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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维也纳2（第1页）

第三部维也纳2

她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着他，被他那滔滔不绝的解释和确信不疑的语气搞糊涂了，她一点儿也不理解他说的话。“我一点儿也没妨碍他们。”

“嗯，你对他们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样。我们都来自同一个阶级。但我们是老老实实干活为生的人，只做对人有益的事，不干坏事。我们是不利于他们的一种对照，他们不喜欢这种对照。”

在这番解释中，她挑出唯一一个她懂的词来提问：“你是绅士吗？”

“不，我也不是资产阶级。”

她没能听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点儿自负的口吻，因为自从她离家以后，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让别人把自己误当作一位夫人。为此她曾像参谋学院里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样刻苦学习：她的课程包括每月一本《妇女和美容》，每周一册《家政须知》。她细细观看画页上的年轻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贵族小姐的照片，了解应佩戴什么样的饰物，以及搽哪一种香粉最时兴。

他开始轻声劝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话，起码也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无论如何也不要动肝火——”

“他们骂我是**。”她能看出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没引起一丝波澜。他不看她的眼睛，只管自己继续轻声谈论着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别的事呢，于是她不耐烦地弯腰去拿提包，打算离开他。但他抢先给了她一连串的指示，什么吃镇静药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他在态度上的变化。昨天他希望孤独，现在他却抓住随便什么借口留她多待一会儿。她问：“你说我的真正工作时，指的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他警惕地说。

“昨天我昏倒的时候。”

“那是我信口瞎说呢。我只有一个工作。”他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尔积平生的全部经验也无法理解，她这一走使津纳医生陷入了多么孤独的境地。“我只有一个工作。”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为事实不尽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不存什么单一职业的观念。许多不同的职责曾照亮过他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心灵天生像一间空无所有的大房子，里边到处是刻痕、脱落的墙纸和灰尘，一副潦倒破败的样子，而他的责任有如一个巨大的枝形烛台上的支支蜡烛，这烛台大得没法送当铺，却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经对父母负有责任。他们为了供他上学而忍饥挨饿。他记得他得到学位那天，父母是怎样来到他那间兼作客厅的卧室，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着他，但目光里却没有爱。因为他成了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能再爱他了。他还曾经听见父亲称他为“大人”。尽孝道的两支蜡烛早就熄灭了。在那许许多多的烛光中，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消失，因为他还对病人负有责任，对贝尔格莱德的穷人负有责任，此外他还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负有责任。为了让他当医生，他父母节衣缩食，为了当医生，他自己也曾饥一顿饱一顿，健康受到了损害。然而，待他开业几年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医术毫无用处。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议疲劳过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给糖尿病患者开胰岛素，因为他们没钱买药或休息。

他在过道里走动起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天空中又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雪像一团雾气似的扑到车窗上。

他还曾对上帝负有责任。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只是对一个神。这个神在被蠹虫蛀咬的华盖之下被摇摇晃晃地抬过挤满人的教堂走廊，这个神只有五先令硬币那么大，嵌在镀金框中。这个神是两面派，当伏在柱子之间的穷人抬眼静候他莅临时，他慰藉他们的痛苦；当唱诗班、教士以及圣歌音乐一拥而过，穷人们俯首膜拜时，他劝他们为了可疑的来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难。他熄灭了这一信仰，他对自己说，上帝不过是富人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他郑重其事地吹熄了这支蜡烛，怀着一种奇特的旧式心理，觉得自己胆大包天。可是有时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来就毫无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纪反圣像崇拜者的严肃态度，便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恼怒。

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只剩一盏幽灯闪着光。他想，我不再是个儿子、医生或教徒，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这个被政治家在无数讲坛上谈论不休、用劣等纸张和残破铅字在无数报刊上印来印去的字眼，如今听来似乎已不那么真实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也失败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烛火摇晃欲灭，这时他欢迎任何人来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间，发现里边有个陌生人，他很高兴。那人本来背对着他，但他以一双短粗腿为轴迅速地扭转了身子。津纳医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链上有一个银十字架。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问：“你也是个记者吗？”

“我不会说英语。”那人答道。津纳医生横在通往过道的路上，用德语说：“警察局的密探？你来得太晚了。”他仍然盯着那个银十字架，它正随着那人的晃动前后摇摆着；也许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紧贴在一条陡斜的街道旁的墙壁上，让那些顶盔戴甲的人、让长矛和军马通过，让那疲惫的受难者[28]通过。他并不是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死的，不是为了把绳索拉得更紧而死的，他的话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纳没大注意这个陌生人。他正面临一个新问题：既然基督的话遭到了歪曲，那么其中有些话本来可能还是正确的。他暗暗同自己争辩道，这一怀疑是由于死亡临近才产生的，当失败的重负变得不堪忍受之际，人难免会向最无根据的许诺求助。“我将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没有对安息的意识，也就无所谓安息了。

“你误会了，先生——”

“津纳。”他毫不犹豫地把名字告诉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讲实话的新的气氛下，他要抛弃的不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说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号，他从未细加考查便接受了下来，因为它们对于事业有利。他对那人说：“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胖男人一只手摸着背心上最下面一颗扣子，上身朝上耸了耸。“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辉映的暗夜中，被火车的轰鸣、铁桥的震响以及桥梁的回声淹没了；多瑙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鳗鱼，从铁路线这一边溜到了那一边。那人只好重复了一遍：“约瑟夫·格伦利希。”他犹疑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在找钱，津纳先生。”

“你偷了——”

“你回来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释，“我是从警察手底下逃出来的。不过我能担保，津纳先生，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一个劲儿捻着背心上的纽扣，在津纳豁然开朗的头脑中，他不过是个不可信的饶舌的外国人。占据他脑海的是不容争辩的真理，是饥饿的面孔、五颜六色的破衣烂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蹒跚走向殉身处的受难者。“我是政治犯，津纳先生。涉及报纸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只好逃出来。我是为了事业才打开你的箱子的。”他热切地吐了口气，喷出“事业”一词，把它降低为一个廉价的口头禅，一种轻浮的情感。“你不会叫列车员吧？”他的膝盖绷得紧紧的，手指抓着纽扣。

“你说的事业指什么？”

“我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念头飞快掠过津纳的脑海：不能根据组织成员来判断一个社会运动，不能由于格伦利希这样的依附者就谴责社会主义。但他仍然急于忘掉这个家伙。“我可以给你点儿钱。”他掏出皮夹子，递给那男人五英镑钞票，“晚安。”

打发格伦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价也很小，因为到贝尔格莱德以后钱就对他毫无用处了。他不需要律师；他将用自己的嘴为自己辩护。但是摆脱由格伦利希引起的想法却不那么容易，一个运动不应因其成员的欺诈而受到谴责。他本人也并非完美无瑕，他有虚荣心，也有行为不检之处，他曾使一个姑娘怀孕，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信仰的真理性。就连他乘坐头等车厢的动机中也掺有杂念：这样做固然有利于避开边防警察，但也是为了更舒服一点儿，更符合他做领袖的虚荣心。他发现自己在祈祷：“上帝宽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着什么宽恕人的力量，他也无法真正相信宽恕了。

列车员走了过来，看了看他的车票。“又下雪了，”他说，“再往前开，天气会更糟。我们要是不被雪挡住就算有造化。”看来他很想多待一会儿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说，他们也碰上过一次坏天气。在巴尔干的一个荒僻地区，在一段最难走的线路上，他们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时，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着用。

“我们会准时到达贝尔格莱德吗？”

“很难讲。我的经验是——在布达佩斯这边要是下了雪，到贝尔格莱德之前雪就会大一倍。在没有到达多瑙河时情况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达佩斯却和暖如夏。晚安，医生，天气这么冷，会有病人找你的。”列车员搓着手，顺着过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