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不能说。我犯了错,抱歉,我该挂了。”
“请别挂。告诉我,我也许能帮得到你。”
他像在黑暗中玩弄着一个上了钩的生物,那生物命悬一线,喘息着,扭曲着。
“我必须外出,你知道,我必须出来。我知道我必须出来,我每天都在想着这事。”
“很多人都这样想。”
“但很多人没有,没有像我一样行动起来。”
“请接着说,我还在听。”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一整年了,差不多有一整年了,我几乎忘了时间。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反正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不,你并非什么也不是。请告诉我,你是怎么离家的?”
“我当时在准备孩子们的茶点,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孩子,他们……”
他听到了流泪和一阵狂乱的喘息。
“你自己的孩子吗?”丹尼尔问。
“是的。”电话里低语道,“我在准备面包和黄油。我有一把大的黄油刀,一把又大又锋利的黄油刀。”
丹尼尔的脊柱僵直起来。他已经教会自己不要想象声音中讲述的人物和地点,因为那会引致过失。于是,他赶紧“毁掉了”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张紧闭着双唇的脸。
“然后呢?”丹尼尔问。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站在那儿环顾着一切:面包、黄油、炊具、脏碗盘,还有那把刀,我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
“后来呢?”
“我放下了刀,我没说一句话,去拿了我的大衣和手提包,我连‘妈妈出去几分钟’也没说,就从前门走出去,关上了门。我不断走着,走了很长时间,我,我也没回去。我的小儿子海坐在他的高脚椅上,他可能已经摔了下来或出了什么别的事,但我没回去。”
“你之后联络过家人吗?有没有联络你丈夫?你有丈夫吗?”
“是的,我有,我有一个丈夫,我是那么认为的。我没联络过他,没有,我没联络。你看,我不能联络他啊。”
“你希望我帮你联络家人吗?”
“不。”电话那端快速地回答,“不,不,不,不,不!我会死的,我会死的。我犯了错,我犯了极大的错。”
“是的,”丹尼尔说,“但不是不可弥补的。”
“我说完了。谢谢你。我想我该挂了。”
“我可以帮助你,你需要我的帮助……”丹尼尔说。
“我不知道。我犯错了。我挂断了。”
圣西门教堂现在没有用作堂区教堂,是坐落在一块脏兮兮的平地上,有一栋看起来笨重的正方形中世纪塔楼。这座古老的教堂十八世纪被扩建过一次,十九世纪又被扩建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轰炸而局部损毁。这座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正厅总是显得高不可攀,而宽度上却窄得可怜,因为毁损重建过,这老壳子又高又窄的格局,更被彰示。它曾一度安装了十九世纪那种花哨又俗气的彩绘玻璃,并不值得一看,只不过一面上画了“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另一面画了“拉撒路复活”“在伊默斯的晚餐”“圣灵降临节的天降之火”,诸如此类。这些窗在轰炸中被炸碎,留下变黑了的发亮的碎片堆积在过道中。教众中一位虔诚的玻璃匠战后承担了修缮窗户的工作,但他毕竟做不到,也不情愿做,他终究未能重新拼凑好玻璃上的故事。他的成果是绘有紫色和黄色星群的彩色图案,还有草绿色和血红色的河流,有烧焦的琥珀,有曾经干净、现在熏黑了的玻璃拼成的山丘。这太令人悲伤了,他告诉牧师,可以把这些破碎的画面用破口的方式拼接起来。他以为这样已经很明亮、很喜悦了,毕竟他用现代的玻璃在各处加以点缀,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抽象却诱人的质感,红色垂饰之下,不意之处有长颈鹿、孔雀、猎豹的脸出现,凝视着那些奇怪的角度和图案——海蓝色和天蓝色隔开了一张张白色的羽翼,天使、上古的鹤和鸽子在五旬节的火焰中纷飞;阿勒山[2]的群峰在一堆碎石上平衡着,方舟的木板在峰顶之间错杂交横;死去的拉撒路的下巴“活”下来了,还有他一只白花花的手僵在那儿,下巴和手组成了一个轮形,那只手还在撕伊默斯旅馆里的面包;此外还有一只方舟锤击工人的手;第一道彩虹的某些部分,在蓝与白的波峰间闪烁。
弗吉尼娅(金妮)·格林希尔随着高跟鞋的咔嗒咔嗒声到来,她将自己的迟到归咎于晚点的公交车和那些排队等车的人的坏脾气。“没关系的。”丹尼尔说。金妮为他泡了茶,端来小饼干,这为他带来了暖意。金妮有一张甜美的圆脸,圆润粉色的脸颊上架着一副圆眼镜,她的嘴唇向上弯翘。她坐到自己的扶手椅上,她的扶手椅不像丹尼尔的那样能转动,所以她转不出一种天地辽阔的洒脱感。她的毛线针开始作响。丹尼尔有点儿无聊。他的电话又响了。
“要记得世上没有上帝。”
“这一点你以前说过了。”丹尼尔道。
“正因为世上没有上帝,随心所欲就是唯一的法则。”
“这一点你也说过了。”
“但愿你明了其中的含义,但愿你能真的明了,你听起来就不会这么高傲自大。”
“真希望我听起来不是那样的。”
“你听起来无动于衷,你听起来心胸狭隘,你听起来没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