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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空战（第2页）

1916年真正空战的到来

历史学家认为，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分水岭，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作战双方均自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了泡影。同时，由于双方都致力于通过发展大型空中武器来获得制空权，这两场战役也成了空战正式开始的标志。1916年的空战既是军事战争，也是技术与工业的战争。虽然政治和管理上的冲突损害了各个国家的航空力量，但法国还是在工业实力的竞争中领先一步。法国的飞机发动机生产远超其他各国，因为法国早早就积蓄力量建立起了大范围的自动化工业以打造多种飞机发动机，特别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西斯帕罗-苏扎V8发动机。因此，其飞机引擎的产量领先于其他各国。而德国由于缺乏人力和物力，无法像协约国一样拥有工业方面的领先优势，发动机产量更是难以与之匹敌，因此德国只能凭借其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与其他国家对抗，比如雨果·容克斯的悬臂机翼全金属飞机和1915年巨大的R型飞机，以及1916年的“信天翁”战斗机。

西部战线上，各主要国家所采取的空中战略反映出了各国的工业现状和基本军事战略。英国和法国的空中战略都极具攻击性，但相比法国，英国皇家飞行队队长“响雷”休·特伦查德将军采取的进攻战略更加无情和强硬。德国则节约资源，采取防守式进攻策略，集中其航空部队力量，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掌握制空权。

1916年，欧洲的航空部队中出现了最可敬的英雄——年轻的王牌飞行员，他们体现了国家的牺牲意志。波尔克是德国的一名飞行大师兼航空战术家，在获得过40次胜利后，于10月坠机身亡。他的过世引发的全国性哀悼，都肯定了他对德国青年的鼓舞作用。个人英雄的时代持续到了1917年，但是个人难以左右日益增多的空中消耗战。1917年，工业实力对航空业来说将变得更加关键，因为飞机已经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17年空中消耗战

1917年，随着西部战线和意大利前线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战斗机战术、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战术袭击有所发展，以及德对英的战略轰炸，飞机成了战争中一个多功能武器。由于春夏季节空军训练不足，英国皇家飞行队在向德国派遣战斗机并进行轰炸的过程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是“血腥四月”传奇的缩影。皇家飞行队指挥官淡化了这次损失的严重性，并称其证明了空军对战争的贡献。飞行队从国内招募士兵，填补了人员耗损，并订购了3架新型战斗机——索普威斯“骆驼”战斗机、SE5战斗机和布里斯托尔战斗机——赶在秋季前克服了这一危机。

1917年5月“贵妇小径”战役失利后，法国军队限制了自身行动只进行有限的进攻，为了防止人力耗损，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然而精英战斗机群，如“猎鹳号”，仍在毫不留情地追击着德军。但是，法国飞行员单打独斗的空战理念越来越不利于他们战斗机部队的效率。在1917年的空战环境中，只有极少数的个体能生存下来，更不要说杀敌了，单枪匹马的王牌飞行员阿尔伯特·鲍尔、盖纳莫和维尔纳·沃斯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幸存到1918年的英德王牌飞行员都是老练的空军中队领袖，其中包括爱德华·马诺克、詹姆斯·迈卡登以及“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像查尔斯·南杰瑟和勒内·丰克这样伟大的法国王牌飞行员仍然是独行侠，他们幸存了下来并还在突破万难地杀敌。然而，能主导空战进程的是群众而非个人，这和地面上的战争是一样的。英国和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们也许都会承认自己有成为一名新军事贵族的想法。不同的是，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将这一想法与对团队的信任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有这种信任，是因为在公立学校学生时代就把空战视作一种团队性运动。而德国的飞行员大多是职业军人，他们更信奉纪律，这种文化心态有效促进了向大规模空战的过渡，这在德国战斗机“集团”中有所体现，这一军团中包括多达4个拥有60架飞机的中队。

1917年，德国和英国的指挥官都认为，近地空袭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放异彩。英国的战斗机担负着近地空袭的责任，还要与友机合作进行随机的、不协调的以及个人的进攻。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此类攻击仍未对总体战局造成影响。德国人开发了专门的装甲对地攻击机和高度机动的双座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由士官执飞，最多30架为一个机群组，对地面堑壕进行猛烈扫射。

1917年，战场上的装备消耗以及物资短缺，加之后方英法两国的政治纷争等因素，迫使各国提高本国的飞机产量。在空中装备较弱的国家中，意大利强调本国空中力量要进行严格的标准化，以此来弥补国内物资匮乏的劣势；俄国空军多年辛苦经营未有起色，直到该国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研制出大型四引擎侦察轰炸机情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又重新归为沉寂。奥匈帝国也受困于物资短缺而举步维艰，慢慢走向崩败。美国于4月参战，只有在训练和飞机方面依赖盟友的帮助，才能在未来掌握一定制空能力。

1917年，空军实力的发展凸显出了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三大主要国家都遭遇了发动机生产危机。法国解决了这一问题，优化了他们引以为豪的“西斯帕罗-苏扎V8”发动机，并生产出一批具有更大马力的版本，这一发动机应用于法国“斯帕德”机型以及英国SE5A战斗机。而不管英国还是德国都未能克服发动机生产不足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生产的发动机数量将相当于英国和德国两国的生产总和。

法英两国航空管理部门的政治化程度都很高。法国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高级指挥部与作战部之间的官僚主义分歧导致其航空业不断发生变化和冲突，直到1917年深秋，乔治·克列孟梭担任总理，菲利浦·贝当担任总司令，法国才趋于稳定。在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为争夺航空资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劳合·乔治政府成立了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才解决了这场冲突，并在首相与各将军争论战略政策问题上给予支持。因此，1918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成了第一支自主空军部队，其中还包括一支以战略轰炸为目的的独立空军，不过实际上它的行动并未有什么改变。

与宪政政府相比，德国军用航空局堪称是稳定平和的典范，直到战争结束都一直是同一批将领统领着空中工作，这其中包括赫尔曼·冯·德尔·里斯·汤姆森上校、威廉·西克特中校以及在1916年担任空军总指挥的恩斯特·威廉·冯·霍布纳尔将军。面对无法弥补的人力财力短缺情况，德国空军在1916年秋季的兴登堡动员计划之后开启了另一项计划，即1917年的“美国计划”，以期应对日益恶化的形势。

1917年，在西部战线上，协约国的优势不断扩大，但由于英法两国缺乏合作，导致德国空军依旧存活了下来。1917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但可惜的是美国并没有在空战领域做好准备，因此他们需要更加协调地分配所有资源，以便装备一支美国空军加入未来的行动。

空军力量对最终胜利的贡献

1918年，航空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8年西部战线上，各方飞机的总数超过8000架，这表明空战，特别是空中的搏击已经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1918年前线上的空军人数已经达到9万～30万人，飞机有2000～3000架，与此同时，国家航空工业雇用了数十万工人，每月生产上千架飞机及引擎。

不仅是中队这样的基本作战部队编制了，这些分队还被纳入日益庞大的军队中——像是拥有60架飞机的德国战斗机部队——希望借此来获得空中优势。1918年，法国最终实现了航空部门的整合，部署了700余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机均采用了最先进的宝玑14轰炸机，它以速度快、坚固耐用、装备精良而闻名，而战斗机则采用了强大的“斯帕德13”，旨在对德军战线进行攻击性的战术突袭。即使是配备“传奇福克D7”的德国编队——这场战争中大量投入生产的终极战斗机，也无法阻止协约国数量众多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联合攻击。在意大利前线，30～40架“卡普罗尼”三引擎双翼轰炸机或掩护步兵进攻，或跨过亚得里亚海进行分段长距离突袭，有时为了躲避防空工事，这些轰炸机只能在距离海面12码的高度飞行。

这些空中武器并不能左右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地面战争。战斗机除了直接对地进攻，通常还通过保护或是攻击侦察机和轰炸机以在地面战争中发挥间接作用，而战略轰炸因为仍然处于萌芽发展阶段，还无法影响战争的结果。

飞机在战场上对军队进行支援，确立了它的真正意义。侦察机使军队很难在日间进行活动，这迫使他们在夜间运送人力和物资。然而因为执行这些任务的英法双座双翼飞机已经老旧，不免成了敌方战斗机的囊中之物，直到1918年“萨尔姆森2A2”型飞机的出现。相比之下，德国则派遣专业机组人员，驾驶性能卓越的“朗普勒”和“DFW”双翼飞机在高海拔飞行，对手即使是技术娴熟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免感到棘手。1917和1918年，飞机开始对战场和后方的部队和物资进行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打击。德国常在100码的高空集结30架飞机，用机关枪、手榴弹和轻型杀伤炸弹对敌人的火炮阵、据点和步兵储备实施打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的制空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各个战线上都有飞机服役。政治家和指挥官们，如英国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德国首席军需部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法国的总司令菲利浦·贝当，都意识到大规模战役中空军的重要性。英国人准备使用亨德里-佩奇公司的V-1500轰炸机轰炸柏林的举动结束了战争。战略性轰炸的价值至今仍未能证实，但轰炸平民会削弱士气，并且战争可能会结束的这种认知，已在参战人员和航空理论家的心中生根发芽。1914—1918年间发明了空中作战基本技巧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并未退役，其中有一些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1914—1918年的空战策略与空战战术都预示了1939—1945年间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空战。

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内，所有的航空兵都复员了，同盟国各成员国因为和平条约而不得不遣散兵员，而胜利的一方因为战争的结束也自然地遣散了兵力。随着军事订单的减少，航空业也逐渐萎缩。一些飞行员和实业家开始重新关注起民用航空运输，一些国家的军队也在帮助民用航空起步；而另一些飞行员和实业家则留在了英法两国的空军部队中，致力于监管帝国的边远地区。

战时航空业的遗产、空战唯一的官方历史、多卷文献、《空中战争》、传记、战争回忆录和大众作品，都强调了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空中英雄的悼词和人们对个人空中战斗的关注让人回想起工业化以前的战争理想和过去神话般的战士，这在战前非常流行，也让战争和现代化技术更容易为人接受。新生代精英战士的功绩被浪漫化，使民族神话得以延伸至工业时代的战争中。在这一时代中，新的精英战士主要来自中产阶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况促使空战被神话化为单一的个人战争形象。陆战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屠杀使个人无足轻重。空战英雄这一形象肯定了个人和年轻人在这场屠杀中的重要性，尽管这具有一定误导性，但人们急需这种肯定。因此，战斗机飞行员不仅成为航空业的象征，同时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终极英雄。

然而，关注个人战功的行为，让这支新生的战斗部队呈现出了一种陈旧的、过时的面貌，这在新的“全面战争”中有所体现——新“全面战争”融合了军事、政治、技术和工业等方面。它也往往掩盖了空中消耗战中伤亡的程度。1914—1919年间，法国有1。8万余机组人员在接受培训，其中伤亡人员占39%，而2。2万英国飞行员的伤亡人数更是超过50%。如果不是难以记录，德国的伤亡人数也不遑多让。1918年上半年法国步兵的伤亡人数占总人数的51%，而法国飞行员伤亡率则达到了71%。最大的伤亡来源于前线上的事故与后方的训练。

空战飞行既不是运动也不是比赛，它致命无情又反复无常。在战役中，一名空军飞行员的性命不仅依赖于他的技术和运气，还取决于飞机本身，而飞机可能出现发动机失灵、枪支卡壳、机翼破损等情况。精神紧张与飞行疲劳这样的职业病反映了空战的压力。爱尔兰的爱德华·马诺克是英国最高的王牌飞行员，他在1918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神经紧张问题，以至于他在巡逻之前常常生病。手抖和泪流满面暴露了马诺克的精神紧张，这不仅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会死，害怕被烧死，还因为他的飞机反复出现问题。1918年夏，他被地面火力击中，坠落火海。空中战斗是令人振奋和陶醉的，但也令人烦恼和恐惧。

强调个体作战的行为也掩盖了这场战争留下的一个更深远的遗产，即战略轰炸平民的谬见。空中武器确实是全面战争时代的产物，它将平民和军事目标混为一谈，并认为轰炸妇女和儿童是赢得战争一个可接受的手段。在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伦敦陷入了一定恐慌，除此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空中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严重伤亡。然而，平民无法抵御轰炸的假设仍然存在。对空战浪漫理想化的想象根植在过去，而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残酷景象则预示着未来——这些画面构成了20世纪空军力量的双重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