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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遭遇挑战 战争大后方的政治（第1页）

第十二章自由主义遭遇挑战：战争大后方的政治

约翰·特纳

政治背景

战前的欧洲由四大工业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两大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主导。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给这些政体带来了三大问题：第一，内部矛盾亟待解决，然后才能对外作战；第二，政治家和士兵需要在几年的和平共处之后，重新处理他们的关系；第三，国家需要扩张政权以调动人力物力对外作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些挑战，结果也不尽相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离战争风暴。大多数国家都能发现，1914年建立的体制事实上非常脆弱。

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依赖自身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专注于特定领域、拥有教育程度越来越优良的产业工人。不能指望他们接受从属关系——有序社会和有序工业需要的从属关系。胁迫是无效的，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个人流动性打破了自然关系。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混乱政治和工人阶级的挑战。

战后的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各种形式的政体让人眼花缭乱。作为当时主要欧洲国家的英国，已经持续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运动；而美、法、德等国也早已从19世纪中期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比之下，意大利和日本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同期的沙俄则因为沙皇的不作为，工业化进程一波三折。工农业间的社会和政治平衡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中产阶级的规模和人员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享有等量的工业产品和财富。

此外，这几个大国的管理体系也大相径庭。尽管所有国家（除美、法）都实行君主制的政体，尽管所有国家（除沙俄）都广泛开展民选，组建了国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管理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欧和东欧，集体政治在过去对政府各部门的影响相对较小。德国政府则是由德皇及皇室掌控。德国首相和各部长无须经由德意志帝国议会任命通过，只需要在德皇、皇室和军队的辅助下统领国家。各政党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奥匈帝国实行贵族部长负责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部长大人大多无视奥地利和匈牙利选出的议员——而正是这些议员组成了帝国的代表大会。奥地利议会推行广泛民主，各政党积极参政议政，因而很好地代表了奥地利人民的利益；而匈牙利议会则是由马扎尔人统治，匈牙利政府也是残暴无道、压迫人民的。在俄国，沙皇及其幕僚大权独揽，情况比匈牙利更恶劣；至于1906年一次小型革命后匆忙设立的杜马，则从未“轻易”启用过。

在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更凸显了社会的复杂本质。意大利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大权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它们主导国会和执行政府，但是各种政党权力薄弱，杂乱无章。也是由于这种政党间的杂乱无章，这个国家本身对意大利社会影响不大。在英国——另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各类政治党派井然有序，能够创建强有力的政权。但是同样地，国家对社会影响很少。在法国，其下议院权力很大，能够组织政府或推翻政府（在1871—1914年间，就有60个政府的更替）；其执行政府本身制度不健全；政党无组织纪律可言；然而相较英国和意大利来说，其国家大权更依赖法国社会本身。

自由主义陷入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危害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政府的新模式和对政治的新态度，这在19世纪后期和大战爆发前的10年表现最为明显。不论在何种欧洲的政治体系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大权应掌握在立宪政府的手中，认为这些政府应当对它们统治的大部分人群有求必应。这些人认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拨乱反正，在总体上使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同时存在，共图繁荣发展。这些看法都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想法，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学家阿诺·迈耶曾提出的“秩序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的一种平衡——粗略地可以区分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向往自由贸易、言论自由，提倡保护人权。同时自由主义也给很多人以希望——如果反动保守派的行为被严加控制，工人阶层的起义力量也会因为革命难以实现的要求而受到抑制。很多欧洲社会有一个或多个政党，其行事原则彰显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立法的执着，灵活性的变通和响应能力共同组成了一种政府的模式，能够被政党或政权接受，然而这些政党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却不感兴趣。自由主义的存在显示出能够接受多种政权形式的社会，并且希望社会的不同不会意味着破坏性的冲突。

在一些国家，自由观念在大战前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右翼政党，尤其是在英国。在德国和奥地利，没有执政希望的政党才会推崇自由主义。而在俄国更是如此。开放的、积极的宪政思想，只不过是首相、大臣有时讨论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在意大利，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屏障，也是天主教独裁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还是对立宪和世俗价值观的拥护者。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它的确加速了欧洲19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进程，它也使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占据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战争将这种优势付之一炬。在欧洲，随处可见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瓦解，而这是战争带来的直接的不良政治后果。在英国，主要政治争论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没有征兵制度的情况下，男人们蜂拥志愿加入到爱国战争中来，工业中的动**局势明显减少，爱尔兰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另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向小政党、工党和爱尔兰民主主义人士宣告政治休战，而这些党派大部分都遵从了两大政党。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仅用了一句反语就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大战的爆发是他政治生涯中幸运的一笔。

法国下议院各政党的休战这一背景同样为全民拥护一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知道，联盟在法国政治中并不罕见。其中1914年8月的法国下议院的“神圣联盟”内阁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除了总理，该内阁还包括勒内·维维亚尼（曾是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社会主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维维安尼同为前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共和党人亚历山大·里博特。这一政府持续至1915年10月，后由白里安组建的内阁继任。白里安内阁既包括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人士，又包括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者。尽管这一“神圣联盟”内阁与其他的民族联合政府一样不堪一击，民族联合的思想也还是持续到了1917年。

法国和英国国家内部的政党间休战，均未坚持到一战结束，这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经历大为不同。意大利参战的决定仅仅由几个内阁部长就做出了，甚至未寻求军事部门的意见，更别提国民大会了。渐渐地，战争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谋。乔瓦尼·乔利蒂在1903—191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自由党首相。1914年3月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接替其位置，后者更右倾。当意大利因萨兰德拉卷入战争后，乔利蒂就赢得了反对战争的代表们可观的支持，直至乔利蒂败北。自1912年反对利比亚的战争后，乔利蒂的支持者们就被指责为不爱国，与社会主义勾结。对此次战争，意大利民众大多不支持，不管是战争伊始，还是在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达到极点，奥地利对意大利造成重创的那几年。此外，萨兰德拉政府是战后唯一垮台了的战胜国国家政府。

德国就更不同了，更加激进，主要是因为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不能像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追逐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传统的“反对侵略”这一政策抛在脑后，不过帝国政府在战时也不需要他们支撑。实际情况就是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国内和平”的阵营，政党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左翼分子支持战争以换取对改革的空头支票。战争第一阶段，右翼派的野心持续膨胀，既想要攻克外部的东西战场，又想强化独裁政权。同时，为动员战时经济，国家自然进行了更深的干预，这些干预大部分由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完成，比如右翼政治的突出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而他在战前一直不能过分插手政权。

在奥地利和俄国，君主政体对战争的爆发的反应是，试图忽略战前政治问题并依法令管制国家。结果，政治问题太严重，不容忽视。遍及奥地利帝国的少数族群，对代表遥远王朝的利益愤恨不已，而诉诸武力。斯拉夫人的领地，尤其是由匈牙利议会管理的领地，传出了自决的呼声。帝国政府实行的战时政策过于集权，负责帝国外交政策的切尔宁伯爵在1917年4月已警告，如战争继续，帝国注定会解体，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领袖在1918年12月才得知此事。在俄国，不满情绪已经很普遍，由对政体的反对所引发。此政体对军队和公民的要求十分无情，而组织工业战的低效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不满情绪以及最终推翻两个帝国的运动进展缓慢，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充分的效果。

左派的构成

战前的欧洲，“左派”由多种社会组织构成，通常有中产阶级的领导，还有一些主要关注工业问题的贸易工会。这些工会领导者通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属于与工会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义团体。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简单。许多工会领导者拒绝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目的，例如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扩大福利、追求经济平等，而是支持在集权下实现成员的直接利益。在英国，尤其可以作为例证的就是1900年形成的工党，它不是社会主义团体，而是作为向议会施压的组织来维护贸易的合法权益以及各工会在市场地位的政党。工人阶级运动从而变得支离破碎，此运动曾尝试组织并代表一大群人——其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试图改变工业所有权的分布和财富的分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言论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的通用语。其中很多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找到了认同感。社会主义国际组织国际集会、传播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比贵族更强大的思想。

战争使整个欧洲把目光聚焦到阶级矛盾身上。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会将爱国主义情怀置于阶级意识之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绝大多数的工业化人口是会选择追随他们，抑或是转向那些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政府呢？这些政府已经陷入战争泥潭。放眼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已然分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支持自己的国家政府，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坚持国际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很快展现出了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态度，毫不含糊。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茹奥·乔豪斯信誓旦旦——法国的工人们一定会为奥地利和德国的皇权统治敲响丧钟。在英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虽然不敌法国，但英国工党和工会联盟也表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工人应当站在协约国的一边。拉姆塞·麦克唐纳作为独立工党的创始成员想要信守住独立工党的国际主义，也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大臣的职务，由亚瑟·亨德森接任。独立工党不断遭受质疑，是英国异常强烈的反战运动的核心。但在这场运动中反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官方打出的标语是“德国胜利之日即欧洲民主衰败之时”。在德国，人们则相应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未开化斯拉夫人的威胁，并且还不止于此，威胁还来自法国和俄罗斯政府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欲借巴尔干半岛冲突来满足帝国主义私欲。

然而表面浮华的1914年8月和9月，并不能掩盖同时期全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当政府要根据战需分配那些少得可怜的人力与资源时，工人阶级的参与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壕沟战的所需，迫使政府去挤压那些依旧留守在家生产弹药、耕种田地的劳动力。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罢工活动受挫、被禁，工资受到管制，工人只能在规定的领域做工，那些能够给予工人一些市场控制权的、让工人自己决定生产过程的传统活动全部都被迫停止。女工以及没有学徒经验的不熟练男工进入工厂，去取代那些参战的熟练工；而那些在不同程度熟悉自己生产领域的熟练工则按照命令去到国家需要的领域。无论这是军方的要求（在德国日益如此）还是民选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一向如此），它都具有引发破坏性社会倒退的隐患，特别是当改变的直接推动力是雇主的时候。

英国和法国政府从而与工会做了具体的交易，工会会员要参加当地委员会，当地委员会须设定薪酬，分配劳动力，用于补贴征兵、薪酬控制、雇用女性及残疾人。5名工人代表在联合政府获得席位：亚瑟·亨德森于1915年4月参加了首个英国联合组织。艾伯特·托马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从1914年10月—1917年9月的法国军火工作。但是这一办法并没能让阶级矛盾或工业动**得以消除。车间工人认为，他们的领导正在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勾结——因此，谁能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就听谁的。1915年夏末，英国制定了征兵政策，因此爆发了一场重大罢工行动。在1916年春，工程行业出现了大范围罢工，1917年再次出现，这些运动都是由工厂的工人代表领导的，他们既要挑战工会和政党领袖的私自勾结，也要反抗传统工会组织对信教教徒的排挤。

工人代表参与国家事务，使得工人运动更加分裂，左翼态度更加强硬，这一矛盾更是无法解决。没过多久便面临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威胁。1915年9月，来自交战频繁国家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会面，并在会议上谴责了战争的爆发，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由列宁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厌战情绪最终还是占了上风。1916年和191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关系到的不仅是工人的利益。虽然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缺乏成熟的经济管理会导致物价先于工资上涨：这会导致当地滋生极端厌恶情绪。在1915年和1916年，征兵和住房条件差是罢工的主要因素。直到1917年，英国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呼吁和平谈判，进一步缓解公民的艰苦条件。

为反对临时政府，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并出现了苏维埃士兵和工人，这使得西方的工人运动备受激励和震惊。亚瑟·亨德森于1917年7月从俄罗斯访问回国。他向刚加入新成立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同伴们警告说，必须尽快考虑以谈判来结束战争，以防工人阶级崛起并停止战争。他的内阁同僚将其驱逐出局，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人运动的怀抱。到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工党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强烈批判政府拒绝对谈判进行深入思考。这导致工党对立的两派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甚至在工厂工人代表和官方工会的各个层次结构之间都产生了一致的意见。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苗头。放弃工人阶级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并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只能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关于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存在。政府没能够予以回应，这使得人们确信，当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正如1917年各交战国之间陷入激烈的斗争旋涡，如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到的，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反对党将会成为真正的威胁。在法国，少数派代表艾·玛黑姆是冶金工会的秘书，他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人格化。他于1916年12月坚持认为，只要是国防建设开始的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就不再反对茹奥提出的多数派要求，即国家的利益乃劳动者的利益。同样，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当时也分为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由弗里德里希领导）；独立社会主义者（当时由雨果·哈斯领导），他们曾公开批判战争；斯巴达克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以及左派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释放出的信息，表示积极支持。

左派与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对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使得战后欧洲出现社会主义政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战争后几年，他们的参与使得阶级冲突司空见惯，这也许是战争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