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07 19761982 陷入绝境 刀刃上的生活（第2页）

“岛上没有淡水，”房地产经纪人说，“据说，这里的最后两位居民是到此做野外生存训练的记者。一个星期还没结束，他们就通过无线电求助了。它是整个群岛中最美丽的岛屿，但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加以开发。”

沙滩上面有座小山，为了居高临下俯瞰整座岛屿，琼和我朝山顶走去。这里没有路，等我们到达山顶时，腿已经被仙人掌擦伤，鲜血直流，但山顶上的风景值得这点牺牲。我们看见岛屿周围暗礁环绕，大部分海岸线上有沙滩。房地产经纪人跟我说过，棱皮龟会爬到内克岛的沙滩上产卵。海水如此清澈，我们甚至还发现一只巨大的鳐鱼平静地拍打双翼，划过暗礁中的砂质海底。有数千只正在筑巢的海鸥和燕鸥，还有一小群鹈鹕在列队捕鱼。在更高的空中，一只军舰鸟伸展开巨大的翅膀，乘着上升的暖气流滑翔。朝岛屿内陆望去，我们看见两个咸水湖和一小片热带森林，一群非洲黑鹦鹉从树冠层上方飞过。我们眺望其他岛屿，只能看见它们碧绿的海岸线，一座房子都看不见。我们回到小山脚下，去找那位房地产经纪人。

“他要价多少？”我问。

“300万英镑。”

我们从山顶上观看日落的梦想破灭了。“真不错。”琼说，然后我们就吃力地朝直升机走去。

房地产经纪人突然感觉不妙，问道：“你们打算花多少钱？”

“我们能够出15万英镑，”我欢快地说，“20万美元。”我补充了一句，想让钱显得更多一点。

“我知道了。”

飞回别墅，我们显然已不再受欢迎。出价20万美元，我们还没资格在别墅里住一晚。我们的行李已经被放到门外，琼和我拖着它们，穿过村子，去找一个可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馆。显然，不会再有直升机载着我们从这些岛屿上方飞过了。但琼和我决心买下内克岛。我们觉得它可以成为我们避开尘世的秘密岛屿，让我们可随时隐退到此。于是，尽管我们像偷牛贼一样被驱赶出维尔京群岛，但我们发誓要重返旧地。

后来我回到伦敦才得知，内克岛的主人急于将它出手。他打算在苏格兰修建一座房子，需花费大约20万英镑。我把自己的报价提高到17。5万英镑，坚持了3个月。最后，我接到一个电话。

“如果你给18万英镑，它就归你了。”

他连提都没提，18万英镑只是300万英镑要价的小零头。我当场答应下来，于是内克岛就归我们了。虽然价格这么低，但仍然存在一个障碍。维尔京群岛的政府曾宣布：不管谁买下内克岛，都必须在5年内开发它，否则就必须将所有权转交给政府。要在那里建一所房子，再从邻近岛屿将淡水跨海输送过去，这可要花一大笔钱。但我想和琼回到那里，我决心要赚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笔费用。

琼和我在比夫岛度过了那个假期剩余的时间，这里正是我建立维珍航空公司的地方。我们试图搭乘一个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可波多黎各当地的定期航班都取消了。机场航站楼里挤满了进退维谷的乘客。我给包机公司打了几个电话，同意花2000美元包一架飞机飞往波多黎各。我把这笔钱除以座位数，然后借来一块黑板，在上面写下这样一行字：“维珍航空公司：飞往波多黎各单程39美元。”我拿着它在候机楼里走了一圈，不久便找到了足够的乘客填满那架包机的座位。当我们在波多黎各着陆时，一位乘客转身对我说：“维珍航空公司还不算太糟——把服务质量提高一点，你们就能开张营业了。”

“我真有可能那么做呢。”我笑着说道。

1977年，维珍作为一个整体，税前收入达到40万英镑，到197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50万英镑。“性手枪”散伙后，我们就只剩下原来的少量艺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麦克·欧菲尔德，在朋克和新浪潮音乐到来期间，他的专辑一直卖得很好。我们还签了两支新乐队，分别名为“夜半行军”和“人类联盟”，他们似乎很神秘，都演奏电子合成器音乐。尽管这两支乐队的唱片当时还没到畅销的时候，但“XTC”“滑行”和“杂志”等乐队的唱片都卖得很好。在法国和德国，维珍唱片的销售业绩也很好，尤其是橘梦乐队的作品。

到1979年，外人或许会看着维珍得出结论说，它只是由一些杂七杂八的公司组成的。在位于弗农场的那些用马厩改建的小办公室里，我们经营着尼克管理的维珍唱片店，经营着西蒙和肯管理的唱片公司，经营着卡罗尔·威尔逊管理的音乐出版公司。庄园录音棚生意兴隆，于是我们又买下伦敦的一家录音棚，扩大了录音业务。我们最初计划向摇滚乐明星提供需要的一切服务，包括录音、出版、配销和零售等。现在这个计划开始初具雏形了。此外，我们还成立了维珍图书公司，主要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乐明星的自传。

为“性手枪”出版新专辑的计划已落空，但我们获得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正在制作的电影《伟大的摇滚骗术》的版权，这就让该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有了保证。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们又建立了维珍电影公司，由尼克管理。

尼克的另一个商业投资项目是“立场”夜总会，可供我们的乐队演出，并让人们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吃喝交流。随着摇滚乐世界变得日益复杂，很明显，乐队们希望的已经不仅仅是录下自己的歌曲然后发行，流行音乐录影带成为宣传歌曲最有效的途径，一些愤世嫉俗的人评论说，流行音乐录影带就跟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尼克又建立了一个电影剪辑工作室，我们的乐队可以在这里制作和剪辑他们自己的录像。

维珍还应该给艺人提供一项服务：把他们的唱片销售到海外。尽管我们只是一个从诺丁山的简陋房屋里起家的小公司，但我却知道，如果没有海外公司，那我们就没有机会跟全球性乐队签约。摇滚乐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在其市场顶端，它是一个纯粹的国际化商品。衡量一支乐队是否成功，最好的标准就是看其唱片的海外销量有多大。相较于维珍或岛屿公司，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在跟乐队谈判签约时，他们能够突出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可以选择不参与海外跨国公司的竞争，完全专注于英国国内市场，采用我们刚建立时对麦克·欧菲尔德唱片的做法，将我们的乐队授权给海外公司。这个选择很诱人，因为它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岛屿和蝶蛹两家公司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受海外受权人的支配。一旦你将一支乐队授权给别的唱片公司，你对他们的宣传就彻底失去了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自己旗下这些英国乐队在国外的前途，而且希望能把国外乐队吸引到维珍公司来。我们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乐队能与我们而非大型的国际唱片公司签订全球版权。

我们在弗农场的人手捉襟见肘，依靠他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平起平坐地跟跨国公司竞争。但我们决定尝试一下。1978年，肯前往纽约，建立维珍唱片美国分公司。维珍是从伦敦诺丁山的那些小房子里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因此，我想象维珍在美国也采用同样的发展模式，从格林尼治村的一所房子起步，然后通过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地区中心城市购房，慢慢向全国各地扩展，这样我们就无须建立一个庞大的总公司了。

1979年，我前往法国，去跟宝丽金法国分公司总经理雅克·科纳会面。我在法国音乐界没有一个熟人，表面上，我去见他是为了请宝丽金配销维珍唱片，其实真正的目的是物色一个能在法国建立维珍分公司的人选。雅克·科纳把我介绍给帕特里克·泽尼克，他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负责管理宝丽金的录音部门。帕特里克一副茫然的心不在焉模样，跟伍迪·艾伦很像，长着一头浓密的蓬蓬乱发，就像金属丝一样又细又直，戴着一副沉沉的黑边眼镜。帕特里克不仅外表酷肖伍迪·艾伦，行为举止也很像。我们第一次外出吃午餐时，花了4个小时才弄清帕特里克把车停哪儿了。帕特里克跟我说，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维珍的发展；1974年，我们在戛纳音乐节上设了个摊位，那是他第一次试图跟我们会面。可他在摊子上只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滑雪去了”。从那以后，帕特里克就开始一路迢迢地赶到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爱麦克·欧菲尔德和橘梦乐队的音乐。

雅克·科纳出价30万英镑，购买维珍全部唱片在法国的授权，外加一定比例的版税。当时维珍没什么钱，而我们又刚刚贷了一笔款购买内克岛，因此接受这个条件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但我没在笔记本上老老实实记录这些细节，相反，却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维珍法国公司”几个字。我要求给我时间考虑雅克·科纳的条件，这让他吃了一惊。

结束会面后，我向他们表示感谢，邀请他们下次来伦敦时顺便到船屋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在魅力号上吃午餐。我问他愿不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可以让他完全独立地决定跟他喜欢的法国乐队签约。我们在一张纸上大致算出一些数字，帕特里克答应了。他和一个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建了维珍法国公司。帕特里克负责生意，而菲利普则把时间花在跟各种乐队打交道上。

帕特里克辞职时，雅克·科纳打了个电话指责我：“当邀请你去吃晚餐时，你不该顺手牵羊把餐具拿走。”

我为挖走帕特里克而道歉，但也告诉他，帕特里克过来建立维珍分公司是他自己的主意。一直等到帕特里克离开宝丽金后，我们再次查看那些数字，才发现自己算错了，我们忘记在估算时加上增值税，零售利润也不对，而且无可救药地高估了巴黎的唱片销售量。但发现这些错误时已经太晚，帕特里克和菲利普已经开始维珍的工作。他们签下的首批乐队里有一个叫“电话”，它成为那一年的法国畅销乐队。后来那些年里，帕特里克回想起来总会摇头叹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放弃宝丽金那份有保障的工作，加入一家实际已经破产的英国唱片公司。

当我正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又回到法国，去跟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总经理见面。我们无法在配销合同上达成一致，不过，当他开始夸耀阿利斯塔就要签下法国最重要的流行乐明星朱利安·克雷时，我却竖着耳朵仔细听起来。我不知道朱利安·克雷是谁，但我借故走开，溜到洗手间，在手腕上草草写下“朱利安·克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毛线衫衣袖，将它掩盖住。结束会面后，我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电话。

“你听说过一个叫朱利安·克雷的歌手吗？”我问。

“当然听说过，”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重要的明星。”

“哦，他现在还没签约。我们何不试试能否把他签下来。我们能在明天午餐时跟他见面吗？”

在第二天的午餐上，帕特里克和我设法说服朱利安·克雷和维珍签约，在阿利斯塔的眼皮底下偷走了他。在两个星期内，我就成功地从两家唱片公司的午餐受邀者名单上除去了我的名字。不过，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雷都将继续为维珍法国公司和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如今，肯在纽约，帕特里克在巴黎，乌多在德国，再加上我们自己在伦敦的业务，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维珍作为国际唱片公司进行宣传。但我们的麻烦是没有现金储蓄，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致命。现在，当我前往位于斯特兰德的顾资银行时，我穿上了鞋子，长发也修剪过，绝不会被旋转门缠住，可他们仍像对待天才学生而非商人那样对待我。甚至看到维珍1000万英镑的销售额后，他们仍摇摇头笑笑。

“都是很好的流行音乐，对吧？”顾资银行的经理亲切地说，“我儿子酷爱麦克·欧菲尔德。我只希望另一个儿子别放这么嘈杂的朋克乐。偶尔我不得不冲着他大吼，让他把音量调小。”

我试图向他们指出，维珍即将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的销售很好，就像任何正规企业一样稳稳当当地赚大钱。但银行家们从不这样看问题。“你们做得非常好，”银行经理说，“不过，你们的盈余品质很差。我们无法预知维珍未来的走势。”

尽管这种分析令人不快，但在1978年年底，我们感觉非常自信。在英国，我们这一年发展得很好，拥有一连串名列排行榜前10位的热门唱片，唱片店的销售业绩也不错。然而，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后，利率升高，我们遭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英国的唱片销量20年来首度下降，我们的连锁店亏损严重。肯在纽约的运气也不好，维珍在那里制作出第一支单曲后，花了50，000美元做宣传，结果却一败涂地。我们不太情愿地决定叫停纽约的生意，让肯回国。

似乎一切都不对劲，就连家里也是如此。1979年11月，琼给我打电话说，船屋有沉没的危险。我让水泵一直开着，可它非但没把水抽出去，反倒像虹吸管一样把水吸了进来。我们在魅力号上碰头，试图蹚水抢救出家具和一盒盒档案。在我们将能够挽救出来的都抢救出来之后，我们站在拉船路上，跟邻居讨论怎样把船拖上来。有位邻居移动了一个盒子，一只巨大的振动器掉了出来，让我们尴尬不已。当它撞到地面时，开关被撞开了，然后它就开始振动。我们全都望着它，它“嗡嗡”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运河里，像鱼雷一般在水里飞快地移动，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它跟你有关吗，理查德？”琼挖苦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