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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缔造蒙古帝国（第2页）

铁木真现在已经是成吉思汗，是整个蒙古大草原的统治者，正如孩提时代他在不儿罕山上发的誓一样，他已经名扬天下。他已经准备好对付任何敌人，也不惧怕制造新的敌人，因为他自信能取胜。然而，他并没有准备好对付来自家族内部的挑战。新的蒙古民族犹如一项巨大的社会实验工程，而这项工程是成功的，因为大多数人早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仇杀，故而对这种新的稳定心存感激。然而，所有的幸福都是短暂的，创造这个新国家的欢乐也是如此，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有些人不可避免地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成吉思汗手下少数比较传统的臣民心中越来越不满，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畏兀儿人和其他外国幕僚进入汗廷，而他们却无缘接近大汗，因此心怀嫉恨。他们的长者本来掌握权力，享有威望，但如今却被一大帮迅速崛起的写信盖章的文吏夺走了一切，他们感到了威胁。弟弟的官职有时比其兄长或本家叔叔还高，文员根据奇怪的皇历去预测星象的运行以及日食或月食的发生。还有人心怀怨恨，因为他们的部落在征服战争中被攻破，亲属被杀，还有许多人不甘心被暴发户蒙古人统治，因而心生嫉妒。蒙古人以前从未统治过一个帝国，他们一直是其他更开化的草原部落的附庸。对他们来说，从部落到帝国的变化难以忍受。

反对派很快集合在一个人身边，此人成了成吉思汗的主要竞争对手。他就是阔阔出。阔阔出在铁木真父亲的忠实伴当蒙力克的七个儿子中排行中间。[205]这两个家庭的关系很密切，但关系的性质却不太明朗。铁木真和蒙力克来自不同的氏族，但他们在铁木真动**的生涯中一直住在一起。《蒙古秘史》称赞蒙力克使铁木真免遭“回旋大水”和“熊熊大火”的威胁，似乎暗示他曾帮助铁木真击败王罕和札木合。虽然蒙力克和铁木真都称也速该为父亲，也速该称他们为儿子，但是铁木真对蒙力克非常恭敬和尊重。[206]

成吉思汗是通过军事实力登上大位的，而阔阔出则是借助精神力量吸引追随者的。有几则外国史料记载，阔阔出曾作为萨满或某种权威赐给成吉思汗称号，但《蒙古秘史》并没有这样记载。汉文史料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巫师，而波斯史料则写道，他是一位先知。他的名字“阔阔出·泰德腾格里（KokochuTedTengeri）”有着特别的神圣奉献的意思，但他是如何获得这个称号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学者对“泰德”（Ted）这个词的词源和意思看法不同。虽然萨满曾出现在被击败的太阳汗和王罕的汗廷中，但在成吉思汗的汗廷中并没有特别提到过。一些报道坚称，成吉思汗的世系中从没有出过“精神恍惚的萨满”。[207]蒙古萨满只通过他们的祖先传递信息，而诃额仑和她的家人被几位老妇人禁止参加祭祖仪式，因此铁木真与祖先的精神联系已经切断了。因此他敬拜大山，不再通过其他帮助直通上天。

虽然萨满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但他们也会引起猜疑，甚至厌恶。正如有句话说：“最坏的人才做萨满。”[208]蒙古语中表示“萨满”的词boo，就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肮脏、可恶、呕吐、阉割，毫无顾忌投机取巧的人；它也是虱子、跳蚤和臭虫的总称。[209]

《蒙古秘史》把阔阔出的追随者统称为“九舌人”，似乎包括所有对成吉思汗怀恨在心的人。[210]这些人愈来愈相信阔阔出卓越的能力和精神权威，因此对成吉思汗造成了威胁，必须加以解决。波斯历史学家术兹札尼极端反蒙古，但通常观察入微。在此问题上他可能是对的，他说，阔阔出是个伪君子，他过度利用与成吉思汗亲密的亲戚关系，做得太过分了。他写道：“这个骗子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假装预言，成功之后便开始自我膨胀，野心勃勃。”[211]

阔阔出虽然表面上假装忠诚于成吉思汗，却利用他日益增长的精神权威来召集追随者。无论他的灵感如何，他大大低估了对手的本领、力量和追随者的数量，也低估了他对手的冷酷无情。阔阔出没有直接攻击成吉思汗，而是多次挑起与他的家庭成员的冲突，特别是挑起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的冲突，通过鼓励合撒儿的野心，使成吉思汗对他产生怀疑。成吉思汗从感情上很难接受合撒儿的威胁，因为合撒儿身材高大，力大无比，擅用弓箭。合撒儿过去也曾经背叛过成吉思汗，去投靠他的竞争对手王罕。[212]

在蒙古帝国建立后的第一年里，阔阔出的势力不断增长，到1208年的某个时候，他引发了一场危机，而成吉思汗似乎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解决。阔阔出知道他的对手笃信托梦，于是他告诉成吉思汗，他在梦中得到启示，合撒儿已经成为蒙古大汗了。这话很快就散播开来，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合撒儿逃离了营地，这进一步加深了成吉思汗的怀疑，他怀疑自己的弟弟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背叛。一些史料记载，合撒儿和阔阔出及其兄弟合谋推翻成吉思汗。[213]也有人说，合撒儿曾试图勾引成吉思汗心爱的妻子忽兰。有一部史书含蓄地指出，合撒儿出去打猎，但意在别处。而成吉思汗的一位家臣的报道更坦率：“你弟弟合撒儿坐着喝醉了，他拉了忽兰夫人的胳膊。”

成吉思汗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合撒儿，他似乎对合撒儿有些害怕。札木合曾用超自然的词语描述过合撒儿，但他从来没有用同样的词语描述过铁木真。“他是翻转的龙蛇所生”，力气之大，能“射穿隔山之敌”，杀死“草原外的敌人”；他神奇的叉披箭一射可以杀死一二十人；他也有力气把人给吞了，“整咽带矢弓之人”。[214]

成吉思汗仍然信任阔阔出，但已对合撒儿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弟弟构成了威胁，在用梦做借口，采取行动反对他。成吉思汗逮捕了合撒儿，褫夺了分配给他指挥的百姓，并讨论该怎么处置他。若不是诃额仑及时干涉，合撒儿就一命呜呼了。当她听说合撒儿被拘捕的消息后，立即登上骆驼大车，赶了一夜，天亮时走进她儿子的蒙古包，要求成吉思汗释放合撒儿。有一刻，她甚至敞开胸膛暴露自己的**，提醒成吉思汗，他要保护他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是吸吮着同一个**长大的。成吉思汗不情愿地服从了母亲，并释放了弟弟，但只给了他一千四百个百姓，并对他严密监视。[215]

诃额仑被她儿子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争斗折磨得精疲力竭，虽然她才五十多岁，但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却“寿终正寝”，撒手人寰了。她的死给了阔阔出一个新机会去扩大他的权力，增加他个人的追随者。诃额仑最小的儿子帖木格作为守灶者继承了她的财产。事实上他一直在管理妈妈的财产，因为在他母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和她住在一起。阔阔出说服许多原属诃额仑的百姓离开帖木格，来追随他。当帖木格当面质问他时，阔阔出和他的部下公开羞辱帖木格，让帖木格跪下来道歉，做他的附庸。

帖木格逃到他哥哥的汗廷，眼泪汪汪地求助。当他走进蒙古包时，孛儿帖还躺在**。当她听到他的请求，她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怒不可遏。她在**坐了起来，拿一条毯子盖住**，慷慨陈词，要求她的丈夫保护他的弟弟免受那个邪恶的萨满阔阔出的伤害。她说，如果阔阔出在成吉思汗还活着的时候就敢伤害他的弟弟，一旦成吉思汗去世，他会对她的孩子做什么？孛儿帖一生遭受过无数苦难，但在《蒙古秘史》中，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看到她哭着恳求丈夫采取行动，而打击的对象是阔阔出。[216]

在孛儿帖的催促下，成吉思汗允许他的弟弟随意处置阔阔出，以报复阔阔出曾偷窃他的百姓并公开羞辱他的行为。帖木格等待着阔阔出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包里，向他发出挑战，好好打上一架。

当两人走到外面时，帖木格的同伴正等在那里。根据术外尼的说法，他们抓住阔阔出，“卡住他的喉咙，用力地把他摔在地上，他再也没有爬起来”。[217]据《蒙古秘史》记载，他们打断了阔阔出的脊骨，把他扔在营地边上等死。后来成吉思汗公开宣布他的最终判决：“以通天巫致手足于我弟每之故，以无稽谗言于我弟每之间，故不得天佑，将其性命身躯而去矣。”[218]

他对阔阔出的父亲和兄弟说的话更直截了当，他责备他们：“不劝汝子之无状，思与齐之也，乃至通天巫首级矣。若知汝等如此性行，则依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为例矣。”因为他觉得他亏欠了蒙力克，因此他放过了蒙力克和蒙力克的其余六个儿子，但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允许竞争对手拥有政治权力，也不允许宗教领袖施加太大的影响。阔阔出死后，再也没有蒙古人敢公开质疑成吉思汗的权威。

成吉思汗竭力把不同宗教的信徒混合在一起，正如他把不同氏族、部落合并成新的军事和政治单位一样。这样，每种宗教在他的汗廷中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没有任何一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阔阔出公然挑战他的权威，证明了他对宗教人士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些人总是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接近天堂，借机宣扬自己的地位。成吉思汗仍然会为了特定目的而利用萨满，如预测未来或控制天气，但他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与上天之间设置障碍。

阔阔出开了一个血腥的先例。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诛杀一个声称自己的地位高于国家或汗的宗教领袖，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后来这一政策又被援引，用来证明1258年在巴格达处决伊斯兰哈里发和他儿子的正当性，也用来证明处决被其信徒视为神人的伊斯玛仪阿萨辛教派伊玛目的正当性。后来，蒙古统治者反复要求召见教皇，要审查他的行为，但没有成功。否则，如果教皇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很有可能也会被杀。正如蒙古人不会容忍政治领袖的竞争对手一样，他们同样杀死违抗成吉思汗的宗教领袖。成吉思汗是上天的代表，而违抗他就是违抗上帝。佛教、苏菲派穆斯林和东正教基督教领袖了解蒙古政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作为来适应这种新兴力量。

成吉思汗没有选择宫廷萨满，而是依照传统任命智老作为精神顾问，官号别乞。1206年，当他创建蒙古民族时，他宣布：“蒙古之制，有为别乞官之道。”[219]他把这个称号赋予巴阿邻长者兀孙额不干，此人对他一贯忠诚，永远不会“隐藏或隐瞒”任何事情，因此兀孙额不干成为了特殊的荣誉顾问。成吉思汗允许他穿得像老摩尼教神父一样，“衣以白衣，乘以白马”。[220]在蒙古包中，留给他一个座位，有专人侍候他。这种顾问虽然享有尊荣，可以建言献策，但几乎没有独立性，根本没有余裕来干涉国家事务。他们永远不可能像阔阔出那样能行使权力或构成威胁。成吉思汗新国家的统治精英不会是宗教或部落贵族，这种特权只有他的武士团队才可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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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故事，不管真实与否，都能告诉我们一点东西。在14世纪初，埃及学者谢哈布·奥丁·奥·奴外里（shihabol-Dinal-Nuwayri）记录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和创立法律的过程，他叙述的故事非常有趣。按他的说法，成吉思汗在早年曾向一位犹太拉比寻求指导，他问：“为什么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有那么大的权力和名声？”

拉比回答道：“因为他们爱神，委身于他，所以神回报他们。”

成吉思汗又问：“要是我也爱神，委身于他，他会回报我吗？”

“是的。”拉比回答道。

在对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教义及法律进行长时间讨论之后，成吉思汗退居山林去冥想。过了不久，他唱着歌跳着舞出现了，他曾细心观察过身边的各种宗教，但最终选择了不皈依任何宗教，也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相反，“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他只爱上天”，并声称：“只要是上天的旨意，他都会坚持这样做，这是他的开始。”[221]

成吉思汗是否真的见过一位拉比，似乎令人怀疑，但这个故事融合了各种元素，包括他在不儿罕山所接受的长期灵性修炼以及他与各种宗教学者会晤的心得。因为他崇拜大托拉，即蒙古法律，许多观察家经常把它等同于犹太法妥拉——犹太人认为这就是摩西的律法，也有人认为是讨拉特，即穆斯林公认的众先知的律法，其中也包括耶稣的律法。[222]蒙古人把摩西律法、先知之法和中国的“道”混合在一起，以求找到真理之法和生活的适当方式。

成吉思汗教导他的百姓崇拜他们的国家，正像其他人崇拜他们的神、灵、先知和圣徒一样。蒙古人向他们的国家之灵脱邻苏勒德（Toriin

Sulde）和国旗献祭并许愿，正如其他国家的人民向他们的神灵所做的一样。[223]他们视国家及其大法为神。只有民族才是所有权威和宗教信仰中最高的存在。这种思想在16世纪成吉思汗的后代俺答汗所制定的法律中有明确表示，他的法律把国家置于宗教之上。他下令“宗教法律就像打结的银丝带”，但是“皇帝的法律就像金轭”。[224]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试图找到成吉思汗史无前例的征服和帝国迅速扩张的秘诀。是因为蒙古人的复合式草原弯弓吗？是因为耐力超群的蒙古战马吗？是因为蒙古武士的饮食吗？是因为牧人的艰苦生活吗？还是只是因为天气或气候的变化呢？还是像蒙古史所写的那样，只是命运或天意？毫无疑问，成吉思汗自己才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他的成功来自他寻求真理和为维护至高命令的终极原则和法律所作出的努力。在《蒙古秘史》中，他说：“我朝立于众国位之上，因我常思真理之圣道，大法。”[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