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五章 生存斗争641780年（第2页）

即便拜占庭帝国幸免于难，度过了阿拉伯人造成的最艰难的岁月，但是帝国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哈里发国家还远比帝国强大。尽管利奥三世坦承其胜利不仅来自运气，还由于他的天才和果敢，但是就在第二年，被废黜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又在奥普西金军区和保加尔人的支持下，试图推翻他的统治，而且几乎得手。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属地也在君士坦丁堡被困期间发动起义，包括撒丁尼亚（Sardinia）在内的部分地区从此永远摆脱了帝国的控制。拜占庭帝国试图收复一些东部边境地区的努力也未见成效，阿拉伯人不久就像先前一样，恢复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侵扰。

如同许多拜占庭人一样，利奥三世似乎早就把拜占庭帝国自阿拉伯人兴起后的厄运归之于上帝的愤怒，但是他还是无法肯定帝国在哪些方面惹恼了上帝。最初，利奥三世强制帝国内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可能就是在726年春季，他颁布简短的法典《选编》（Ecloga），该法典包括很多体现《圣经》思想的法规，例如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罗马人书》1:24~32），对其他许多罪犯处以残害肢体的惩罚（《马太福音》5:29~30，《马可福音》9:43~48）。利奥三世最初还认为拜占庭人崇拜圣像的习惯可能违背了《圣经》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于是，在726年夏季爱琴海火山喷发后，利奥三世命令其卫士们摘下了大皇宫门前的基督圣像。（参见第六章。）

皇帝虽然对这个举动引发的骚乱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他似乎于同年颁布了毁坏圣像的法令。727年，卡拉比斯军区和希腊军区都发生了反对他的兵变，可能就是因为这道法令；但是皇帝击溃了叛乱部队。730年，他禁止一切圣像。牧首辞职以示抗议，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Ⅲ）宣布毁坏圣像为异端，公开与拜占庭帝国决裂，实际上就是宣布其独立。利奥三世派遣海军远征罗马，但遭到失败，他随即剥夺了罗马主教对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地区的宗教管辖权，将这两个区域划归君士坦丁堡牧首教区管辖。毁坏圣像在政治方面损失惨重，于是利奥三世通过740年入侵阿拉伯的胜利来进行弥补。

741年，利奥三世没能继续维持统治，寿终正寝。在他之前的6个皇帝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他已经改写了他们的纪录。他在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实施可怕的围困期间保持镇定，此后又缓慢地恢复帝国的防务。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君主，那么至少是个良好的帝王，他在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时还是实施缓和的措施，以限制运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他是自君士坦斯二世这位遭到刺杀的皇帝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他将皇位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后者当时22岁，已经到了进行统治的年龄。

利奥三世至少打破了政变反叛的怪圈，这个恶性循环曾鼓励阿拉伯人使其认为能够摧毁帝国。同时，他还找到了解决军区反叛这个难题的办法，虽然并不持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内，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就遭到他的女婿，同时也是奥普西金军区伯爵的阿塔瓦斯多斯（Artavasdos）的攻击。阿塔瓦斯多斯击溃君士坦丁五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一直坚守这个城市达两年之久。而后君士坦丁五世设法围困君士坦丁堡并迫使阿塔瓦斯多斯因饥饿而逃跑，君士坦丁堡被收复。743年反叛者被逮捕刺瞎。

平息叛乱后不久，皇帝解散了阿塔瓦斯多斯统治下的奥普西金军区，这个帝国最大的军区已经多次发动兵变反叛。皇帝公开调遣该军区一半以上的将士组建6个被称为“旅团”（tagmataregiments）的新部队。它们驻扎在首都及其周围，还有的守卫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其中三个主要的旅团是禁卫军（Scholae）、警戒部队（Excubitors）和卫戍部队（Watch），它们曾是皇帝的近卫军，后来变得不太重要了。它们的指挥官大多是本国将领，直接对皇帝负责。

即便君士坦丁五世建立的旅团极大地削弱了奥普西金军区的力量，但是如同君士坦斯二世曾为省钱而建立军区一样，这些旅团也像军区那样逐渐出乎意料地掌控军事优势。当旅团将士也像其他军区将士一样持有军役土地时，他们就成为更机动的部队了，并更倾向于进行比边境巡逻更具进攻性的战斗。君士坦丁五世就是动用这些部队首次征服色雷斯前线地区的斯拉夫人，而后俘获大批阿拉伯边境地区的基督教居民，将他们迁徙至色雷斯的新收复地区。

君士坦丁五世创立旅团部队及依靠它们取得的胜利使他赢得军队大部分将士的拥戴，但是他从父亲那里沿袭的毁坏圣像政策又使他在帝国许多民众中特别是在海外不得人心。751年，伦巴德人占领拉韦纳及其周边的总督区（Exarchate）。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因此转移到很远的南部地区，这里已经建立了西西里军区，以及事实上独立自治的几个飞地，如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毁坏圣像运动使拜占庭帝国不仅与整个西部教会分裂，而且也与东部的几个东正教主教区分裂。君士坦丁五世没有丝毫的惧怕，他于754年召集一次大公会议，宣布崇拜圣像为异端行为。

君士坦丁五世在色雷斯的扩张虽然只是牺牲了斯拉夫人，但是却让附近强大得多的保加尔人大为警觉。他们开始跨越边界进行洗劫。759年，君士坦丁五世发动大规模反击战，在一场血腥的战役中打败保加尔人，迫使他们签订和约。当保加尔人于四年后拒绝履行和约时，君士坦丁再度发动攻击，并在正面决战中取得胜利。766年，他决定再次发动对保加尔人的远征，只是由于其舰队遭到风暴而作罢。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但是却损失了大批人马而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君士坦丁五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发现，崇拜圣像派正策划一场反对他的可怕的宫廷阴谋。其元凶首恶竟然是他最得力的朝廷命官和军队将领，包括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的“将军”，以及警戒部队长官（DomesticofExcubitors）。君士坦丁五世处死或刺瞎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次年又以策划阴谋罪处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君士坦丁五世还任命更忠实的新官员，加强迫害圣像崇拜者，重用圣像破坏者。

虽然阿拉伯人再度袭击安纳托利亚，但是君士坦丁五世却重点攻击保加尔人。774年，他再次击败他们，但是次年春季另一场风暴再度摧毁了他派去打击他们的舰队。之后，保加尔汗王欺骗性地向他套取了拜占庭帝国打入保加尔人内部的间谍名单，随后将他们全部杀害。君士坦丁五世亲率大军于秋季向保加尔人发动进攻，但是尚未抵达保加尔人疆界就突然得病并很快去世了。

君士坦丁五世是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个聪明的外交家，他在其臣民中赢得广泛的好评，但招来崇拜圣像派强烈的仇恨，而他们在教会和官僚机构中仍然占据着明显的多数。尽管他仓促强化毁坏圣像派势力，忽略了西部事务造成帝国永远丧失了意大利中部属地，但是他创建旅团制度，在色雷斯地区多次取得对保加尔人的胜利，并对吵闹不休的阿拉伯人的领土进行了几次轻而易举的袭击。在他的两大遗产中，旅团的力量比毁坏圣像造成的分裂坚持得更持久。

当参加仪式的人群从君士坦丁五世的小儿子利奥四世面前走过时，皇位继承就平静地完成了，这是自641年以来第二次顺利继位。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的敌人散布流言说他有同性恋倾向，但是他结过三次婚，除利奥四世外还留下5个儿子。利奥四世继位后的那一年，不得不镇压其近卫军发动的政变，他们阴谋让他的一个兄弟取代其皇位。这位皇帝采取措施，任用僧侣，甚至包括一些私下崇拜圣像的教士为主教，以便缓和其父亲毁坏圣像政策引起的情绪。但是当利奥四世于780年发现其家族成员中竟然有人给他的妻子伊琳妮提供圣像时，便勃然大怒。他严惩这些成员并将伊琳妮打入冷宫。但此后不久，利奥四世竟然在可疑的环境下神秘死亡，留下伊琳妮来辅助他们的幼子进行统治。

到780年，拜占庭帝国已经从军事失败和内乱不断的可怕时期进入统治相对稳定安全的时期。帝国给阿拉伯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但是保加尔人特别是阿拉伯人仍然是可怕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在经历如此多次成功政变的威胁后，仍然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比他们在公元602年前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在军区和旅团制度中找到了得以保护其帝国大部分疆域的办法。军区一旦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不太容易叛乱，或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兵变。尽管拜占庭帝国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许多麻烦，但是至少到此时，它不再被迫为生存苦苦挣扎。迫在眉睫的垮台、动乱或被外敌彻底征服的威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在经历了如此多危险后，安全稳定的顶点还远没有达到。

社会结构的演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在这个时期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后还能幸免于难继续存在。其丧失的领土包括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北非和意大利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其三个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只剩下了第一个。与这些失去的疆域一起失去的还有几乎全部的“一性论派”信徒和讲拉丁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居民。8世纪的帝国与6世纪那个更为多样性的帝国不一样，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察尔西顿（ian）派基督徒，他们讲希腊语，多数住在农村。同时，它还是个相当繁华、人口稠密和安全稳定的国家，比它在6世纪时更为舒心。

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做出合理肯定的同时，描述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

最糟糕的难题是，这个争议实质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我们掌握的只是非常少的统计资料证据。考古学似乎证明了8世纪拜占庭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都衰落到只有6世纪的一半多一点；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发现支持的究竟是争议的哪一方面，特别是在大部分拜占庭城市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学者援引7世纪中期考古遗址发掘的货币突然急剧减少的现象；而那些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有连续性的学者则注意到军队规模比较大和军饷数字比较高的记载，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尽管一个合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真相大概就存在于两个极端观点之间，但我们拥有的这类统计证据支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连续性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集中否定那些证据，他们认为，从极不相同的史料中得出的几个数字概括总结出来的趋势完全是巧合。至于说公元659年以后货币发掘数量的减少，这种突然性似乎说明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面临威胁帝国生存的持续军事压力，政府当局被迫优先供养军队。鉴于领土的丧失，帝国做得非常成功。565年的拜占庭军队还相当稳定地记录为15万人。到了641年，领取军饷的数字表明其军队仍有10。9万人。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依靠大约一半的土地供养着相当于565年四分之三的将士。而且，到773年，拜占庭军队据说总共有8万人。这意味着用不足565年三分之一的土地支撑着相当于565年一半的军队。尽管773年的军队人数受到质疑，但是9世纪的数字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更少的军队人数都无法解释为何拜占庭帝国能在阿拉伯人的攻势下幸存下来。

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丧失和军队将士少得多的损失之间的矛盾现象似乎表明，希拉克略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战略运行良好，也就是把将士安全撤回，而不是冒险地让他们试图守住边界。它还表明，帝国在没有向失陷地区和民众征收税赋的情况下成功地保存了大部队。很明显，这样成功保存军事实力不仅因为军役土地颁授制度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它多少有些神秘，即公元659年以后建立的各省仓库。这一点已得到数百枚铅封的证实。这些铅封最初是加盖在文件和货物上的，上面带有仓库和管理仓库官员的名字，而他们是按照政府契约（kommerkiarioierciarii）来管理的。

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具有各自行政总督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将士拥有以土地为实体部分的产业，份地的大小足以使他们雇用一定数量的亲戚和佃户，或者雇用人手帮助他们耕种。军饷虽然仅按照过去发放比例的四分之一支付，但可能仍然占国家预算和货币经济的主要部分。在695—717年的动乱期间，军队一再拥立或推翻皇帝。与狄奥多西一世到希拉克略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皇帝本人就是军事将领，并常常亲自领兵迎敌。

随着军队势力的崛起，行政官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小。660年前后建立军区期间，中央官僚机构经历了萎缩和重组。许多旧官职或者被取消，比如过去管理荒芜土地的皇家地产圣库伯爵，或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首相（Magisteroffi）的职位变成官员的荣誉头衔。此时，主要的大臣只有三位，都称为“总长”（Logothetēs）：邮驿总长（PostalLogotheteLogothetēstoudromou）除了负责邮政事务，还负责外交关系和内政安全；总务总长（GeheteLogothetēstougenikou）负责税收；军需总长，上面已经提到是军队供给的负责人。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政府契约官（kommerkiarior）在内，很少见到其他行政官员了。

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此时，保长已经消失不见，元老混杂到了行政官员中，而他们队伍的人数也变得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单纯描述。利奥三世的《选编》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都很无知。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占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即优先供养军队。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也收取将士的农产品，折算成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货栈就可能逐渐变为各类商品的贸易集散地，形成某些以物易物的低效率贸易，并在需要的时候支付货币，也许还可以优惠折价。事实上，每个人都还得有货币，只是因为纳税的需要。我们的资料显示，767年出现过货币金钱恐慌，其间农民们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以便换取金钱缴纳税收。

相比于早期拜占庭时代，富人明显越来越贫困。旧元老阶级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屈服于过于频繁的政治动**和过于急剧下降的人口与经济衰退。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农村权贵来自全新的家族，其中许多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收取地租而是经营农场，同时他们渴望军旅生涯而不愿担任行政官职。他们变得比行政官员和商人更为富有，更有权势，而商贾们则变得比在6世纪时更贫穷。

大部分农民似乎仍然拥有足够面积的肥沃耕地，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除了税收官员外，任何人都不会烦扰他们。当农民不能完税时，其所在农庄的其他农民就会补足差额，通常这些邻居似乎还能够做到这一点。恶劣天气可能像以往一样非常频繁，而外敌侵袭则比先前严重。但是充足的耕地能够满足不断减少的人口，任何从坏年景幸存下来的人都能重新开始其未来。农村中的奴隶和城市贫民早就成为无足轻重的群体了。

7—8世纪这个黑暗时代使拜占庭社会比以前更原始落后，但是还要承认的是，它仍延续着晚期罗马社会。拜占庭帝国不像当时的西欧，它仍然保持着罗马国家大部分的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体系、职业化军队、行政机构、货币经济和世俗学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常常因为经济原因倒退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公共部分的衰退比私人部分更明显。但是，拜占庭国家依旧足够大，能够为皇帝提供比中世纪早期西欧任何国王或皇帝都大的权力，并赋予拜占庭帝国击退同样有组织的哈里发国家入侵的能力。

“圣像”（i）这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虔诚信仰的绘画，通常绘于木板上，主要画基督或其他神圣人物，特别是在东方教会更是如此。我们按照其严格限定的意思，考察俄罗斯而非希腊的圣像，因为在俄罗斯，“圣像”这个词就是指宗教图画，而希腊语“圣像”是指任何形式的类似物品，既包括字面上的也包括意念上的。我们通常认为，东正教的圣像并非自然主义的绘画。而画出人物的面部轮廓时，圣像就通过“由教父”确定的传统标准被转变（据说就是如此）提升到比现实更高级的非人间水平。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787年大公会议以后，东正教画家不再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想象绘画，而要被迫遵守确定的模式。例如圣尼古拉必须画成有弯曲灰白的短胡须、穿主教法衣、手持福音书的男人。他不能被画成黑胡须，否则崇拜的人就会不认得他是圣尼古拉。而有着黑色胡须的主教是圣巴西尔（StBasil）。同样，中世纪和后来的圣像都趋向于抽象化，突出表现正面的身体姿态，身后是单纯的金黄色背景，尽管他们生动逼真的程度随着时代风格的变化有些不同。

然而，在东正教教义关于圣像的规定里，没有任何信条规定圣像必须是抽象化和非自然主义风格的说法。教义确实强调的是相反的方面，然而忽视精确的问题必然造成相似的难题。现存最早的圣像都采用写实主义的风格，例如最完好的圣像保存在西奈山圣凯瑟琳（Ste）修道院，年代大约属于6世纪，它们使我们想起在埃及墓地里发现的罗马时期的葬礼肖像画。我们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古代晚期非常流行肖像画——这些便携微型肖像画绘有皇帝、达官显贵、在世主教、明星演员和舞蹈女孩——没有理由认为圣徒就代表了不同的风格。毁坏圣像派要禁止的那些圣像绝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圣像。

西里尔·曼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