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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 101793 1（第1页）

第八章共和革命（1791。10—1793。1）

制宪议会宣布成立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第一次开会。这两个议会的性质大不相同。教士和贵族离开了立法议会，而在1789年选出的代表中他们占了一半，参加1791年的选举或者被选上的只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回来或继续参加1791年选举的人数也很少。新选出来的745名代表都相当富有，在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银马克的标准还在起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人是靠经商或是手工业致富的。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人数最多的是律师。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慎重地回避了新议会的选举。和这些即将离任的人相比，立法议会的代表都是些籍籍无名之辈，经验不足，多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不过也有例外，像新闻记者布里索及数学家、政论家孔多塞即是名望很高的人，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并不多。这些新代表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知名度，这是1789年之后在全新的革命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在国民卫队里，在雅各宾俱乐部和那些依据新宪法设立的司法机构及行政区中，那些不胜枚举的选举产生的职位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方案后来被那些设计和颁布的人否决，这也使他们明白哪些人是革命的敌人。从1791年开始，雅各宾派、国民卫队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应付未宣誓教士的问题了。整个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吁制定新法令，以便让他们有权更密切监视那些已被剥夺了年俸的顽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绝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当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驱逐或者监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顽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之后这类措施愈发强硬，而立法议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10月1日参加立法议会的代表都认为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0月7日来自奥弗涅地区的跛足代表库东第一个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议会听取了关于旺代省大规模反对新颁布的教会法令的报告，在这个地区有九成教区的教士拒绝宣誓。

流亡者是困扰新一届国家代表的另一个问题。当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皮尔尼茨宣言》仍记忆犹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国宣扬宪政的流亡者几乎没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一位英国访客说：“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马车和穿着考究的人越来越少……通道大开，出逃的现象让人十分吃惊。”[2]

10月15日，国王正式签署了一项号召令，请求那些流亡者回国，协助宪政的实施，这一次他是真心诚意的。而王后对国王的诡计多端的表兄弟们怀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场的人士就在边境另一边调兵遣将，他们宣称比国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实际上，虽然国王竭力摆脱各种猜忌，但他们的作为有助于长期维持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利宫装饰一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庆贺宪政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也获得了民众支持，刚开始时他和议会还有一些误解，但很快就冰释前嫌了。而国王在流亡者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推动他们关系和解的动力，这让那些斐扬派的干将欣喜若狂，自从制宪议会闭会后他们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促成和谈，这使他们喜出望外。斐扬派不能参加立法议会，作为先前的制宪议会代表，两年中他们一直无法进入内阁。但是巴纳夫和迪波尔尤其希望通过私人途径来影响时局，而国王和王后再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议会有345名新代表加入斐扬派俱乐部，而被雅各宾派拉拢的仅有135人，这对斐扬派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但是斐扬派都是私人集会，不接受旁观者，在那里谁也不会赢得演说家的桂冠。甚至俱乐部的创办者也从不抛头露面，以免让人觉得太过公开地议论政治。所以心怀抱负的人自然更乐意参加雅各宾派，在那里可以听到掌声，能够锻炼如何去煽动人心，这对他们在立法议会中出人头地大有裨益。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们还能接触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如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布里索，他们都没有参与这个夏天肮脏妥协的交易，也未因此而颜面尽失。所以雅各宾派越来越有名气。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布里索最后也成为官员。11月13日，佩蒂翁接替退休的巴伊，当上了巴黎市长，比起他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拉法耶特，佩蒂翁的选票多出了一倍。斐扬派似乎没有这样的明星人物，从12月初开始，他们的成员逐渐离去。最后斐扬派孤注一掷，想要赢回他们的支持度，于是也将会议向公众开放，却发现旁听席上频频传来的诘问远远盖过了他们自己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一片喧嚣声，结果隔壁立法议会中的激进派就抱怨他们国家的立法者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被驱逐出了这块地盘，数周后才寻觅到一块较为偏远的新集会地。到那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斐扬派已然决定不了什么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全国的名人每夜都在讨论着那些对于法国大革命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一步是由布里索迈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议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是关于流亡者的。他提议没收那些领头的流亡者的财产，包括国王的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法国将会打击那些庇护藏匿流亡者的国家。关于解决流亡者问题的最终手段必然是战争。虽然许多代表觉得这个提议有些草率，但是他们也决心着手处理流亡者的问题。11月9日，代表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基本参照了布里索的提议，决定没收那些没有合理的理由而逃到国外的亲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国公民都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嫌疑犯，那些截止到1792年1月1日仍没有回国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议会要求国王马上批准这项议案，但是国王在11月11日时拒绝了签字。

路易十六和立法议会之间的最初一段和谐期至此结束。代表认为根据宪法，国王理应有否决权。应该说直到那时，人们还是很尊重国王的想法的，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巴黎街头巷尾的民众。起草这份公告的是斐扬派，公告颂扬了彬彬有礼的美德，唤起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劝说他们回国。国王对法案的否决也表明他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傀儡。但是对布里索和他的朋友来说，这个举动可不那么单纯。自从瓦楞事件后，社会上便谣言四起，一些人认为主导政局的乃是由王后操控的、秘密的“奥地利委员会”，他们和流亡者以及国外势力结成了联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国的新体制。而国王的否决便是明证。王后和她在维也纳的兄弟之间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对峙而非妥协，想要让流亡者躲避报复性法令的惩处。那么为什么国王会保护革命公开宣称的敌人呢？这是萦绕在代表心头的疑问。当讨论到非宣誓教士问题的时候，国王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讨论于10月21日开始，恰逢阿维尼翁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反对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人以私刑处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员，10月16日支持兼并的人予以回击，他们屠杀了被监禁在教皇旧官邸里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据报告，60名犯人被杀。在立法议会的数场讨论中都能听到关于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衅的报告。11月14日普罗旺斯的代表伊斯纳尔宣称：“在顽固派教士这个问题上，我唯一坚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难道不认为应该把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们蛊惑而误入歧途的民众划清界限吗？”[3]

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作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虽然前几年中他们也拒绝宣誓，但是抚恤金还是照样发给他们。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端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决票，12月19日国王否决了未宣誓教士的议案。

选择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为国王好像又暂时恢复了主动权，他不愿损害流亡者的利益。议会颇感意外，像是遭受了挫败，觉得国王至少应该打击那些庇护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个代表团敦促国王呼吁特里尔和美因茨的选民立即将亲王的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地，“告诉他们……如果德意志亲王仍旧支持那些反对法国人的准备，我们带给他们的将不是大炮，也不是宝剑，而是自由。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民族觉醒后将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想想吧”[4]。

实际上，这个计划对国王很有吸引力。一场针对德意志小国王们的战争可能会把别的帝国也牵扯进来，他们的那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势必能轻而易举地击退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部队。革命事业就能得到拯救，而整个局面会彻底改变。军人也能从战争中获益，拉法耶特现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认为一场战争会让军队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恢复国内稳定需要依赖的力量。纳尔博纳将军也是这样想的，据称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担任军事部长一职。于是12月14日国王来到议会，宣布他已经向特里尔的选民签发了最后通牒。到1月15日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辖区内还没能阻止所有怀有敌意的流亡者的活动，法国就会宣战。议会爆发出一阵欢呼，接连几分钟的掌声都是献给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势力日渐式微的斐扬派分子心头充满了不好的预感。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王对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态度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无疑会自行消解，因为那时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会被当作叛国者。同时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能言善辩的代表（韦尼奥、让索纳、加代尤其爱出风头）一直想要通过战争使国家获得新生，恢复尊严，挫败阴谋分子，并向全欧洲展现一个自由的民族所能拥有的伟大力量。国王也被迫支持他们，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场，正如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所说的那样。同时纳尔博纳着手动员三支军队，达15万人之多，部署在东部边疆地区。在那些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的外国人中，有自称是“人类代言人”的克鲁茨，他招摇地游走在巴黎周围，头戴一顶猩红色的自由之帽。克鲁茨是一名狂热的好战分子，宣称解放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解放的时机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为遥远。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后，特里尔的选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体，并命令他们离开本地。美因茨的选民也同样行事。战争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临近时，法国似乎不得不靠自己来解决这些自愿承担的问题。

然而，法国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战争是一剂灵丹妙药。12月初，激烈的讨论渐渐在雅各宾俱乐部展开，罗伯斯庇尔指出了战争可能导致的所有危险和不确定性，他担心一旦法国军队获胜，会出现军事将领的独裁，尤其让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鲜耻、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国军队没有取胜，而按照当前军队的状况来说，很有可能宫廷会召集国外军队，推翻整个革命事业。不管怎么样，真正危险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装腔作势的流亡者，而是眼前就在法国国内的一些人，应该在国内把他们处理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现他的观点没人支持。布里索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反驳，他说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甚至能重振不断贬值的指券。一个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惧封建欧洲的专制君主和贵族，他们会被击败的，而受他们统治的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会受到鼓舞，肯定会追随法国，宣扬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议会里并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来反驳布里索乐观的想法，不少人认为战争有重生的能力。另外，虽然莱茵河地区的诸位亲王也准备匆匆遵守路易十六发出的最后通牒，但彼时他们在维也纳的宗主国已经决定前来干涉，捍卫自己的利益。维也纳的外交官相信《皮尔尼茨宣言》已经缓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机，他们建议利奥波德皇帝只要略加威胁，就会转危为安。于是12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国人继续对莱茵河的选民施加威胁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出兵。他补充说他毫不怀疑其他君王会成为他的同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时，正是1791年的最后一天，这似乎证实了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关于专制君主的联盟要摧毁革命的决心。战争的鼓吹者们现在已经不把懦弱的莱茵河地区的选民放在心上了，法国应该向他们真正的敌人直接开战，向罗马皇帝宣战。罗伯斯庇尔和斐扬派的领导者们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措，虽然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王后显然对巴纳夫的和解措施无动于衷，这令他很绝望，他于1792年1月回到家乡多菲内。议会里也洋溢着爱国热情，自1789年以来有增无减，代表们以及那些前来围观议会的人都宣誓要为国家献身，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要重演网球场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亲王也背上了叛国的罪名。1月25日议会宣布罗马皇帝因其与其他国王之间的阴谋已经破坏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国关系，议会通告国王，要求他的姻亲兄弟们谴责所有反对法国的条约，并公开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国王还没有给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要宣战。实际上，国王给了答复，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外交政策是属于国王的宪政特权，议会没有权力。路易十六现在正等待着奥地利的答复。

实际上，维也纳得到的国王照会远比立法议会期望的专横。这只不过确认了奥地利的信念，使他们可以备战。2月7日与普鲁士达成正式防卫公约的消息更让他们不再顾忌，给出了一个十分蔑视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这些国际情报，当即便出现了骚乱。现在人们要求撤换外交大臣德莱萨尔，而且攻击的矛头很快转向了整个内阁政府，在背后唆使的便是时任内阁大臣的纳尔博纳。当议会投票弹劾德莱萨尔在王宫内搞阴谋并叛变国家时，王室却千方百计要顶住解职纳尔博纳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要控告王后，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完全出人预料的消息，3月1日罗马教皇去世，继位的是一名年仅24岁、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没人能作出判断。在此等情况下，法国宫廷认为屈从于议会的喧闹讨论或许更为明智。3月10日国王遣散了整个内阁。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彻底的好战分子，实际上都是布里索推荐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银行家克拉维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罗兰担任内务部长，他经验丰富，是一名失业的工厂监工，他是被异常活跃、颇有野心的夫人拖进革命洪流中的。最重要的是迪穆里埃取代德莱萨尔负责外交事务。迪穆里埃是一名职业军人，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憎恨奥地利，现在通往正式宣战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迪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头戴红色的自由之帽，沸腾的爱国热情已发展至顶峰。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谴责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这种风气证明了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敢于挑战步步逼近的专制统治者。不过即便这种姿态也没有阻止迪穆里埃在最后时刻和普鲁士进行谈判的想法，他希望他们保持中立，然而这却再一次拖延了时间。4月中旬，奥地利开始动员军队，时机已经错过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带着他的内阁群臣来到手忙脚乱的议会面前，宣布法国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宣战，因为弗朗茨二世还没有当选为皇帝。只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对这次宣战。

有人说，这将是一个自由民族反对一个侵略者国王的自卫战争。战争将不会有征服，法国的武装力量绝不会被用来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谋反对法国的罪人会遭受惩罚。对于那些与法国人并无争吵的人，法国人将不会忽视任何减轻战争对其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举措。然而，在一场注定只能与大革命本身一起终结、席卷西欧众多地区的战争进程中，所有这些誓言都一一破灭了。

现在发生的冲突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教训奥地利，也要吓退那些想要干涉法国内政的外国人；第二，要击退流亡者，捣毁他们的大本营，让他们孤立无援，同时驱逐国内的叛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王室和军官也都想要通过战争达到他们自己秘而不宣且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那个冬天的争论中，时常能听到一种更深刻的观点，认为战争可以把法国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事务上，从而治愈国家内部的分歧，另外也能把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点转移开去。自从1791年10月底这一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它就必须得到解决，但是直到战争爆发，这些问题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

这一步迈得太大了。革命并不必然预示着这样一场战争，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战争给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1791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关于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报告传到了法国本土，11月，起义全面爆发，但是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殖民地北部的蔗糖庄园早在8月14日就已经出现了奴隶起义，据估计有1000名白人被杀害，200座蔗糖庄园和1200座咖啡庄园被毁，1。5万名奴隶失踪，最终演变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取胜的奴隶起义。悲观的人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殖民地发展太快，人们对奴隶的要求贪得无厌。关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问题在1789—1791年间非常突出，而论辩时双方都有奴隶随侍在他们左右，毫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影响。制宪议会未能就奴隶问题达成一致，奴隶贸易、自由的“有色人种”的权利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本身就让圣多明各以及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其他殖民地陷入混乱。到1791年底，起义演变为复杂的内战的一部分，发展势头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巴黎作出的任何决定不出三个月就会过时，因为那时事态又有了变化。这些事情让布里索很为难，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是法国反奴运动的创立者之一，而对于他那群来自波尔多的能言善辩的朋友来说，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哥伦比亚的奴隶经济息息相关。但是，先撇开那些骇人听闻的掠夺和种族屠杀不说，奴隶起义带来的最初影响便是蔗糖的严重短缺，巴黎在1792年1月就感觉到了，因为蔗糖的价格涨了3倍。整整一个月，在首都东部的几个区都爆发了民众限价运动，大批妇女冲进仓库和杂货店，将在那里找到的蔗糖和咖啡按照原先的价格出售，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2月。

这一次民众担心的依旧不是谷物、面粉和面包。这是因为巴黎当局吸取了1789年的教训，早在秋初时分就陆续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这是从巴黎周围一大片地区搜刮来的，因此1791年的冬季在法国整个东北地区的集市小镇爆发了多起抢夺谷物的骚乱。2月，埃唐普市长被人用私刑处死，因为他拒绝降低谷物价格，最后动用数百名国民卫队士兵才恢复秩序。同月政府想要从敦刻尔克进口粮食，结果引发了持续三天的骚乱，许多港口的仓库被毁。比粮食价格更让人们担心的是法国的里弗和指券的贬值。从1791年6月到1792年3月间，里弗在外汇交易中贬值20%。1791年11月在巴黎的行市上指券尚能维持其票面价值的82%，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就贬值了63%，1792年整个春天都在贬值。这两股趋势不可避免地推动物价上涨，尤其是那些进口商品。因此即使是在像马赛这样很容易从南部欧洲以及北部非洲地区得到谷物补给的港口，谷物价格也迅速攀升。市府暗地里威胁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会有报复，这些报复不属于法律。”[5]

实际上，马赛已经成为政治动乱的代名词了。制宪议会最后决定将艾克斯定为罗讷河口省的省会，马赛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想通过对其他市镇事务的干涉来树立自己地区的名望。1791年7月马赛的500名志愿者支援阿维尼翁那些支持并入法国的人，大获全胜。9月他们计划派出由本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前往阿尔勒游行示威，现在这个地方是由未宣誓教士派别，即褴褛派控制的反革命主要市镇。唯有来自巴黎的直接命令才能阻止住他们，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们接下来在2月向艾克斯进发的步伐，他们解除了艾克斯正规守军的武装，因为人们怀疑这些士兵支持薄纱派，随后他们再次折回到阿尔勒。巴黎的政治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战争，3月，一支6000多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包围并攻下了这座城市，赶走了薄纱派的领头人。这些摩擦激化了矛盾，在整整两年间，该地区的内斗十分严重。3月25日，69名国民卫队士兵在罗讷河港口溺死，这触发了南部农村地区自1789年7月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没有人相信，这些士兵的溺死是偶然事件。但是正如关于这件事情的谣传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听信了谣传的人认为士兵溺死是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是要向那些驱散第二支雅赖斯军营行为的报复行为，报复阿维尼翁监狱的屠杀，报复其他所有“爱国者”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国民卫队的士兵都插了一手。加尔省各处的农民都在竭力把那些嫌疑分子和他们的财产一并清除，就包括那些未宣誓教士和贵族。据报道，仅在这一省，1792年4月就有101起攻击城堡、洗劫城堡里的东西、清除剩下的封建标记和档案的行为。骚乱不只发生在加尔省。在邻近的阿尔代什省，彻底被毁坏的有最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计划的合作者——当特雷格伯爵的财产。到了6月，虽然骚乱渐渐缓和，但是波及的地区延伸到普罗旺斯，又向北蔓延至高地，向东远至上加龙省。这场骚乱引发的后果很难说，但是农民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封建残余，这说明南部农民已经认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都要保卫1789年的成果，实际上农民这样做风险很大，如果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的反动分子取胜，他们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圣神港口的灾难说明一旦对抗阴谋的行动失败，阴谋者便可能获胜。中央政府要么无视分裂的南部地区，要么缺乏向那个地方下达命令的能力，屡受侵扰的农民只得自行决定，确保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再也无法重建，而即将爆发的战争最能让人相信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在战争开始的数周内，立法议会中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热情洋溢。奥地利的盟军总是不受欢迎，落败是他们必然的命运，革命马上就要正面遭遇它的敌人了。由鲁热·德·利勒于4月25日和26日为在斯特拉斯堡作战的莱茵河军队谱写的战斗歌曲中生动地传达了这种不屑的感觉，利勒是个诗人，时任步兵军官一职。高唱这首歌的法国征服军队将会踏着那些罪恶的鲜血前进。同月，边疆上被处刑的敌人见到了一台新的机器——断头台。1789年12月制宪议会提出设计这样一台机器，初衷是让脑袋“要在一眨眼的工夫掉下来”。但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一些代表一度投票要求限制死刑，因此以前的那种野蛮行为不能再用了，而需要一种更为可靠、更加人道的技术。1791年，有人设计出了一种砍头机械设备。用这种设备砍头更为迅捷，体现了平等主义，而且如专家所言，砍头变得毫无痛苦。虽然断头台不是吉约坦医生制造出来的，但最初的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台新机器被冠以他的名字。第一个丧命于断头台的是一名强盗，他在4月21日被砍头。

仅仅数日后，战争就得到献祭品。不过，那个人不是受雇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的军人，而是一名被自己手下杀害的法国军官。最靠近的敌国疆界是比利时，那里的人仇恨1790年前来占领此地的奥地利人，他们肯定会张开双臂欢迎高扬自由的法国军队。4月28日战争爆发，战火沿着东北疆界缓慢推进。但是法国军队的阵线一开始就被瓦解了，士兵溃不成军，纷纷逃离战场，反而向一名指挥官开枪，他们认为这名军官是叛徒。逃离阵线的部队不在少数，骑兵中的逃兵比例几乎是步兵的两倍，还能依靠的部队犹豫彷徨不敢出兵，他们对自己的侧翼部队心存疑惧。不过运气在法国军队一边，因为奥地利人并没有准备进军，他们在等待和普鲁士一起发起攻击。直到5月21日，普鲁士人才宣战，而到6月底他们终于有了一支能够组织进攻的军队。

同时，第一次失败引起了巴黎的震动，人们相互指责。布里索派（此时是议会和内阁中那些主战派的代名词）失去了理智，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到处寻找替罪羊，他们对这场失败毫无准备，只能怪罪到所有其他人头上。一名温和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在所有地方你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国王背叛了我们，将军背叛了我们，没有人是可以信赖的。奥地利委员会被当场抓住，巴黎已经被奥地利人攻陷六周了……我们身处一座马上就要爆发的火山口。”[6]

现在只要有针对叛国行为的新举措，很快就能获得通过。5月18日，巴黎的所有外国人都被监视。5月27日，议会再次讨论未宣誓教士的问题，最后颁布法令，流放所有被20名积极公民谴责的未宣誓教士。5月29日，议会决定解散国王身边1800人的卫队，卫队本来是根据宪政而设立的，人们怀疑这支卫队过于效忠不再受人信任的君主制，取代它的是一支可靠而爱国的国民卫队。国王批准了解散自己的卫队，但是他行动迟缓，反倒让那些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心生疑虑，他们担心国王在酝酿军事政变，因为议会早就决定将驻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正规部队派往前线了。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军事大臣塞尔旺提议设立两万多人的国民卫队组成军营，就设在巴黎周围，这次召集来的是一支外省国民卫队。恰逢一年一度的7月14日联盟节，这支外省国民卫队就被称为联盟军。6月8日，召集联盟军的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国王对此有更多盘算，两天后，他瞅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意欲分化他的敌人。巴黎国民卫队的军官嫉妒联盟军在这座大都市里的政治地位，组织了所谓的“八千人请愿”活动，反对设立联盟军军营。国王立刻暗示他的大臣们他想要否决新的议案，也要否决关于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内阁危机被公开化了。一方面有国王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王后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有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支持。6月10日，罗兰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他在批准那些得到议会大多数代表赞成的议案时过于拖沓，还责备国王的行为让整个国家都忐忑不安：“一个怨声载道的民族将会在他们的国王身上看到阴谋分子的同伙和共谋者。”[7]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允许如此公开地责难自己的内阁，罗兰被革职了。6月13日，塞尔旺和克拉维埃也被罢官。迪穆里埃实际上并不同情被革职的这三位，但国王对他也没多少好感，于是6月15日迪穆里埃也下台了，担任北方军的指挥官。取代这届下台内阁的是来自斐扬派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也有人说是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6月16日拉法耶特从前线给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雅各宾派是现在所有问题和灾祸的根由，对下台的内阁他鼓掌称快，他认为这届内阁导致了国家的内讧。这一做法导致人们更加相信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的说法，使得人们的猜忌愈加显得有理有据，而当他受命担任指挥官时，人们的猜忌更深，认为他是要搞军事政变。那些支持下台内阁的巴黎民众觉得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始计划一场截然不同的政变，这是自去年夭折的马尔斯校场请愿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干涉运动。

春季的经济危机再次使民众俱乐部复苏，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些俱乐部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在暗地里活动。春天，巴黎的民众俱乐部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社团和正式的区议会的性质不同，后者只对积极公民开放，到6月，巴黎东部和中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成立了民众俱乐部。4月15日民众政治起义的动力彻底爆发了，上千人参加庆典，为了那些在1790年南锡叛乱后被监禁的人，很多雅各宾派的首脑人物都到场参加集会。新的领袖也浮现出来，比如自称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肖梅特，他曾领导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激进派脱离该俱乐部。雅克·鲁是格拉维里耶区一教区的宣誓教士，他的名声建立在号召限价及处死那些囤积商人的煽动言辞上。战争开始的失利让一些区的爱国者十分诧异，他们提高了警觉，起初他们和雅各宾派一样都陶醉在自己的言辞中。整个5月，各区的爱国者都在抨击立法议会，要求获准各区议会的永久会期请求，但是最能让爱国者们团结在一起的就是清洗内阁的要求。为了展现对他们的支持，巴黎东郊各区和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起计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国王召回先前的内阁大臣。表面上，示威的时间正值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种植自由之树之际，次日便是网球场宣言的周年纪念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正如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明天会有一场骚乱。”[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