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五章 光明的使者（第2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回鹘人都逃离了家园，也并非每个吉利吉斯人都迁往他处。其中一些人留下来组成了新的草原部落。他们的后裔有时会回到旧城遗址，在废墟上放牧他们的山羊和马，有时他们会斜倚在老庙的山墙上，或登上昔日古老城堡的顶端，眺望草原，希望找到失踪的牲畜或友好的人家。随着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融入其他部落，他们丰富了新邻居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为其增加了一层新的灵修实践。

***

铁木真从回鹘文明中理解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一个帝国要获得成功，必须有一套书写体系。他明白，要把他的游牧武士及其追随者转变成一个民族，第一步就要引进一套像中华帝国和突厥帝国那样的书写体系，但在最初，他尚不清楚应该采用哪种书写体系。虽然蒙古语与突厥语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很相近，但原先用符文书写的做法已经过时。梵语也曾在一些石刻上使用过，但这种文字过于生疏，难以理解。采用汉字需要全面了解汉人的生活和思想，因而难以适应其他语言方式。铁木真对书写文字极不寻常的选择，势必将对他的新兴帝国的未来文化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一声令下，蒙古语突然成了一种书面语言。蒙古人把他们的书写文字称作畏兀儿字，因为教士们讲畏兀儿语，但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过去的文明财富联系起来了。畏兀儿文字源自粟特语字母，这种字母植根于古叙利亚语，也和阿拉米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关系，是从右到左书写的。更复杂的是，畏兀儿人和蒙古人把字母表竖起来，从上到下按照汉字书写方法书写句子。他们的书写体系既源于亚洲，也源于欧洲，这样就把一种世界性的特色带进了草原生活。中国宋朝使臣赵珙形容这种字母类似于中国的笛子乐谱。[138]

[imgalt=""srages111920429820。jpg"]

蒙语“成吉思汗”

这种混合文字系统成了蒙古人面向世界的新窗口和珍贵的历史关联。畏兀儿人不像天突厥那样试图拒绝外国影响，他们欢迎这种影响，但他们非常仔细地选择外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铁木真承认，他打算为蒙古人创造的社会是类似于回鹘人那样的社会，但是他想让他的帝国幅员更辽阔、享祚更长久。他开始学习回鹘人成功的秘诀，同样重要的是，也从他们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1204年，在正式创立蒙古民族两年前，铁木真从乃蛮汗廷选了一位名叫塔塔统阿的文员，并指示他采用畏兀儿语字母书写蒙古语。[139]塔塔统阿又招募了几位文员进入当时规模相当小的蒙古汗廷，开始把这套文字教给年轻人，包括铁木真的儿子和他收养的塔塔儿族的兄弟失吉忽秃忽。铁木真周围的这些人后来组成了蒙古帝国的宫廷，而这些看似很小的步骤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每一次战役的胜利都会增加汗廷中的文书人数，因为熟悉其他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男性被纳入了政府管理团队中。他们从一个简单的文书班子逐渐变成了语言学校，汇集了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和各具特色的知识传统的学者，他们所受过的哲学和文学训练也各不相同。这不起眼的开端将培养出一批草原学者，他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长为一支日益重要的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

通过采用畏兀儿文字及其相关的政治机构，铁木真接受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摩尼教国家作为他的新兴国家的典范，从而使得他从前的文盲部落接触了世界文明。术外尼用不乏嘲弄的语气写道，蒙古人“把畏兀儿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和学问的顶峰”。[140]畏兀儿人可能一直是世界舞台上无足轻重的角色，但蒙古人突然间便获得了大量信息，包括粟特人的商业惯例、中土哲学、突厥文学、希伯来圣经、希腊历史、印度数学、波斯童话故事以及各大宗教的主要戒律等。

蒙古人接受了形形色色的新的丰富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在引入蒙古语言的一些单词中可以看到，比如：水晶、食糖、糖果、酒精、钢、皇冠、匕首、肥皂、石榴、鹦鹉、象棋、钻石、翡翠、书、铃铛、无花果和珠宝等。[141]畏兀儿文字也带来了应对更大世界和创造一个政府所需的词语，比如“sang”，意思是仓库，但这个词义很快扩大，表示司库和财务部门。随着词汇增加，蒙古人也了解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铁木真把一些摩尼教的宗教法律直接纳入他的法律体系，比如对水的保护。后来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观察家对关于水的蒙古法律感到困惑和厌恶，尤其是禁止人们在河湖中洗澡或洗衣服的法律，但实际上这些法律都借自回鹘汗国的摩尼教规。

畏兀儿语和摩尼教教义引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生就是对抗黑暗的持久抗争的概念。善与恶是分开的，不能融合，就像太阳在夜间不能发光一样。铁木真从此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天意志的化身，因此一直坚持不懈地与那些拒不屈服于他意志的人进行斗争。与他为伍的就是服从上天，就是好人，与他为敌的就是忤逆上天，就是代表黑暗势力的坏人。[142]他的使命就是征服叛逆者并迫使之降服，从而播洒和平。

畏兀儿人为蒙古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宗教礼仪语言去解释世界、法律和国家，其中很多都在《蒙古秘史》中有反映，部落神话的荒谬传说被提升为披上金光的官方意识形态。摩尼教为统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宗教支持，宣称君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天，更具体地说，来自太阳和月亮。按照传统，汗是草原上最强悍的人，但现在，经过摩尼教信仰的打磨，他成了“美丽、可爱、高贵、光明、英勇、崇高、强大的汗”。[143]有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告诉选民要“穿上鲜艳的服装，披戴光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统治，上帝才会“把王冠戴在你头上”。[144]这个光明之人的图像最终将成为对成吉思汗的礼赞。有一个故事与摩尼教有直接关联，据说成吉思汗的一位祖先阿兰豁阿因为一位骑着一道光的金人而怀孕，而且由于这个神奇的事件，她预言她的子孙将“为天下之主”。[145]

粟特人把关于王权的深刻思想观念带到了蒙古，这种思想部分来自波斯，最显著地体现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他们没有谴责亚历山大为侵略者或暴君，反而赞美他为英雄。《亚历山大传奇》和《伊索寓言》是两个最早用新字母翻译成蒙古语的文学作品。虽然在该地区漫长的历史中，亚历山大的统治为期很短暂，但他的王国却造成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因为他把不同的文明、语言和思想混合在了一起。拜亚历山大大帝所赐，粟特人、畏兀儿人和后来的蒙古人获得了丰富的艺术、美学和哲学底蕴，也获得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词汇系统。[4]

摩尼的许多想法直接借自古希腊哲学。他的有关选民在灵性上优于他人的教义和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宣扬的国王应由精英哲学家担任的理念密切呼应。柏拉图描述卫士是“被带到这个世上成为统治者”的人。[146]通过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掌握自我的坚定努力，他们获得了统治他人的才能。卫士应戒除世上的虚华，忽略那些愿意活得像猪一样的人们所看重的东西。他们认为，正义是“一切事情中最大和最必要的东西”。[147]甚至远在铁木真之前，突厥和蒙古可汗就试图把自己塑造成热爱智慧的百姓的卫士，但铁木真是带着新的使命和承诺接受了这个身份。

铁木真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决定他自己的前途命运，他正在创建一个民族，并在这种斗争之中享受上天的祝福。摩尼声称自己具有贵族血统，而他也试图通过证明君权的正当性来说服统治者皈依他的宗教。摩尼和他的追随者写了几本给国王的建议书，说明如何作出决定，举行公共仪式，同时取得人民和上天的支持。摩尼认为，要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仅有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他写道，君王的义务是“在服务于他的王国时，为了内部的宗教和外部的整个王国献上他宝石般的高贵身躯接受磨炼”。[148]

摩尼教徒把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君权的正当性引入了大草原。他们理论的两个原则，即内在的法律和外在的政府，对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149]正如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那样，每个国家也要有一个领袖。汗就是国家的灵魂，根据摩尼的说法，汗的统治至高无上，遍及神圣和世俗王国。他是“两种善的完美集合”。他是两种快乐的主人，“既是身体的主宰，也是灵魂的主宰”。[150]他“配得上这两种幸福的生活，配得上拥有身体和灵魂的支配权”。[151]汗的统治范围可以延伸到身体和灵魂，但信仰问题依旧是个人的内部问题，而外部事务则属于政府。铁木真也接受了这种思想，规定个人问题属于蒙古包内的事务，而公共行为则属于草原的事务。[5]

对摩尼教徒来说，比军队更重要的是法律，通常被称为“纯法律”（阿力克法arig

nom）。信仰他们的宗教是“行在纯洁道上”。他们称他们的宗教和神是“法之忽提”（Nom

Quti），这个词语是希腊词语“法律”和突厥词语“陛下”的结合。回鹘人接受了希腊语和摩尼教的传统，也对法律高度重视，而铁木真也将如此。希腊法律“nomos”有着很久远的哲学和法律传统，而回鹘人对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几乎等于书面的经文。[152]法律是自然法，也是精神法。蒙古人已经有了表示法律的词，但他们吸收了希腊词“nom”，用来指代神圣法律与精神道德的书。

对摩尼教徒来说，可汗的法是神圣的。摩尼教徒视神为“律法之王”，把汗看作“身披法律的威严”。[153]他们的一首赞美诗唱道：“上帝是法王，耶稣是佛陀!”而在另一首歌中，神则是“全智法王，摩尼是佛陀”。[154]神在精神和世俗王国都是完美的，“因为他已建立不儿汗法，救我们脱离忧伤和不幸”。[155]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第九章中，把法律比作建造国家必不可少的基石。有些法律在君王出生时就定下了，其他法律则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收集和补充。统治者颁布新的法律，与其说他创造了法律，不如说他发现了法律，并在适当的时间为了适当的目的而使用它们。

铁木真从畏兀儿人和突厥人那里学到了一个简单的观念：宗教和法律不能分开。正确的就是神圣的，而神圣的就是合法的。君王没有上天的支持就无法统治，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的法律必须符合地母和天父的法律。

蒙古人已经承认了“tor”（礼法）作为宇宙不成文的道德守则，但“nom”引入了成文法，添加了一种新元素。所有人都被同一条绳子拴着，犹如穿过戈壁沙漠的骆驼商队那样。铁木真把这条绳索叫作“黄金索”。[156]它把蒙古人与金砧即北极星相连。只要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但如果他们弄断了那条绳子，他们便会漂泊流离，一个个孤独地死去。

***

当铁木真开始征服草原部落时，他的蒙古人在宗教和文化上与畏兀儿人和粟特人如此相似，以至于许多外国人干脆称他们为畏兀儿人、粟特人或摩尼教徒，而不是将他们看作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157]14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说，蒙古人信奉波斯僧侣的拜火教，他们是摩尼教徒。[158]畏兀儿人用突厥词语称呼他们的牧师为博古（bogu），但有时候也用更古老的琐罗亚斯德名字称呼他们为麦琪（magi）。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都诞生于波斯，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但它们却相互极端仇视。[159]

蒙古语称呼萨满的词语“boo”起源于回鹘语的“bogu”，这个词在其他部落，如克烈部，是指圣洁的人，但在蒙古语中很晚才这样用。[160]摩尼教祭司和草原萨满都用这同一个词语表示，因此巴·希伯来斯在他的书中记载，蒙古人从畏兀儿人那里借用了许多宗教思想，尤其是他们使用的“巫师”（萨满）一词上。他还指责摩尼教徒性行为不当（因为摩尼教徒被视为性变态）。他写道，当他们处在恍惚状态时，他们“除非被其他男人玷污，否则他们与魔鬼的密谈就不会结束，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阴阳人”。[161]

最终，摩尼教徒被基督徒、穆斯林以及中国学者从蒙古历史中剔除了。几个世纪之后，当佛教僧侣使蒙古人皈依佛教时，他们对任何涉及这个讨厌的宗教的文字进行了审查。然而，尽管历史学者保持了对文字记载的垄断，普通人在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中却仍然保留了这些被删除的历史片段。

于是，有一个奇怪而有趣的蒙古故事流传了下来，这个故事把铁木真和先知摩尼在一个超自然的人物身上联系起来，这个人物称作摩尼汗（Mani　Khan），在蒙古祈祷词中，他有着“黄金白银之体”。[162]先知摩尼宣扬素食主义，禁止屠宰动物，因此摩尼汗成了野生动物的保护神，成为“所有野兽的主人”，“掌管着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

Khan

Mani），即富王摩尼，并声称这里的动物，包括羚羊、野兔、鹿、狐狸、老虎、豹子等，统统属于他。他对铁木真说：“我送给你几个，但请留下其他动物的性命。”

这位老人的请求感动了铁木真，他同意让野生动物从山上游**到由他控制的草原上，但作为回报，他想要足够的肉喂饱他的百姓。摩尼汗同意向铁木真供应足够的肉和毛皮以保证他百姓的生活。铁木真请他不要把肉作为礼物送给他，而应该允许猎人通过狩猎而获得，这样他们可以保持精湛的技能，摩尼汗同意了。达成这项协议后，老摩尼汗赶走了许多邪恶的魂灵，包括“狐妖、疯兽、大脚雪人和独腿魔”。这样，山上的百姓和动物就都安全了。此后摩尼汗统治此地，只要蒙古牧民和猎人能做到有节制地狩猎，他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守护神。

任何社会在采用一种宗教时，都会对它进行改造以符合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摩尼教徒的素食主义先知成了蒙古人的狩猎神。[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