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过程直到几周后(11月12日)才随着“直接税管理局”的设立而开始,此举旨在通过督政府特派员来恢复地方层次的直接税征收。这是旧制度以来的第一个集中化税收机构,并配备了很多经历过业务培训的官员。他们的工作方法是派军队进驻拖欠税款的纳税人家中。1798年还抛弃了另一个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重新开征陈情书中普遍诅咒的间接税。过去,直接税之所以遭人痛恨是因为它效率很高,而现在这种效率成为求助的对象。间接税的课税对象包括烟草、道路交通、法律文件以及门窗。不过议会在盐税面前知难而退,因为盐税是大革命之前最受痛恨的税收,对它的谴责之声犹在耳畔。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18世纪的最后几年收成不错,商业信心也在慢慢恢复,但要让铸币的流通量恢复到1789年的水平还需要多年时间。国家破产及对公民征税能力的恢复,直接导致有产者集团对国家的不满情绪增长,而国家恰恰希望这些集团成为其主要依靠。
不过,重新开始的官方反天主教运动受到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在18个月的迷惘过后,他们突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温和的眷顾。果月18日,一个来自巴黎东部的自称为无套裤汉的小武装团伙曾自告奋勇地支持政变,不久即被无情地责令解散。不过,当三巨头意识到君主主义已成为主要威胁时,他们又必然向左边寻找支持。毕竟新的选举预计于1798年4月举行,到时国民公会的最后一批“常任议员”将退出议会。如果要避免保王党再次获胜,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反王党分子应被动员起来。因此,在果月政变后不久,俱乐部再次被允许举行聚会,数周之内,大部分省都成立了“宪法社团”。并不是此间的任何方式都是雅各宾主义的,因为督政官们只是把这些手段看作团结一切可靠的共和派的聚合点。不过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由于对君主主义的强烈猜忌,大多数准备公开自己立场的人,其履历都与恐怖主义、废除基督教运动或民主制有牵连。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1794年以来对这些人的不断清洗,如今他们需要在工人中寻找新的信徒。例如,尽管1798年2月成立的埃弗勒宪法社团仅仅致力于“展现自由的民众政府的优点……阐发明智而确定的宪法原则,仅推举品行高尚的、谦逊而正直的开明爱国者担任公共职务”,[9]但当地官员在给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说:“我承认他们当中有诚实的共和派,但我也听说有些人曾当着100多人的面宣称巴贝夫在旺多姆是被谋杀的。”在新的气氛下,民主派媒体得以复活,它们本能地使用充满社会怨恨情绪的语言,不过这类说法受到严格监控。随着选举的临近,更为直言不讳的宪法社团和新雅各宾派报刊开始被查封,巴黎被查封的社团包括左岸的巴克街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当时呼吁进行选举改革,以大幅度拓展1795年确定的选举权。
花月政变不像果月政变那样引人注目,也不如后者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大量被认为很可靠的议员一年后开始反对督政官。但在当时,花月政变延续了果月当中确立的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控制,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否认选民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1798年至1799年的议会没有遭受清洗,一个有效的议会反对派便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雅各宾派依然以推翻宪法本身为目标(这与一年前的保王党分子不同)。但是,雅各宾派是带有血腥记录的人,这让如今被其斥为寡头的当权者们难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立足,看来会危及共和派的中间道路,而督政官们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坚持这一道路。
最致命的错误出现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督政府的傲慢表现得无以复加。在击败大陆上的所有敌人之后,法国人逐渐自称为“伟大民族”,本质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法则行动。波拿巴在向督政府通报《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时用布道者的口吻谴责意大利人:“一钱不值的卑劣人民,对自由也谈不上热爱,他们的传统、性格和宗教都使得他们对我们抱有深刻的仇恨。”[10]他后来对督政官们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它的辽阔领土之所以界限分明,仅仅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出了界限。”督政官们也这样认为。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在别人的催促下行使自己意志的方式只能证实他们的傲慢。在为拟定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约而召开的赖斯塔德和会上,由于帝国局势错综复杂,各项问题进展缓慢。不过到1798年4月,德国人在法国的恫吓下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自称的“自然”疆界内,并同意对教会邦国进行世俗化以便对这一过程中的受损方提供补偿。1798年1月,一场由法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瑞士联邦的古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姊妹共和国”:海尔维蒂。8月的一项条约使得法国可以永远自由地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法国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进展,波拿巴已经证明在那里能够赢得荣誉,因此留在那里的不够知名的将领们急于赶超他们的榜样。果月之后,在督政府重新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教皇大肆威逼,并将意大利北方的雅各宾分子派遣到教皇的领地上。1797年12月28日,罗马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法国将军意外身亡。这就成了2月15日法国入侵教皇国的借口,圣城被法军占领,一群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并立刻得到承认。教皇庇护六世成为囚徒,正是这位教皇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谴责加剧了法国的宗教纷争。在随后的8个月中,教皇仓促奔波于各个囚禁地,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于1799年8月客死在法国境内的瓦朗斯。
这样炫耀权势只会让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感到震惊,因为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持续扩张看来已经威胁到它在《康博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意大利领土。但远征埃及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强烈地把震惊转向抵抗。这次行动被设想为无需成本的方案,它最初的军事表现的确令人惊讶。波拿巴于5月17日起航,6月12日占领马耳他,解散圣约翰骑士团,并派法军驻防该地。7月2日,波拿巴抵达埃及,猛攻之后控制亚历山大。21日的金字塔战役中,他击溃马木路克军队,几天之后到达开罗,成了埃及的主人。这是又一个辉煌的战役,但是到8月1日,这一辉煌化为乌有:当天,运载远征军的舰队被纳尔逊粉碎。在英国人的记忆里,这次行动被称为尼罗河战役。英国人本已在1797年撤出地中海,再次向那里派遣舰队无异于赌博。纳尔逊用了数个星期才发现法国人,但是当他找到对手后,他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法国最伟大的统帅也并非不可战胜。他将数以千计的法军精锐部队阻隔在东方,并为组建新的欧洲反法大同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展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征入伍。
[1] Schmidt,Tableaux,ii。p。338。
[2] Juittard,p。575。
[3] A。Soboul,LeDirectoireetlesulat,Paris,1967,p。25。
&edbyW。T。W。Tone,MemoirsofTheobaldWolfeTone,Volume2,London,1827,i,p。214,p。216。
[5] Schmidt,Tableaux,iii。p。95。
[6] R。B。Rose,GracchusBabeuf:TheFirstRevolutionaryunist,London,1978,p。239。
[7] M。LyoheDirebridge,1975,p。47。
[8] C。LuG。LewisandC。Lucas(eds。),Beyoerre,1983,p。183。
[9] I。Woloch,JaLegacy:TheDemoeheDirectory,Prion,1970,p。197。
[10] LettersasofNapoleon,ed。J。E。Howard,London,1961,p。205,p。210。
[11] 这个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殖民城邦Parthenope,那不勒斯即由此发展而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