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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1页）

绪论

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名词的拉丁语形式为Byzantium，是一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的希腊殖民地的名字——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其秀丽，同时兼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大约在建城一千年之后，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etheGreat）选为皇帝的驻地（324年），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opolisnovaalteraRoma）。这种行为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君士坦丁伟大的先辈戴克里先皇帝（Dio，284—305年在位）就曾经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城（Niedia，今伊兹米特），并且致力于“使它与罗马难分伯仲”。但是，与尼科米底亚和其他几个临时的首都很快失去其地位不同，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长久的成功，这座“统治之城”延续了11个世纪，这还不包括之后奥斯曼苏丹5个世纪的统治史。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说，君士坦丁这一充满灵感的举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统治权的迁移（translatioimperii），即在一个新宗教的护佑下，在一个新地方开启了一个新进程，也就是一次革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要与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新罗马包含了旧罗马的元素。甚至有传言说，君士坦丁秘密地将特洛伊的守护神从罗马移出，并将其埋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竖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顺便提一句，这根石柱历尽沧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安淑撒（Anthusa）其实就是罗马弗罗拉神（Flora）的复制品，君士坦丁堡就是献给这位神秘的命运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继续自视为合乎法统的罗马皇帝，正如他们的臣民自称罗马人（Romaioi）一样，尽管许久以后，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拉丁语读音。他们没有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祖先。我们任举一例，当11世纪的博学家米海尔·普塞罗斯（MichaelPsellos）为了指导他的学生——皇帝米海尔七世（MichaelⅦ）而编纂一部入门的史书时，是从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开始记述的。他寥寥数笔就带过了王政时代的诸王和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接下来详细地记录了皇帝的世系传承。这一谱系开始于君主政体的创立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直到巴西尔二世（BasilⅡ）和君士坦丁八世（eⅧ）为止。奥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的统治时期恰好与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时间相吻合，这是当时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件。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

直到十字军时代，古罗马的外衣才渐渐被脱去。那个时候，东部帝国和西欧逐渐被迫拥抱在一起，而双方却都不怀有任何爱意。在西欧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王国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的国家，而且还是个分裂出去的政权。作为回应，一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自己与古希腊的荣光联系在了一起（见第十一章）。然而，“种族认同”在那个时代广受关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时，导致裂痕产生的重大争议在于宗教，即是否顺从罗马教宗、圣灵如何临在、炼狱、教士的独身生活、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还是无酵面饼等问题。正是它们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分隔。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宗的领导下，重新以罗马之名联合在一起。

约翰·曼德维尔（JohnMandeville）爵士在14世纪中叶依然可以使用“希腊皇帝”这一称呼，但是，这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富学者气息的环境中却不那么恰当了。“希腊”此时特指古希腊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领着的希腊地区。已经于1453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国需要一个独有的称谓，这就是“拜占庭的”（byzantinus）这个形容词产生的背景。这个词比“君士坦丁堡的”（opolitanus）更为简便，同时带有让人愉快的“古典”光环。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献”（scriptoresbyzantini）、“拜占庭历史”（historia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国”（imperiumbyzantinum）这些概念了，尽管由历史学家路易·库赞（Louis）撰写的最早的关于拜占庭的大部头史书（1672—1674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deople）之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拜占庭”这一名称的英语作品是乔治·芬利（GeeFinlay）于1853年撰写的《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oftheByzantineEmpirefrom716to1057）。在英语世界中，“拜占庭”（Byzantium）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帝国而非那座城市的现象要到20世纪时才变得普遍，而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则要更早一些。

这样，当“拜占庭”这个概念不再带来不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须被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尽管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已经被用来当作其历史的开端：如戴克里先登基（284年）、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年）、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330年）、将基督教作为帝国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年）、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395年）、西部帝国的灭亡（476年），乃至利奥三世（LeoⅢ）自立为王（716年）等，其中最后一个时间点目前依然被《剑桥中世纪史》（TheCambridgeMedievalHistory）采用。对于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应该归因于感觉，而非一种“客观的”、被假定当作历史分期基础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罗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属于古典世界的范畴。当我们凝视着和平祭坛（AraPacis）、图拉真圆柱（Trajansn）上的浮雕，抑或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骑马的雕像时，我们是在和罗马的精神进行交流。但是，当我们在拉韦纳（Ravenna）圣维塔利教堂（SanVitale）著名的描绘有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镶嵌画前沉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所描绘的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风格的宗教仪式画像（敬奉一个圣杯），而是一个圣像。查士丁尼头顶光环，他和他的随员们正面对我们，身后则是金光灿灿的背景。我们没有即刻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个向右侧行进的队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虽以正面示人，却都踩在彼此的脚尖之上。在我们的眼中，圣维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来是一个纯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这个操着拉丁语、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罗马法最伟大的编纂者，却将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罗马皇帝，他的后人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要把分期线划在何处呢？如果能够不再徒劳地寻求一个从罗马到拜占庭转型的精确时间，而去寻找一个或几个更宽泛的、见证了深刻变革的时间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这样的分期带。第一个可以被定位在4世纪，第二个则大约在575—650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性质并不相同。第一次转变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并非排斥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其他更有形的变化，如国家机器在行政、军事以及财政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财政方面的变革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出现），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皇帝的主要驻地东移到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边机构为基础的一个新精英阶层开始出现等等。然而，如果从一个长时段予以审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增加省区数量，不是引入税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帝国所有臣民，并压制那些异见者。

第二个切口（coupure）则更为明显和令人伤痛。它的标志不仅是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丢失了广阔的国土，还包括城市生活的衰落。城市曾经是古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见第二章），此时许多城市从地图上被抹去；另一些城市规模显著缩小，沦为防卫要塞，或者被迁移到附近的山顶。曾经是省区政府支柱的城市精英和那些文雅的文学一起消失了。生活变得乡村化和军事化了。

在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时期，我们把它称作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仅仅在最近五十年方才得到承认，并且变成学术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的确，古代晚期的时间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学者将它的起点定在公元200年，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终点延长至公元1000年。然而，比较常见的是284—602年的说法，这是琼斯（A。H。M。Jones）在其不朽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LaterRomanEmpire）中的观点。另一种得到承认的时间定位是284—641年，这种说法见于同样重要的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列传》（ProsopographyoftheLaterRomanEmpire）。这样的界定很符合拜占庭研究的视角。

古代晚期涵盖了罗马人的整个世界，无论是拉丁的还是希腊的部分。它所囊括的罗马、米兰（Milan）、特里尔（Trier）、拉韦纳、迦太基（Carthage）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以弗所（Ephesus）一样重要。无论是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还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Nazianzen）；无论是安布罗斯（Ambrose），还是“金口”约翰（John）；抑或阿米安（Ammianus），以及普罗柯比（Procopiu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语言有所不同，古代晚期的文化氛围是相当一致的。确实，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的语言沟壑比之西塞罗（Cicero）时代更深了一些（如奥古斯丁就不太懂希腊语，也没有几个东方学者去学习拉丁语），但是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方法始终存在着，精英教育以相同的准则为基础，翻译工作也在双向进行。阿米安是一个希腊人，却选择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在东方，直到6世纪下半叶，学习法律或在政府某些部门服务，都需要掌握拉丁语。最权威的拉丁语语法手册，即普利西安（Pris）的《语法惯例》（Institutiones），是在君士坦丁堡编纂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也是如此。

古代晚期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在这里同时孕育出了中世纪的西欧与中世纪的东方。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如此不同？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作为欧洲毋庸置疑的一个部分，拜占庭偏离了我们认为的（我们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欧洲前进的阳关大道？本书不会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富有思想的读者可能会在心中深思一番。

拜占庭灭亡的日期没有什么争议，人们一致认为是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当奥斯曼苏丹的近卫军（Janissaries）从已有千年历史的狄奥多西城墙的缺口攀过时，当一缕神奇之光从圣索菲亚教堂（StSophiaHagiaSophia）的穹顶直射苍穹时，拜占庭的大幕落下了。如果我们将拜占庭首先视为一个国家概念，即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话，那么1453年毫无疑问是它恰当并动人心魄的末日。然而，如果我们遵循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的观点，将拜占庭看作一个文明而非国家的话，故事在此时却并没有结束。从地理上看，拜占庭延展并包括了所有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被征服的希腊。从时间上看，它即使没有延存至今，也至少延存至公元1800年前后，欧洲启蒙运动和受到鼓舞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破坏了当时还被承认的拜占庭生活方式。尼古拉·约尔加（Nica）撰写的名作《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aprèsByzance，1935年）中的故事，依然体现了它所处地区的错综复杂。

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讲述拜占庭往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大体看来拜占庭有持续修史的传统，尽管有些时代的历史记载粗略一些，而有些时代则更为完整。那些史料的性质和存佚与否很自然地决定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就其性质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古典化的历史作品——基本上源于古代的典范，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作品、编年史和教会史。古典化的历史作品致力于对重大事件进行详尽和优美的记述，理想上来说是作者记载亲身经历的事情，因此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都比较短。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的编年史作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是用日常用语写成的，意在概述自创世之日起，直到编史者所处时代万事万物的全貌。按照时间顺序编成的条目都很简略，并且没有呈现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编年史更多起到的是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不被视作文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一旦有新的或修订后的编年史作品出炉，老版本常常会被束之高阁。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ofCaesarea）于公元300年左右始创教会史，这种形式的历史作品关注主教之位的传承，尤其详于记载教义争端，同时也涵盖了一些世俗的内容。该类作品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引用原始文献，这使其成为现存史料中最具学术气息的一类。不幸的是，用希腊语编写教会史的传统在公元600年左右中断了。拜占庭世界没有怎么出现地方性或修道院的编年史，而在西欧这恰恰是十分普遍的。

现存的史料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中分布极不均匀。一些时代，如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短暂的在位时期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长久的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7—8世纪，甚至9世纪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学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帝国正开始从内忧外患中复苏，但记录该时期历史事件的文本都是一百年之后编纂的，这就让这些记载受到了质疑。从10世纪中叶开始，历史记录变得丰富起来，直到帕列奥列格时代（Palaiologanperiod）达到全盛，然而这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不重要的一个时段。

除了分布不均匀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史料会因宗教或王朝更迭等原因被故意歪曲。支持异端教义的皇帝无一不遭到例行公事般的诋毁，如君士坦斯二世（sⅡ，641—668年在位）和那些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他们实际上一直殚精竭虑地为生存而奋斗，并成功地保护了帝国。而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伊琳妮（Irene，797—802年在位）统治时期则被粉饰得光彩亮丽，只是因为她恢复了“正统的”信仰。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Ⅰ，802—811年在位）是一个机敏的改革家，却遭到了抹黑，因为他颠覆了伊琳妮的统治。米海尔三世（MichaelⅢ，842—867年在位）被塑造成了另一个尼禄（Nero），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和浪**子，这是为了衬托谋杀他的巴西尔一世（BasilⅠ）的正面形象，后者建立了延续时间长久的马其顿王朝（‘Madynasty）。这些篡改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大部分拜占庭历史著作关注的都是皇帝的言行、叛乱、战争、宫廷秘闻以及主教之间的分歧这样的事情。这导致我们今天撰写的拜占庭史依然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内容。当然，也存在一些能够偶尔提供其他信息的史料，如皇帝敕令、圣徒传记（这类史料数量很多，内容高度程式化，并且其风格往往流于虚幻）、书信集、会议法案、辩论文章、华丽的演说词、诗歌，以及其他一些非希腊语的，如拉丁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文献。然而，即使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可以作为补充，其中心内容依然是皇帝逸事、密谋诡计和战争。这些故事至今还吸引着大量的读者。但是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不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他们都更愿意谈论一些不同的话题，即研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经济、社会或人口统计等机制性问题。这是有形的事件史（histoireévéielle）之下的基石。解释是什么原因让帝国在9世纪中兴，显然比探讨米海尔三世到底是不是个酒鬼更有意义。

如果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史学看起来是中世纪研究中最落后的领域的话，那么这一缺陷与其从业者并无干系。我们对西欧社会和经济详尽的了解，是建立在数以千计保存至今的宪章、教区记录、税收登记簿、遗嘱和合同等文件基础之上的。而关于拜占庭，我们只有很少的文件资料，并且置为数众多却晦涩难解的、由埃及纸草文书提供的阿拉伯征服之前的佐证于一旁。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仅仅拥有一些涉及土地占有的修道院档案〔主要在阿索斯圣山（MountAthos）、南意大利、希俄斯岛（Chios）、帕特摩斯岛（Patmos），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少量修道院创立者制定的章程、涉及黎凡特（Levant）贸易的意大利文件、一份1315—1402年牧首法庭的登记簿，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残篇。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贫乏杂乱的材料会突然增多，我们也无法依靠石碑上的铭文加以弥补，尽管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社会、制度和宗教方面的信息。

虽然几乎没有文件留存至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数量相当可观的铅封（大约有5万件之多）。这本来是文件的附着之物，却逐渐被刊印出来，当作史料利用。其中包含的主要是人名和头衔，但是偶尔也能瞥见其他的内容，如贸易信息，因为携带这些商业（erciarii）印章的人可能是海关官员。钱币也已经成为极为有用的史料。钱币的金属纯度、在黑暗时代几近消失的小面值硬币、钱币贮藏的地理分布、拜占庭钱币在帝国境外的影响范围等都是研究拜占庭史的历史学家正在发掘的资料。

最后，考古学也许是能够扩充我们知识范围的最有效途径。多亏了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对古代晚期东部帝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个所谓视觉印象。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还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马其顿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则是相对较小的城市，如伊苏里亚（Isauria）的阿奈姆里乌姆（Anemurium）。发掘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发现古代的遗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化的，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会发现，当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延续到古代晚期后，神庙和运动场或被遗弃，或被挪为他用；许多教堂与主教宅邸正在被修建；而浴室和剧院则依然保持了原来的功用。今日游客们所见的以弗所城遗址其实是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我们对村庄的情况了解很少，尽管北叙利亚地区的那些村庄被建得和城镇一样坚固，并一直保存至今。这些村庄已经吸引了相当多考古学家的注意。

相反，针对中世纪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乌姆没有延续到中世纪，而中世纪的锡索波利斯则理所当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统治。只有以弗所作为拜占庭的城镇存留下来，但是除了向内收缩的城墙和规模缩小的大教堂，我们几乎不能看出其他什么东西。城市里有许多依然挺立的废墟，房屋看起来建得既简陋又小气。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终只能识别出两座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城防范围内城市被建筑覆盖的面积有多少。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图景，我们不得不前往科林斯（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亚（Crimea）的赫尔松（），但要说对其全貌有广博认识的话，我们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巨大建筑的缺失，以及砖石建筑的贫乏并不代表当时的经济活动毫无生气，但是毫无疑问对考古学家缺乏吸引力。我们只能期望，有一天能从铲子下发现考古实物，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录来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的拜占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