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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9831984 这次疯狂的飞行简直就是自杀（第1页）

081983—1984这次疯狂的飞行简直就是自杀

事后聪明总是很容易。人们常常指出，尼克选错了时间出售他那40%的维珍股份。不过，当尼克和我各奔东西时，他和我一样了解维珍的销售额和预期利润，而情况确实很糟糕。当时尼克和我都很高兴，我们俩各得其所。尼克很高兴离开一家似乎即将一头栽入困境的公司；我也很高兴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我知道维珍处境危险。尼克离开后，很快发生了两件无法预料的事情。第一个变化，激光唱片逐渐普及，因此我们又可以把旧唱片制作成CD再次出售了。很多人都将自己收集的全部唱片复制到CD上，像麦克·欧菲尔德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CD当然也卖得很好，“性手枪”则略显逊色。

而第二个变化则是，维珍自己也成了无可置疑的一流独立唱片公司。西蒙的音乐品位最终获胜，在单曲和专辑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唱片公司开始占据支配位置。维珍曾被视为仅拥有单支乐队的小公司，旗下的艺人最初是麦克·欧菲尔德，后来又一下子签下了风格迥异的性手枪乐队；而现在，维珍已成为唱片业的翘楚。西蒙在最近几年签下的乐队全都一下子获得成功。我们拥有“人类联盟”及其副产品“17号天堂”，以及“头脑简单”“乔治男孩”、菲尔·科林斯、“中国危机”和“日本”等。最棒的地方在于，这些艺人全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成功的。我仍然决心跟一流的艺人签约，希望拥有布赖恩·费里[1]和滚石乐队那样有才华的艺人。不过，我们的唱片花名册也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它们全都是本国产品，并且终于开始在海外畅销起来。

看着钱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我又开始考虑其他花钱的途径。我大量参与乐队的签约工作，觉得自己在唱片合同的谈判方面已经驾轻就熟。我需要其他挑战。我现在有机会用我们的现金创建更多维珍子公司，扩大集团的基础了，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经济衰退的打击，就不会因为经营单一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我还希望扩大维珍品牌，让它不仅代表一家唱片公司，而且广泛进入所有媒体类型。从维珍差点破产到现在只有3年，从尼克离开维珍到现在只有两年。过去3年我没钱可花，如今我存在银行里的现金堆积如山，我想尽快地把这些钱再次投资出去。

当我着手寻找其他商机时，我也在考虑扩大我们微不足道的图书出版业务。我知道，维珍唱片公司的图书出版部门通过出版乐谱和收取版税，过得很滋润。我想知道一家管理有方的图书出版分公司是否能同样成功。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一个摇滚明星出了名，那么就应该有其他各种衍生产品可供开发，包括图书、录像、出演电影以及电影配乐。

罗伯特·德弗罗是我未来的妹夫，从他在剑桥上大学时起，我的小妹妹凡妮萨就开始跟他约会了。罗伯特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维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公司，因为它不是一个纵向代代相传的企业；它只是横向层面的家族公司，因为不管我做什么，都总是希望家族成员能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我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如其他所有人。我知道许多商人不许家人参与他们的工作，他们几乎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他们的办公室，回家后也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家里吃饭时不谈金钱问题是英国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分拘泥于这个信条，从不跟家人讨论生意，那么我认为这意味着失去一个机会。经商是一种生活方式。既然商业已经从家族圈子里排除出去，企业家如此罕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正琢磨该怎样管理维珍图书公司，凡妮萨建议我去跟罗伯特谈谈，他已经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工作3年。罗伯特和他的老板罗布·施里夫一起来到魅力号，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到维珍图书公司来工作。除了继续开发利用维珍摇滚明星们接连不断的成功，我并不知道维珍图书公司应该如何运作。罗伯特建议图书和录像都利用同样的销售渠道，他认为，如果维珍在传媒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业务，维珍图书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图书，这个集团还应包括电视、广播、电影和录像。维珍图书公司实际只是一家小企业，但罗伯特并未因此而气馁，毅然辞职加入了维珍。罗布·施里夫则决定暂时留在麦克米兰。

来到维珍图书公司后，罗伯特立即停掉了我们正在销售的一连串小说。他重新定位维珍图书公司，使之成为专门出版摇滚乐、体育类和非虚构类图书的机构。几年后，他决定收购W。H。艾伦出版公司，把它跟维珍图书公司合并。事后看来，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到1989年，维珍出版业务陷入困境，不得不大幅精简公司规模。这是我们早期的收购行动之一，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转，不得不裁员，我们亲身体会到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痛苦。它也证明了从无到有创办公司的优势：你可以雇用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才，真正确立你想要的工作氛围。

一年后，罗布·施里夫加入维珍图书公司，担任总经理，罗伯特则担任董事长。他们一起重新推出了维珍的出版业务，专注于我们的核心优势——音乐和娱乐。几年之内，这家公司就成为娱乐图书领域极为成功的出版商，或许也是流行音乐图书方面的全球一流出版商。

1984年2月，有位名叫伦道夫·菲尔兹的美国年轻律师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航空公司。他正在寻找投资者，资助一家利用盖特威克机场到纽约航线的新航空公司，在1982年弗雷迪·莱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倒闭后，这条航线就闲置下来。他给我发来一份计划书，我把它拿到我们的米尔恩德别墅去读。在找到我之前，他显然还联系了许多其他投资者，他不可能把一个唱片公司老板作为首选人物。因此，我一边浏览计划书，一边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受**，压根儿就别考虑这事。”

我喜欢在遇到陌生人30秒钟内对其做出判断，同样，我也会在看到一份商业计划书30秒钟内，断定自己是否对它感兴趣。我主要依靠的是直觉，而不是对大量统计数据的研究。这也许该归结于我的阅读障碍，我不信任数字，我觉得人们能够扭曲数据来证明任何事情。经营维珍航空公司的念头抓住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必须自己在脑子里盘算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都在考虑这份计划书。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一条全商务舱航线，但这没什么吸引力。我担心的是，在商人不出差的日子，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休假日以及整周的感恩节假期，公司该怎么办？我认为，在那几个星期，我们就必须让度假旅客将飞机填满。其他航空公司拥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跟其他航空公司区别开来，或许我们可以只提供两种客舱等级：商务舱和经济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将商人和旅游者都吸引过来——我们还会漏掉谁？我将自己在飞机租赁方面希望了解的事情列出一份清单。如果我们能够租一年飞机，然后又有机会将飞机还回去，那么，即便经营失败，我们也会有一条显而易见的退路了。这会非常难堪，但可以限制亏损额。到那个周末结束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事情，如劳动合同、飞机租赁、外汇风险以及开辟一条纽约航线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限制在一年以内，那么我认为尝试一下倒也无妨。

在1984年，只有人民捷运航空公司在跨大西洋航线上提供廉价机票。我拿起电话想跟他们联系，但电话老是占线，整个早上都不可能打通他们的机票预订电话。我推断，人民捷运要么管理极差，要么机票供不应求。如果是前者，他们就很容易在新的竞争中成为靶子；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新竞争对手有生存空间。整个周六，我的电话里都不断传来忙音，这让我确信，我们能够建立和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周日晚上，我给西蒙打电话。

“你觉得创办一家航空公司如何？”我喜气洋洋地问他，“我弄到一份计划书——”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你疯了，别胡思乱想了。”

“我是认真的。”

“你不是，”他说，“你疯了。”

“好吧，”我说，“我现在不谈这事。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吃顿午饭。”

周一早上，我给国际查号台打电话，询问波音公司的电话号码。波音公司的总部位于西雅图，由于时差的关系，我要到下午很晚才能够和他们通电话。听到一个英国人问他们有哪些大型飞机租赁业务，他们觉得很困惑。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在给波音公司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能够帮我的人。他们告诉我，波音公司确实出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如果一年之后生意失败，他们会认真考虑收回飞机。凭借着这一点点信息——连粗略信息都算不上，我就准备去见西蒙和肯了。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我跟他们说起人民捷运的订票电话有多难打，而且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这时他们看起来吓坏了。我想，他们意识到我已经做了自以为必要的市场调查，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想对了：我确实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我们才十几岁时就是好朋友了。但是，如果你这么做，我就无法保证我们还能继续合作。老实告诉你，等我死了你再打这个主意吧。”

肯没那么直言不讳，但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与航空公司合并，这主意颇为诡异。

“我看不出它们有何关联，”他说，“而且，如果你想通过亏损来抵销我们的盈利，那么我们可以不断投资新乐队。”

“那么，好吧，”我说，“我们不合并航空公司，而是让两家公司分别独立运营。我们能够安排资金，这样维珍唱片公司差不多就没有风险了。我已经联系过波音，他们可以提供租赁，如果生意不成功，他们就把飞机收回去。维珍顶多损失200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反对。

“好啦，”我继续软磨硬泡，“走到这一步，维珍承担得起相关费用。它的风险还不到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在源源不断地赚钱。而且这事儿很有趣。”

当我说“有趣”时，西蒙和肯都露出畏缩的神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口头禅，也是我的首要商业标准之一。既然我已经拿定主意，我知道自己就必须说服他们。我继续争论说，我们只租一架飞机，可以稍做尝试，如果太难，也能减少损失。我解释说，相较于购买现成的航空公司，从无到有地创建新公司有一个优势：如果行不通，我们就能轻松撤离。在我的想象中，事情就这么简单。西蒙最担心我损害他拥有的维珍集团股票价值，我想肯一定也认为我这是惊人之举。

有关“人类联盟”的争执成为西蒙和我两人跟尼克关系的转折点，同样，那天午餐时的争论也成为我跟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多年来，我有好几次都让他感到紧张，但这一次，他觉得我准备拿这家公司以及我们积累的所有财产做赌注，押在一个在他看来愚蠢不堪的计划上。西蒙对生活的兴趣和热爱都来自艺术，来自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靓车。而我对生活的兴趣，则来自设立并战胜那些表面上显然不可实现的巨大挑战。纯粹从商业角度看，西蒙绝对是正确的；然而，我总希望活得尽情尽兴，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自己必须尝试一下。从那天的午餐开始，我们俩的关系就变得逐渐紧张起来，而且这种紧张关系在以后也没能完全消解。

伦道夫计划把这家公司命名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如果我参与其中，我就想把“维珍”放进去。我们同意暂时搁置这个分歧，等公司有点眉目之后再说。我需要了解的事情还很多，于是我就向弗雷迪·莱克爵士请教，不管他是否能帮我，我一直都对他倍加尊崇。弗雷迪爵士到魅力号来吃午餐，跟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运作机制。他很快证实了我的疑虑：启动一个只有商务舱的航班，确实有很多局限。

“你可不要把座位全部设为仅提供基本必需品的经济舱，”他指出，“我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如果这样做，别人要攻击你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就很容易了，我就是这样破产的。”

吃午餐时，我们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基本原则。我们谈到以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外加各种增值服务。我们在那次午餐时谈到的想法中有两个最好的：一是用豪华轿车接乘客，二是为任何购买过商务舱机票的人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还警告我，当心英国航空公司[3]可能会带来的残酷竞争。

“要想方设法地阻止英航，”他说，“尽可能大声地抱怨，可以利用民用航空管理局（CAA）来阻止他们，要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告上法院。他们无情至极。我错就错在从未发出足够响亮的抱怨声。他们破坏了我的融资计划，现在我悔之晚矣。我起诉他们，虽然赢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赔偿，但失去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如果你遇到麻烦，一定要趁早起诉他们，以免太晚。还有一件事，理查德，就是压力问题。我不是开玩笑的，你应该定期体检。这项工作压力很大。”

弗雷迪告诉我，他患了胰腺癌，刚刚康复。

“你得去看医生，让他把手指插到你的屁股里，然后他就能告诉你真相了。”弗雷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