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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5页）

米基·英庇缺席了当晚在迪恩庭旅馆的晚餐，威基诺浦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因为他连夜赶回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向阿加莎·蒙德问起委员会是否会处理米基·英庇的人，是罗杰·梅戈格。罗杰·梅戈格简直像是一个从不忌讳于提出糟糕问题的顽皮鬼，可他不喜欢别人的糟糕举止，尤其是比他更年轻的男性的糟糕举止。阿加莎以“外交辞令”回答他说，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应该会就成员在委员会里所应具有的正确言行，找米基·英庇谈一下。从她以往的经验中看，这样的问题通常会以“问题成员”服从组织章程或离开组织，用这两者中其一的方式得到解决。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刚刚及膝的洋装，看起来挺俏丽，甚至可以说美丽。她的腿又细又长。她有可能是穿上这种短款洋装后，依然可被视为出色的10%的女人中的一员。亚历山大故意走上她身后的台阶，在心底品评着她——女性公务员竟然可以穿上这种展示臀部动态并露出膝盖窝的裙子，可真是稀奇，她看起来简直像个女学生，或者宇宙飞船队动画片中的女指挥官。亚历山大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一句：“那你认为我们那位大顽童最终会服从，还是脱队？”

亚历山大顿时生出像“慈父”般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冲动，他毅然阻绝了这股冲动。

委员会小组第二天去弗莱亚格斯的小学。第二天清晨，亚历山大抽时间趁早赶路去看望了比尔·波特，他一早便通知了比尔·波特，所以比尔·波特也在等着他。亚历山大看到比尔瘀青的脸，很是吃惊，忙问比尔是不是摔伤了。

“不，我不是摔伤的，我还没有老到被自己的脚绊倒。我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推挤在门与墙壁之间，撞伤了头。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女婿，他跑来找弗雷德丽卡。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并不在我这儿，也不相信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究竟人在何处。很明显的，弗雷德丽卡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也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每一天都过得不乏味。我很庆幸我对于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需要掩护。”

“我知道她在哪里。”亚历山大想了一想，说，“她正被照顾着，而且被照顾得很好。”

“如果你见到她，”比尔说，“告诉她，我很想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剩时日无多。一日为女儿，终生为女儿，她将会慢慢认清、接受这一点，你一定告诉她。噢，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告诉我她的栖身之所，以防那个粗野的人又回来找我、折磨我，逼我把她的行迹和盘托出。他完全做得出来那种事，然后他又会哭着为痛下的毒手而抱歉——即使穿着厚重的衣服，他的身手也很敏捷——都是因为他脾气很大。”

“我会告诉她的。她现在也隐居避世。”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她能有一丁点理智，也不会身陷这种窘境。她应该嫁给一个温和的男人，像丹尼尔那样的男人。”

“你之前都不让丹尼尔进你的家门。”

“是啊。不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其实是他基督教徒的身份令我排斥，我并不排斥他本人，而且我也做了结论：他并不会比我多出任何一丝一缕的基督徒品性。”

“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传道者，你从以前就是如此。”

比尔对亚历山大还以笑容。

“人老去以后，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他说，“就是分得清楚谁跟你是合拍的人，谁是能真正和你分享回忆的人。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自亚历山大一进门，比尔两次说到自己老了。比尔看上去的确苍老了。他受伤的部位，痊愈得很慢，他的皮肤薄得简直像洋葱皮。瘀伤的面积很大，伤口里的淤血显映在皮外，呈现出黑色。他的笑颜意外地令人毛骨悚然，但亚历山大报以带着关爱的笑容。

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因诗人的“负隅顽抗”而觉得尴尬。诗人站起来，把餐盘里的食物统统刮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浸泡着使用过的餐具的大桶里。诗人说：“这个村里肯定有个小酒吧。谁想跟我一起去吃个三明治？”没有人回答他。诗人昂首阔步走了出去。阿加莎预料得对，这个委员会小组里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跟彼此更加同心同德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个讨论这些学校参访的会议。他们在教育部一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绕着长桌子围坐，这个房间之后将被改造成教育与科学系的系办。成员专业、职业相近或相同的就相邻而坐，比如学者跟学者坐在一起，教师跟教师坐在一起，作家和记者坐在一起。他们相处不怎么融洽，但没人跟那长着甜美脸蛋的诗人坐邻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便条簿上画卡通人物。其后，这些职业组别被打乱，大家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亚历山大坐在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秘书奥布里·韦斯，其他学者如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娜奥米·卢里、亚瑟·比弗等人的对面。他坐在那儿，不是为了直视主席的眼睛，而是为了看到阿加莎·蒙德。亚历山大不把自己当作这个集体的一员，他以独立的个体、观察员自视，他认为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失误。但其他人呢，用他们积累了一生的经验所得，认定亚历山大善解人意又平和待人，认为他是个带来向心力的人物。奥丽奥尔·沃思和罗杰·梅戈格分坐在他的两侧。

汉斯·里克特说现在已经是秋季。他补充道，之所以会先说这一点，是因为夏季里的星辰小学会显得空气流通又光线充沛。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入秋后，室内会变得相当闷热，老师和学生都会因出汗而感到不适。汉斯·里克特的意思是说：学校建筑忽略了人。

亚历山大则说星辰小学根本未给学生们提供隐私权。

罗杰·梅戈格说多数学校都不注重学生的隐私，他转而问汉斯·里克特对于建筑的意见，是不是一种比喻。

汉斯·里克特说，这并不是任何比喻，那只是一种用体感进行的物理观察。但是精神状态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所以当孩子们感到炎热时，他们事实上是无心学习的。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呼吁委员会成员们把议题从建筑转到语言教学上来。

奥丽奥尔·沃思指出，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都是不错的学校，因为孩子们在两所学校中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快乐。但她又补充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所表现出了好的教学风貌的缘故，也可能是当天上课的教育者素质都较高。星辰小学的校长像是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所以他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管理能力。同时，当他直面眼前的实务时，条理清晰的他，能够有效减少在教学中难免会产生的无目的性和混乱。同样的，弗莱亚格斯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戈登小姐，在掌控各种年龄和各种能力程度学生的关注力上有独到的一套，她能充分锻炼学生的头脑。但如果换成了天分不够、创造力不强的教师，在弗莱亚格斯小学的实例中，学生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了。

亚瑟·比弗建议道，委员会的报告中必须有一章用来详细解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因为语言的教学植根于教师的能力，以及教师的哲学观。

罗杰·梅戈格自言最令他震惊的是来自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那股对语法的深深恨意，这在那所学校的语法辩论会上一听便知。不管是多少优质的施教，都无法令那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改变对语法的排斥态度。罗杰·梅戈格说当自己还是个学生时……

（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决议，被要求回想自己作为学生时的情景。每个人都从前尘往事中采撷破碎的云影，不管是愉快的时光，还是惨淡的日子，都被从那一间间满是尘屑的课室内召回。亚历山大浏览着每个人的神情。他描摹着罗杰·梅戈格当学生时的样子：肥胖、膝盖肿大、头发卷曲、怒气沉沉、好斗，不是任何一个学科上的顶尖学生，但总是趋近着顶尖的学生。）

他说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还说自己对“废除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那个男孩子说得对——我们都在没有事先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讲出了语法正确的语言。”

娜奥米·卢里反驳说，如果没有语法，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读懂、阐明弥尔顿或约翰·多恩的词句。

沃尔特·毕晓普指出大部分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读弥尔顿或多恩，孩子们根本不用忍受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经受住的语法推敲和从句分析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长大后只需要会写工作申请，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只要是有孩子的人，”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