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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 101793 1（第2页）

6月20日上午，有一两支起义队伍从巴黎的西边会聚到杜伊勒利宫门口，黑压压一片，令人恐惧。当起义者拖着大炮走上宏伟的楼梯，准备向国王的寝宫进发的时候，宫殿的守卫并没有阻止他们。起义者开始喊口号，称自己是“无套裤汉”，是没有好衣服穿的普通爱国者，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吓退暴君。他们发现只有国王一人在那里，长达两小时的时间里，起义者都在威胁他，要国王召回内阁。可是路易十六第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这倒给他阴郁的生活和统治平添了一抹色彩。他拒不服从，宣称效忠宪政。国王甚至借来了一顶时下流行的新式自由之帽戴在头上，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干了一杯。最后佩蒂翁从市政厅赶来，劝说起义者赶紧解散，各自回家，但是毫无效果。

简单来说，6月20日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国王保住了他的内阁，而当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消息传到外地，人们纷纷对国王一家深表同情。很多外省提请国民议会处罚那些起义者，有些省的请愿书甚至征得了上千人的签名。国王公开责备佩蒂翁，说他没有履行市长的职责，没能阻止示威游行，巴黎抓住机会，将其革职。拉法耶特也瞅准了机会，加紧了攻击激进分子的势头，6月28日他来到巴黎，敦促国民卫队聚集在王宫周围。但是这些行动都没能吓退那些发起组织6月20日示威的人，反倒更坚定了他们再来一次的信念。实际上，6月23日他们就已经尝试过了，那天他们带着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退位。但是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动员起民众力量，所以要求并未达成。然而，这足以让他们更加努力，而佩蒂翁的离职又给了爱国者们再次团结的新借口。此外，议会对拉法耶特的态度很冷淡，这让爱国者们更有信心了。拉法耶特不仅遭到民众的诟病，被认为在战时擅离职守，而且也遭到王室的指斥，他只得绝望地回到前线。杜伊勒利宫和内阁都在积极准备，蓄势待发。各种势力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个关键的对峙时刻。6月20日的起义及其教训都预示着下一场起义的规模和形式。从这点来看，美国大使的说法是对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一点上，我想宪政已然是在垂死挣扎了。”

各项周年纪念活动渐渐成了革命日程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7月14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虽然国王否决了塞尔旺关于建立两万联盟军军营的提议，但是按照惯例，在马尔斯校场举行游行的计划仍在筹备中，全国各地的国民卫队陆续来到巴黎。闻听6月20日起义的消息，布雷斯特和马赛这些爱国者的地区就决定增派他们的部队，因此诸如军营这样的建制无论如何都是要设立的。7月5日立法议会在一系列讨论后，宣布国家处在危机中，这一做法无疑更加推动了整个爱国运动的大潮。一旦宣布国家处于危机中，那么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将进入永久会期的状态，而且也有权从它们各自的国民卫队中调派志愿军，和陆军一起开赴前线作战。所以在7月5日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就要求立法议会颁布永久会期的法令，结果7月1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盟军都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马赛的志愿军直到7月30日才赶到巴黎，一路上都在高唱鲁热·德·利勒谱写的战斗歌曲，因此这首歌自诞生之日就有了《马赛曲》这个名字。整个7月，巴黎云集了来自各省的爱国者，他们高举长矛，雅各宾派和各民众社团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早在7月11日联盟军的代表团已经在敦促议会控告拉法耶特，废除国王的否决票，召回佩蒂翁。两天后佩蒂翁复职，这是对14日所表达的一个善意的姿态。14日当天的节庆活动本身也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壮观，国王不断强调自己要再做宣誓。但是，正如一名温和的雅各宾派所看到的“看上去很不错，但是他绝没有一颗爱国者的心”[9]，爱国者现在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攻打杜伊勒利宫，就好像攻占巴士底狱一样，他们想要建立共和国。

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宫廷再无还手余地。在某些场合下，爱国者劝阻新来的联盟军，不要对宫廷发动准备不充分的攻击。为了确保胜利，还必须依靠无套裤汉的力量，如果各区的区议会能够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尽管如此，7月21日法兰西剧场区投票，还是决定不再理会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领导这次投票的是来自塞纳河南岸最足智多谋的政治领袖丹东。在两周时间里，另有六个区追随了法兰西剧场区，到8月初，参加区议会的人数陡然上升。7月25日区议会获准进入永久会期，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同联盟军合作，并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现在也公开了他们要起义推翻君主制的计划。甚至连最谨慎的罗伯斯庇尔也在7月29日站出来，高呼采取直接行动，他放弃了宪政捍卫者的身份，而在此前捍卫宪政一直是他的口号。敌军跨过东北边界的消息传来，陡然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7月25日反法联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签署了一份宣言，恫吓巴黎居民，说罗马皇帝和普鲁士君主的战争就是为了结束法国国内的骚乱，终结对君权和教权的攻击。他们想要解放王室一家，重建国王的“合法性”权威。他们会对那些不抵抗盟军的人给予保护。宣言明确警告巴黎人不要对杜伊勒利宫里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呼吁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对国王的安全负责，如果国王的安全受到侵害，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受到惩戒性的且令人难忘的报复。这些威胁的消息在7月28日传到巴黎，反而助推了立法议会批准把武器分配给所有的公民，不论是积极公民还是其他公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祖国。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卫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至今还支配着巴黎各个组织机构的慎重的有产公民。巴黎各区纷纷请愿，要求国王马上退位。8月3日佩蒂翁代表48个区，也向议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一些区旋即撤回了这份请愿。8月6日，聚集于马尔斯校场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所有人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而在外省一些主要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请求。最后，8月9日立法议会在听取了关于拉法耶特决定放弃指挥官一职的报告后，同意讨论国王退位的问题。

但是，事态渐渐超出了代表们的控制，因为民众警告的就是那些想要从6月20日失败的起义中获益的人，即那些被解雇的大臣及其在布里索派中的支持者，还有来自吉伦特的能言善辩的代表。这伙人希望利用民众的不满，迫使国王让他们重新掌权。他们并不想要一场运动，彻底推翻国王。但是当波尔多的代表韦尼奥、加代和让索纳给国王施压，要求他在“革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内阁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答复，他们的举动只能招致巴黎各区及其同伴雅各宾派的怀疑，所以行动一旦爆发，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既反对立法议会，也反对王权的革命。

虽然国王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宫殿一样已不复存在。巴黎的民众疯狂地摧毁一切带有王权痕迹的符号和图像，也更换掉一切带有“王”字的诫命。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韦尼奥的几次努力只不过暂时阻止了废除君主制。在严密的监控下，国王被转移到唐普勒堡（这是一座位于巴黎东北郊区的中世纪城堡）关押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坐上龙椅，除非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权力并没有落在议会手中，掌权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议会好像已经听命于公社的摆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届内阁这件事上就是如此。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现在全部复职，尽管他们和现在立场不太明朗的布里索派有瓜葛，名声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东为新的司法大臣，从1789年以来他的名声全是靠在巴黎各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参加投票任命丹东的议会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几周，立法议会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仅人数少，且基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能听从巴黎公社摆布，虽然想反抗，得到的却是不屑一顾。

8月10日以后，马拉这位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之前他的观念太极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他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屠杀，杀掉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嫌疑犯，还有一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对8月17日设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风表示不满。为了回应隆维沦陷，丹东呼吁从首都派出3万志愿军赶赴前线，很多无套裤汉似乎要准备动身，但是他们不愿离开家人，担心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发生暴动。8月30日，议会想要动摇公社的控制，颁布法令准备开始巴黎的选举，无套裤汉们的心里更加不安了。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图昭然若揭，罗伯斯庇尔也开始称呼他们是“吉伦特派”，这让那些将公社视为国家救世主的人恼羞成怒。公社拒绝解散，听取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提议，准备逮捕一大群敌对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将马拉召入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狱事务，这一举动太有挑衅意味了。丹东出面干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行动，也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这些人在9月2日入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清洗肯定让无套裤汉放心了，家人已经没有了威胁了，巴黎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迎战普鲁士军队。9月之后的几周里，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两万。9月9日一名英国官员说：“参军人数十分庞大，虽然他们还称不上是军队……报名还在继续……今天我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报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难以置信。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0]这名英国官员很肯定地说“这些志愿者参军，只会给正规军带来麻烦”，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布伦瑞克公爵应该尽快来巴黎看看”。在这段评述里，我们已发现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朦胧觉醒，那就是18世纪战争的正规模式不是不可改变的。10天后正面的证据就出现了。9月20日在瓦尔密，就在沙隆西面，法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手下的士兵要多于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虽然他们的枪支很少，但却是优质的武器，而且手握枪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读于射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所以在枪法方面，他们远胜于敌军，这一优势贯穿于整场战争。法国士兵高呼着国家万岁，向前冲锋。他们斗志高昂、意志坚决，几十年来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法国士兵就这样阻止了入侵者的铁骑。歌德目睹了这一切，他是被魏玛公爵带来的，想要活跃行军中的气氛。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在惊愕而沮丧的普鲁士军营里，歌德鼓励这些入侵的战士，说：“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新纪元诞生之初你便在场，值得夸耀。”但在听者耳里这更像是约伯的安慰之词。

召开国民公会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现了。巴黎各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在整个7月一直说需要一部新宪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议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邀请”法国人民组建公会，“以确保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统治”。第二天，立法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新的议会的选举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选，公民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仆人和失业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至少立法议会抵制了各区的要求，后者呼吁直接选举，废除两级复选制度。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出执行自我否决的规定，立法议会觉得这样做会让罗伯斯庇尔当选，而所有的现任议会代表都将无法进入国民公会，因此否决了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初级选举于8月27日开始，第二轮的选举于9月2日开始，这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600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初级选举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关于8月10日及此后巴黎发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证实的，所以在当选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于200人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对选民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了，其中就包括布里索和他的同僚以及来自吉伦特的最杰出的口才家。此外还有83人是前制宪议会代表，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国家舞台，包括奥尔良（他颇为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个共和国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代表。丹东的当选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因此不能再担任司法大臣一职。在报界的名气同样会让马拉和克洛兹当选。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当选说明法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友人。从社会构成上说，与先前的立法议会一样，律师、自由职业者和有产者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大商人、贵族和教士比以前少很多，但在国民代表中出现了不少各色各样的技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年轻的议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纪不到45岁。总之，因为国王的顽固且奸诈的行为，这些人会聚到国民公会里，自1791年初以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国家以及地方的各个层面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毫无疑问，国民公会会废黜国王。8月10日以后，在杜伊勒利宫里发现的文件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国王叛逆行为的怀疑。无论如何，巴黎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9月21日为新宪法打下了基石，法国的君主制被取缔了。一年以后颁布了新的革命历法后，1792年9月22日被看作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废黜君主制是一回事，而如何处置路易十六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

路易不能被审判，因为他已经被判决过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国有罪。有人提议路易十六一定要审判，不用在乎手段。这是倒退，退回到立宪专制去了。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为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总之，如果路易还能被审判，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他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被判处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无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无罪释放，如果结果是路易是无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11]

然而大多数代表都接受过正式的法律训练，如果不进行审讯，他们是不愿意谴责任何人的。从这年春天开始，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罗伯斯庇尔建议在主权人民代表，即国民公会面前审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赞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从唐普勒堡带出来，走过一条寂静而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赶来旁听指控的民众。指控的罪名涉及从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路易十六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代表们想要胁迫他，他们会感到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虑，举止落落大方，时而回避听到的指控，时而否认，有时干脆说这都是谎言，最后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辩护律师。正像6月20日那样，国王面对逆境的坦然而坚决的态度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让那些想要砍掉他脑袋的人有点恐慌，而让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增加了勇气。

审判的那一天，代表们很不情愿地给“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辩护律师。12月26日他们听取了雷蒙·德·塞兹的辩护陈词，这是另一名颇具口才的波尔多人，他是吉伦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声不小。塞兹将他的委托人描述成环境的受害者，并非彻头彻尾的暴君。他说他的委托人是一名给予民众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后国王再次重申他无意也无心让他的臣民流血伤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动了，但是即使国王也很清楚，罗伯斯庇尔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判决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只能是适当的惩处，是否能复审、能够缓刑。当国王被护送离开议会厅之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吉伦特派依然坚持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判决，都应由全民公决来批准，即所谓“诉诸民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十分激烈。没有人怀疑吉伦特派想要外省来拒绝国王的死刑，而这一点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很难想象如何避免内战。最后这些担心被证明毫无必要。唱票最后于1793年1月15日开始，在国王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693名代表投票国王有罪，没有人投票支持无罪释放。在是否诉诸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开始凸显：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决，而424名代表反对。也就是说在次日决定国王的生死问题上，代表们的判决将是最终判决。这一次唱票一直持续到午夜，因为代表们都要对自己的投票给出解释或理由。其间有可怕的谣言，如果作出的判决不是死刑，那么无套裤汉将会冲上街头，进攻唐普勒堡，屠杀关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会本身了。可能出于此种担心，某些投票者动摇了。即便如此，投票迟迟没有结果，这让人愈感不适。根据官方的统计，有288人投票反对死刑，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赞成缓刑；但是多数代表，即有361人赞成执行死刑。1月17日他们向路易十六宣布了这一结果。

共和革命从瓦楞事件就已经开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后逐渐激进，最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旧制度的摧毁是彻底的、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弑君意味着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头脑清醒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明白当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时候，战火已然平息，整个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意味着胜利，而是一种挑战。处决国王让无套裤汉们心满意足，但是就整个欧洲来说，却为革命带来了更多的敌人，盟友的阵营更加显得势单力薄，在法国本土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处决国王的行为让那些已经成为革命敌人的人力量倍增，他们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血让那些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和大革命方向的人也开始抗拒，所以各种力量在1793年开始挑战它的时候，这个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国几乎是理屈词穷。

[1]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在闭幕前颁布的大赦令。——译者注

[2]　J。M。Thompson，EnglishWitheFreion，Oxford，1938，p。146。

[3]　DelaGorce，Histieuse，ii。p。30。

[4]　J。M。Thompson，Freios，Oxford，1933，p。161。

[5]　Scott，TerrorandRepressioionaryMarseilles，p。33。

[6]　Ruault，Gazette，284（24May1792）。

[7]　Thompsos，p。177。

&edbyB。port，ADiaryoftheFreionbyGouverneurMorris1752-1816，Volume2，London，1939，ii。p。453。

[9]　Ruault，Gazette，p。295（17July1792）。

[10]　DespatchesofGower，p。238。

[11]　H。MorsesStephens，ThePrincipalSpeechesoftheStatesmenandOratorsoftheFreion，Volume2，Oxford，1892，ii。p。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