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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4页）

弗雷德丽卡，她的怒火已经达到即将要爆发的临界点，她满腔没说出来的话跟她爸爸当时要吼出来的一样多，她无言地凝视着奈杰尔。

利奥说：“我不喜欢你用淘气的语气念诗，我不喜欢那样。是我请他来喝茶的，我喜欢他，我跟你说过了。”

“显而易见，他用他的小手段已经把你收服了。”奈杰尔说，但已经没有那么威吓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利奥说。他的眼睛在他的双亲之间来回扫视着，在想接下来要说什么或表演什么，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奈杰尔说：“在这儿，你的信，你拿去吧。我希望你打算也写一首诗回复他。”

“我不会写诗。”

弗雷德丽卡把那封被亵渎了的信叠好，看奈杰尔吃他的蘑菇。奈杰尔盯着自己的盘子，长长的黑色的睫毛下，他的眼睛很黑很黑——不可能在别处看过这么深这么黑的眼睛。“我恨你。”弗雷德丽卡脑中的声音说，“我恨你，我恨你，我当初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不能再住在这儿了，我当了这么久的傻瓜、傻瓜、傻瓜。”她桌下的手握紧了她的信，她满怀思虑地咀嚼着一小块面包，想起了休，想起了以前的弗雷德丽卡，那时的她是另一个人。那时的弗雷德丽卡可以马上就讲出一个男人是不是被她所吸引——不管她是否容许那个男人触碰她。那跟两个人爱不爱同一首诗无关，跟一个人能不能轻易地对对方讲出一段悲伤、成功的故事或一种想法也无关。有的男人可能是令她会觉得惺惺相惜的，有的男人则不然。她曾为此思考过一阵，但还是搞不懂原因。她喜欢过休·平克，其实她爱过休·平克，的确爱过，而且爱得比爱奈杰尔还深——她气恼地、恐慌地告诉自己。但即使在奈杰尔赌气地解剖蘑菇时，他的身体也依然能挑动她的身体。至于休，她重见他是满心欢喜的，这像是她一本曾经钟爱的旧书，遍寻所踪却失而复得。不是那种简单的重逢的惊喜，而是永远都与她切身相关的这种感触，萦绕在她心中。而奈杰尔，则用力咀嚼着蘑菇。

休·平克的来信改变了弗雷德丽卡的婚姻。尽管她已经习惯告诉自己这段婚姻并不幸福，但她也已经习惯因此埋怨自己。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也无意接受这种境遇，诸如此类的明智观点是她不断提供给自己的，但也伴随着由百无聊赖和挫折失意所导致的混沌的悲鸣。她不会为了自己的不快乐去埋怨奈杰尔，但是她确实对奈杰尔在她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而生气，也认为奈杰尔无法认清她所要的东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工作，她想要去工作。她非常急于向奈杰尔解释她是爱他的，因为他跟其他男人相比是不同的，但是这并没有也不能改变她。她依然是弗雷德丽卡，她多想跟奈杰尔解释啊，但这种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奈杰尔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她只好告诉自己一早就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但可怜的弗雷德丽卡渴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发明了“原罪”的说法，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假说实际上更糟——宁愿能位居宇宙的中心，面对因自身失败直接导致了厄运的那种恐怖，也不要沦落为一个由偶然的、巨大的、邪恶的外力所造成的无辜受害者。“这样很糟，是因为我没有想得更透彻。”弗雷德丽卡对自己说。她为奈杰尔抢她信这件事感到苦恼，既因为这是奈杰尔向她发起的第一次的真正的“侵略”行为——不听她说话并不能算侵略行为，也因为抢信让他显得荒诞可笑。她为他的愚蠢而难过，他竟然用那么幼稚、吹毛求疵的声音朗读休·平克的信。她想继续爱他、要他，即使她并不喜欢他的朋友、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她喜欢他有神秘感和危险性的模样，而不是愚蠢。

休·平克的信也带来了其他变化。那期间奈杰尔正好在家中，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弗雷德丽卡却接二连三地收到大量老朋友的来信。这都是些“不请自来”的信——她根本没有写信给任何人——但她担心奈杰尔可能以为这全是对她急切的或深情的话语的回应。他盯着她看信，没有再抢她的信了，但他问过她那些写信的人是谁。她据实以告。“你所有的朋友都是男人。”他观察到这一点，没错，是这样。他有一次说：“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女人，你也不会开心。”“我不会介意。”弗雷德丽卡坚定地说，但奈杰尔不在眼前的时候，她想象了一下，她发现自己还是会介意的，“这只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独特性。”她安抚着他说。奈杰尔不应答。

其中有一封信是艾伦·梅尔维尔写来的：

最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休·平克说你想得到我们的消息，并且把你的地址告诉了我们。我们在“羔羊和旗帜”酒吧里喝酒时祝你健康，托尼、休、我，还有一两个其他朋友。休说你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还有树林和田产。真想不到你会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相信你不排斥，我确信即使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也会过得很棒、表现得很棒，就像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你的房子里是不是收藏着画作？我想写一本关于早期威尼斯艺术的书，在那些被与繁华世界隔离开的旧式英国大宅的长廊中或灰色墙壁上，隐藏着一些出人意料的画中人和画中风景。我当然不是以收藏艺术品为生，但我教相关的课——不是在休教的那些学校里，我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教书，学校在考文特花园里。我教的是艺术史，学生是一群不想知道太多关于乔托或提香的事情的画家、陶艺家、工业设计师和布艺编织者，怕我让他们的原创性产生一丝凹陷——当然了，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即使是那种最亦步亦趋的派生艺术家也一样。你会喜欢我教书的这个地方的，这也会让你感兴趣。

休不太善于描述建筑物和人物。他说他在你那里注意到了一些紫杉木、一个大阶梯、一阵打哈哈和一些茶杯之类的，这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关你或你周遭事物的实感。但他的确提到了你那非常漂亮的儿子。你怎么不给我寄一张印着鹳鸟的卡片？或者一个装着糖衣杏仁的银篮子？我现在对应对住在乡间别墅里的人物挺有一套的——你说，我该不该去拜访拜访你啊？

另一封信来自艾伦的密友托尼·沃森。在剑桥的那段日子，艾伦和托尼是室友，弗雷德丽卡称他们俩是“变色龙和冒充者”。艾伦，是出身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男孩，有一种机敏灵活、无阶级意识的社交魅力，而且还一头金发；而托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儿子，托尼本身也受过完整的阶段式教育，浑身充满了一整套的工人阶级品位和习性，并且用一种刻意训练出的口音讲话，介于“伯明翰口音”和“考克尼口音[1]”之间。托尼的信写得比艾伦的更长一些，也更有情感的直接表露，尽管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比较熟稔和亲热。可以说，她和艾伦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友谊关系，她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己不会和艾伦陷入两性之间的性诱导、性失衡，或性霸凌。因此，她偶尔会好奇：艾伦是不是同性恋者？

托尼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料想你需要一些调味剂。我们这儿有很多。因为选举热火朝天，所以办了很多舞会——人们扭动着、叫嚷着、摇晃着，每个人都有移位的脊椎或脚踝，简直像流行病一样。我曾在《政治家》上写过一篇关于“摩德俱乐部”的文章——你会很欣赏我对“谁人乐团”的歌词带有利维斯格调的评论——就像你会欣赏我的意大利西裤一样。但说起来，你一直以来就一点音乐感也没有，也有可能的是，你此刻正在一些很时髦的夜店里尽情舞动，根本不需要我向你更新时下最流行的单曲……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失联。

不过，说真的，选举很火热。我在贝尔塞斯公园里、居民住家门前的阶梯上发传单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气氛真是令人激动地高涨——各处都一样，但我的诚实让我不得不补充——工党的宣传攻势跟保守党一样古板又枯燥，但你像特别支持保守党那一阵营的。但我必须依仗着你，因为你是能在公牛群、牛奶搅拌机、洗革皂和驴叫声中发动起那场女性革命的密探。认真说话不行吗？托尼·沃森，你这个笨蛋。我到处奔走，向人们保证会有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不会再有跟电话应召女郎、不穿裤子的部长联结在一起的丑闻；不会再有穿着褶边围裙、拿着马鞭的蒙面男子，只有诚实可靠的来自利物浦的经济学家和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干净男人。为尽快实现一个公平社会，而做很多有用而“无阶级”偏差的事情（比方说，在伦敦北部居民的住家前面放一台自动化的餐具清洗机，就是开展革命的具体措施之一，尤其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是这样的。又例如妇女，她们一直和肮脏的旧式洗碗机困在一起，从事无偿劳动）。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的报道，在《镜报》上有两篇，《政治家》上有三篇，《曼彻斯特卫报》上有一篇。我写的都是对冗长乏味政治演讲的机智解读；在候选人未造访地区举行的选举会议议程摘要——我正在变得小有名气，我觉得——但你知道，这些时日真正的阵地是电视——这是电视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一次选举。可怜的休姆爵士（呃，其实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但这个名字卡在我喉咙里，我的圆珠笔也不愿意这么写）有一张像骷髅一般的脸和一口不像样的牙，现在家家户户能看到这些琐屑的小事，一点一点加固着你的印象，就像棺材盖上的钉子越钉越紧一样。这些东西挺解闷的，但我不喜欢那种无谓的恶意。人们叫他“骷髅脸”，说他对人怒目而视——像仅凭目视就能使他人遭殃的邪眼一样。电视就像一个魔术箱子，弗雷德丽卡，它的法力正要开始搅动。我一定得上电视，我是一定得上电视的。文字是很美妙，但已经是明日黄花——姑娘，电视才是新能量的汇聚之地，所以我要上电视。你那位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吨位不小的朋友欧文·格里菲斯，就因为工党和媒体的关系而上了电视，时不时都能在电视荧屏上看他在那儿奉承拍马地咧嘴笑着——你看电视吗？亲爱的，还是说你在工业化前的隐居地里，过着不染俗世尘嚣的日子？我敢说格里菲斯那家伙很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电视那个小东西——他用直觉教导人们，把煽动者驯化得彬彬有礼、易于亲近、说话麻利不重复——很多未被驯化的“煽动者”觉得这很难——会飞的威尔士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大集会”的暗语了。格里菲斯还能指导那些大人物，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和哪里做得很好。我料想，他能在这一行走得很远——但我不确定，他对他的那些原则是不是严肃的——

休说你生产制造出一个小家伙。坦白说，对我而言，这难以想象，但我想你能用你一贯的混合在一起的皱着眉头的决心和神经质，把这一切处理好。虽然我这些日子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但总觉得老朋友们是得更花时间和更深入地经营的。我们爱你，弗雷德丽卡，来看看我们，来和我们玩，如果你被允许的话，来和我们一起创造胜利吧。（我想你不被允许。哎呀呀，托尼·沃森，可得注意了!）

你记得我这位饲酒之神吗？你记得总是能把你所有的仰慕者召集起来看你表演的聪明的我吗？总是机智过人、资源丰富——像大山崩一样!我这超群的才华，已经在你的“牛群”之间发动起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了，就是想让你看看你究竟有多受重视。振作起来，想象得到一个超大的、火热的吻，来自——

托尼

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不怎么常写信，但是我得知有人需要我写一封。那是来自曾经的一个声音在说话，而我多希望那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你现在是一位拥有优渥生活的已婚女士，请问你是否记得一辆摩托车？是否记得斯卡布罗一间血腥的旅馆？还有我想要帮助你解决一个深奥难题的意愿？以及卡马格的一个海滩，罗伊斯顿镇的一个台阶，夏日夜晚中的微笑，你那清澈年轻的声音（对，我记得你的声音，我可以专业地告诉你，那是只有从脑海中才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一个根本听不到了的声音）。“我会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我不会流血的。”那声音中的质感已经消逝了，不可避免地消逝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树林中的亮光。我非常害怕诗剧的复兴，可我也知道诗剧无以挽回，这格外令人忧伤。

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骑着两匹马——朝向终点站狂奔——我不能永远这样，我告诉自己，我会在赛场上穿着我粉红色的褶边衣一头冲进漫天木屑中，好吧，不用比喻句——我努力得像两个人在干活一样，裹着两种不同人生。我有自己的实验室。在北约克郡大学的“进化楼”里，我们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视觉的建构、对形状的认知、出生后的可视化记忆之类的事情。我经常见到你弟弟，他参与了由微观生态学家们和新型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合组的一个项目，他们的项目跟我自己做的一些关于活跃大脑的心理学实验有关——每个人都很看重马库斯，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也相当重视他，你听到应该挺开心的。我们极其理想主义的大学副校长仍坚持着知识一体化的观点，所以我们常做一些跨学系的探讨，比其他研究场所更频繁。所以我能向他们说起我另一半的人生——我与那个魔术箱子所发生的私密的、羞耻的调情——可能是基于了解我对于大脑如何构想并识别脸面和箱子所得出的严肃分析理论，所以或多或少他们都愿意相信我在电视上所说的话，毕竟我工作做得不错，也有不错的助手。

我最近做了一两个关于艺术和感知的优雅的小艺术节目。你看不看电视？你几乎无法开始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电视这个屏幕、这个箱子，究竟能以怎样的形式传播艺术和思想。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个新的文化工具，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不管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或更坏。可能会更坏吧——得知人们对惰性、便利和不思辨的需求……但当我这么写的时刻，我发现这件事的对立面也是成立的——人们通常需要复杂性、困难和思辨，而且电视也提供这些内容——用电视独有的方式。这是一个比我们以往讨论任何话题都更加严肃的对话，你意识到了吗？——也因为我看不到你，所以不会为你的脸庞和仪容所分心，所以能直抒胸臆。我甜美的弗雷德丽卡，书写式的文化——而不是电视文化，马上就要被贬谪到博物馆里和满布灰尘的书架上。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电视上，在箱子里，你不用“语言”思维，它需要的思维模式是图像、联想和很多一闪而过的形式。大众害怕的是：电视会被有权势的操纵者所利用，用来控制民众——就像赫胥黎的“唆麻”一样[2]——但那不是真正吸引我的。这的确可以实现，但任何有天分的人会因为想要去实现这种控制欲而感到无聊——当然，我说的是科学家们，而不是政治家们，科学家都有单纯的灵魂。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思维模式将会改变我们头脑中的微小分子，改变这些微小分子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即使是莎士比亚、康德、歌德，甚至还有维特根斯坦都会觉得我这兴趣是既陈腐又艰难——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弗雷德丽卡，我都不做任何判断。

我原本不想谈论这个议题。我本打算对着一股余烬，写一封壮丽恢宏的信，信上说：回到我们身边来，来看看我们，来谈天说地!电视上有一个猜文学语录的游戏节目要开始录制试播的第一集——就像往常一样，他们想要找一个哪怕只知道任何一点语录的女人，但简直找破了头也找不到——你看，你虽然不是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或名人，但你很有急智，长相又能登上台面，更是满腹才学——所以，如果你哪天突然想起要来伦敦待一阵子——给我个电话，我认识那个制作人。

我还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这是多大的一个责任啊!我可不确定我能担此重任。

照顾好自己。写信给我。语言目前依然是个有效的交流方式。

向你致以爱与敬意

威尔基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最近才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尽管这封信来迟，还是要祝贺你，希望你过得开心——你之前在我们中间，消失得太突然。我常常想起你，也真的希望你过得开心。

至于我呢，我现在在教育电视台工作，从不同的戏剧表演中截取小片段做成节目，并做出分析。这不是一个全然令人满足的工作，因为仅凭这些小片段是无法真正理解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连教的这一部分也不能让我满足，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我教的那些孩子，但我的生活已经足够愉快了。我的同事和我所遇到的戏剧演员们都认同我的工作，所以，我能持续下去。我目前并不负责编剧，尽管我偶有一两个不错的点子，对电视节目或剧场来说可能都有用。

对我而言，最近发生在我身上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受邀成为由政府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对语言教学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开过第一次会议——我们的委员会主席是位人类学家，看起来挺明事理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集所有善心人士于一体的一个人——他拥有老师、语言学家、写作者、广播员、犯罪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等各种身份。我们制订了一份探访各所学校和学院的繁重计划，已经有许多文件陆陆续续送到我们手上，等待我们的深入研究。我还给你父亲写过一封信，请他提供一些意见。他是我曾共事过或结识过的最好的教师。还有，他既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性，也保持着高尚的理想，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北约克大学的副校长威基诺浦，也在委员会中，尽管他不是主席——但他是个文法学者，我猜测他给人一种太过有“先人之见”的印象，所以应该没办法把不同的意见整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