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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671970 维珍初创 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第1页）

021967—1970维珍初创：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

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我们设法说服瓦妮萨·雷德格雷夫[1]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2]和让-保罗·萨特[3]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野餐篮。

“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过了3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另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杰拉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表达出来——简直就跟生病似的，这是一种生理功能。”我问达德利·摩尔怎么看待学生，他回答说：“你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地方让我痛恨，那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摩德琳学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风琴的学者，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却说：“我宁愿整天在泥水里跟6个女人打滚儿，也不愿坐在钢琴旁。”

米克·贾格尔[4]和约翰·列侬[5]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贾格尔的访谈前，《学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长跟他说，必须要有痛苦存在，我们才会认识到美德的可贵。这时，卡拉马佐夫回答道：如果为了让小孩子有更强烈的意识，因而必须让他吃尽苦头，那么他或许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只会毕恭毕敬地退还那张进入天堂的车票。米克·贾格尔之流的叛逆就跟这类似。”

我难以想象，当我们引用这段话时，心里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没明白它的意思。

我来到贾格尔位于切尼步道的住所，局促不安地走了进去，玛丽安·费斯芙1将我领入起居室，然后便上楼消失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贾格尔和我亲切地相视而笑，我们俩都失语了。

布兰森：你喜欢接受采访吗？

贾格尔：不喜欢。

布兰森：那为什么要《学子》采访你呢？

贾格尔：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是经常接受采访。我的意思是，几乎不接受。

布兰森：你对政治不感兴趣？

贾格尔：确实。

布兰森：为什么？

贾格尔：我想了很久，然后断定自己没工夫搞政治和了解别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卷入政治，你就真的会胡搞一通。

布兰森：你认为人们会受到音乐影响吗？

贾格尔：是的。我认为很可能会，因为音乐属于这样的事物——它是重复性的，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重复，结果它就钻进你的脑子，对你有影响了。

我们采访约翰·列侬的经历是另一种“经典”。乔尼和我一起去的，他试图引用文学典故：

乔尼：有位批评家曾写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缩影。

列侬：什么的缩影？

乔尼：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

列侬：没听说过。我对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讽刺的是，对约翰的采访差点让《学子》完蛋。在我们跟约翰见面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打算问他和小野洋子[6]是否愿意为《学子》提供一张新唱片，我们将把它作为附赠品，跟杂志一起发行。

我联系了披头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当时，披头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目标是资助那些正在奋斗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有大部分时间坐在他位于萨维尔街的办公室里，会见排成一字长龙的申请者，他们全都怀着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披头士乐队就该给他们钱。德里克简直就像王宫里的宫务大臣。他和蔼可亲，总会耐心倾听每个人的要求，不管它多么不着边际、荒唐可笑。

我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德里克，他立刻一口答应下来。他说，约翰和小野洋子将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唱片，然后把我介绍给苹果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罗恩·卡斯和一位生产附送唱片的商人，我们约好了交货日期。

我带着好消息赶紧回到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有一篇约翰·列侬的访谈，而且还将很快拥有一首列侬未发行的原创新歌。这是《学子》意外获得的绝妙推销手段。我们联系到当时最时髦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请他为杂志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们还计划本期印刷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印数。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唱片还没有送来。我坐立不安，便打了个电话给德里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说，“我们遇到一点麻烦。但是，我发誓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事实上，我要求列侬夫妇给予好心馈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小野洋子刚刚失去肚子里的孩子，列侬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当时夫妻俩跑到他们位于韦布里奇的住宅，暂避风头。

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由于制作特刊的计划落空，《学子》濒临破产。我孤注一掷，这辈子头一次找了个律师——查尔斯·利维森。他给德里克写了封信，威胁说，如果列侬夫妇违背诺言，我们就起诉苹果唱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