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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宣传和动员（第1页）

第十六章宣传和动员

J。M。温特

宣传战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每个参战国都设立了控制信息流的机构，监督和影响公众舆论。第一项任务并非难事：军队总是对军事部署的细节，作战时间和士兵伤亡了如指掌。第二项任务确实需要一定的创造力。在早期的冲突中，作家和艺术家、牧师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在大战之中，宣传的声音必须传至整个国家。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宣传活动在50个月之久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壮观的广告运动，而被推销的产品则是战争的正当性。他们的推销术语是道德，这种语言中充满了象征形式，“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被裹挟在流行文化之中。由于广告的“用力过猛”，宣传一词已经成为谎言的代名词。但是战争期间，宣传绝对不止于此。想要了解集道德冲突、选择性报道、误导和不实论断为一身的战时宣传，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之视为“国家律师”的简报——在其国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为国家的事业做辩护。

国家主导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控制导向。的确，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舆论操纵，但绝不会实现完全操控。宣传的一个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双重性，它把政治观点与民间诉求融在一起。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在与民众观点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国家宣传有悖于普遍意义上的常识时，这种官方信息会因空洞而被大众所忽视；反之，如果两者的观点恰巧相一致，特别是当民众观点是自发产生并且具有持续性的时候，国家宣传就被赋予了无尽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战双方都在宣传中强调，这场战争对于自己而言是属防卫性质的，他们都受到过挑衅，遭遇过袭击，他们之所以参战只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捍卫国家尊严。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军方因掌控着诸如德国克里格斯出版社、法国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系列舆论机构，在宣传中占主导地位。但自1917年起，民间机构大量涌出，原因显而易见：战争的政治性质改变了，宣传也随之而变。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同年俄国也历经两场革命，这些事件使战争舆论宣传发生了转变。现在战争目标成了宣传的核心。在一战的最后两年中，舆论宣传的焦点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即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战后世界。蛰伏于欧洲每一个参战国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他们提出有关欧洲未来格局的设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想要中央政府实行永久计划经济，因为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错的薪资，也完全消灭了失业。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这场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彻头彻尾的阴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通过外交部发布了俄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就未来控制君士坦丁堡达成的协议。难道这就是数百万人用生命争取来的东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持另一种观点：必须通过建立在国际联盟下的民主国际秩序，来证明这些牺牲的伟大意义。

这个动**的时期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引导公众的舆论倾向。在1917年活跃着的各种新思想的衬托下，欧洲各国显得格外沉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既不和列宁统一战线也不买威尔逊的账。德国高级指挥部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更加抵抗。必须为筹备战争找到合适的理由。因此，主要的欧洲参战国都为宣传工作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他们建立了新的宣传机构，还使用了新的宣传方法。迄今为止，德国高级指挥官都没有充分考虑舆论状况就进行战争。现在，随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当权，应对人民渴望协商和平的呼声，解决这一民愤成了当务之急。英国民众对战争的合理性有着同样零零散散且源源不断的怀疑，这迫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情报局，而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个情报局。劳合·乔治向两位新闻巨头——布鲁夫布鲁克和北岩勋爵求助，并将国外和国内的宣传权转交给他们。因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宣传成为战争政策的一个独立且必要的元素。我们将在下面研究它的影响。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宣传的政治重要性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体现。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于大规模动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中。在这个动**的世纪，宣传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烙上了独特的印记。

宣传对巩固长达四年半的战争所需的团结有重要作用。宣传并没有缩短战争的时间或赢得战争。但是，宣传有助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加有效的战争工具。自从1914年以来，随着对士兵、军火和劳动力的动员，以及平民战争，思想动员也随之而来。这种现象是一战中最突出且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个人表达和思想控制的界限被重新绘制或不复存在。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战时国家的宣传仅仅是一部分。双方都在努力地进行宣传，从残暴的故事到野蛮的漫画，再到儿童故事，再到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强有力的宣传不是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人民群众。“仇恨政治”就是大众政治。它既是可见的也是口口相传的，更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商业广告、漫画、海报、明信片、布道、伤感歌曲和战时不断发展的自由创作诗歌，吸收了底层的生活图景和概念。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渲染战争正义性而调动了神的形象和神谕。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内数百万的百姓都在担心他们战场上的至亲是否安在。多亏圣母玛利亚以神圣的教堂为许多士兵提供了容身之所得以幸存，也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了宗教语言热潮。每一个现存的教堂，甚至是最离经叛道的教堂都奉此次大战为“圣战”。

同时，在战争时期，参战国家内部的宗教划分也开始渐渐淡化。其他方面的一些界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法国，影响尤为深远。一战之前，天主教大部分信条都是反对共和制的。反过来，不那么激进的执政党在1905年正式以非国家身份对教会特权发起挑战。在文化（而非制度）意义上，一战使罗马天主教民族化。

无独有偶，在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德国战胜法国在色当日举办庆祝仪式，在德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一天都是一个反天主教的节日。1914年以后，德国天主教徒可以展示他们是多么具有德国特色。同法国一样，描述“牺牲”和“殉难”这类词都会融入战时文化。所有参战国中，犹太人的爱国精神最为明显，至少一度让那些地方性的反犹太主义都黯然失色。说教布道随处可见，它们宣扬“正义”，祈求神明庇护征战的士兵。对每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一件全体性的大事。

宣传教育走进了千家万户。对于儿童们的宣传更是有大量的振奋的标语，根据战争期间一个法国儿童撰写的文章来判断，民众和这些“未来的士兵们”都会接受这样的战时文化教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憎恨敌人。

早在拿破仑时期，儿童一直都是勇敢者和受害者的形象。但是在1914年之后，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承受，他们学会了杀戮，学会了等待向敌人复仇的时机。一首英国童谣就很好地捕捉了在全面战争时期针对儿童们的宣传动员。一个小孩面对着一间被毁房屋吟诵道：

这是杰克建造的房子，

炸弹落在了杰克建造的房子上，

是匈牙利人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

子弹打死了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的匈牙利人，

——而这次，是那个孩子拿起的枪。

战争伊始，政治宣传更多的是口头上的空话，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所有主要参战人员中的有名人士都对敌军声伐笔讨，借此来声明国际抵御是多么崇高正义。一大批德国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反驳了对德国军队在比利时野蛮行径的指控。专家认为，迫害欧洲士兵的是协约国带来的黑人军队，而不是德国。在战争后期，英法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也都陷入了对敌人的类似程度的诋毁之中，他们认为，德国文化催生了一种“普鲁士主义的疾病”。

随着动员的传播，一本描写一方虚伪，另一方正直的学术小册子的出现变得微不足道。政治宣传的核心是行动落实的前提，尤其是在讽刺漫画和海报艺术中。所有参战国的报纸都把战争的矛盾冲突道德化了。它们提供了敌人的原型：把疯狂的、像动物一样野蛮的匈奴人形容为肥胖、贪婪的英国商人，他们贪婪地渴求德国的财富和珍宝。在法国，一个圆胖、狡诈、嗜血成性的布伦希尔德形象代表了德国；一个虽然天真幼稚但有点快乐的玛丽安代表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