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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经济总动员 金钱军需和机器（第1页）

第十章经济总动员：金钱、军需和机器

休·斯特罗恩

速战速决的幻想

士兵在1914年8月开赴战场，相信自己会在秋日落叶前回家，最糟糕也会在圣诞夜前回家。这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反映。面对逆境时的如意算盘，不过是人们应对逆境的一种机制，而并非对战争持续时间与其本质的战前的洞察，更不应该将流行的概念误认为是专家意见。

当小毛奇成功取代施里芬成为德国总参谋长时，他告诉德皇下次战争不会以决战方式解决，而是要和敌对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直到该国的全部部队被击垮后，才能取胜。这样说来，小毛奇仅仅是在重复利用其杰出的叔叔（指老毛奇）的智慧，而他自己并没有单独思考这个问题。1914年8月，基奇纳成为英国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他建议内阁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将要持续三年的战争。

士兵有三个理由去参加这场漫长的战争。其一，就像其他人知道的那样，士兵们知道这场变革可能造成的影响从1871年就开始了——倾向于防守并且战争有可能拖延，产生高昂费用。其二，广泛地发动战争总动员，这不仅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资金，而且在这个更加民主的时代，也保证了国家将会为之战斗，因为这项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是受欢迎的。显然这样的战争一旦开始，将很难停止下来。其三，1914年成立的联盟集团意味着，对某个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不能够解决战争。

正如施里芬一样，小毛奇的问题是德国军队不能接受这份分析的原因：英国、法国和沙俄三国的国家收入总和，比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收入总和多60%。甚至在和平时期，三个协约国的军费开支也要远远超过同盟国的开支。在大规模军队时代，协约国的人口基数比同盟国多5倍。一场持久战注定会使德国战败。唯一让同盟国感到安慰的是对手尾大不掉。他们的殖民地有着广阔但落后的领土（规模是同盟国的11倍），这让协约国有一些负担，协约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德国和其联盟国的一半。

施里芬正是因为认识到长期战争存在的危险，所以制订了一项对抗法国的短期决定性战役行动计划。但由于他知道战术和战略上的逻辑影响了其解决方案，于是采用经济和金融上的论据来支撑其立场。他认为战争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各个国家经受不起长期的战争。

战争资金

关于经济，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都十分相似。事实上，在1914年前，布洛赫——一位波兰银行家就对未来要发生的战争做出了一个最著名的分析。与那些想要让我们相信的分析相比，他的分析并没有和当时流行的观念那么格格不入。布洛赫认为一场旷日持久，无法迅速结束的战争即将来临，即使是那些发达国家，想要为此投入大量财力，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盲目乐观，正如1914年8月那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一样——他认为需要在战争上投入的花费会阻止各国参战。

虽然布洛赫对军事情况做了正确的分析，但是他在财政方面的计算却完全错了。即使最贫穷的欧洲大国也不会因财务困窘而被迫退出战争。其实，奥斯曼帝国1912年就正式开始了战争，所以在整场战争中这里的战斗持续时间最长。欧洲的各种资源并未被自己看作对战争的限制，相反是赋予了战争的能力。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尔·赫弗里希。他于1915年2月—1916年5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他拒绝厉行节俭，所以德国当时的口号就是“金钱无用”。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认可凯恩斯的观点，在大战爆发之际，认为金钱毫无意义。总体上来看，那些交战国都认为，战后依然要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在开战期间，用于资助战争的款项中税费只占了一小部分。在1914年，大多数国家税收系统的收入，大部分间接来源于关税与消费税；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削减，这些收入也随之减少。同年，英国恰好单独拥有一个有效的所得税系统，但是全英国4600万人里也只有113万人缴了税。战争期间，有2400万人首次进入该系统缴税，其中：工人阶级中有收入的群体所缴税款就翻了3。7倍。尽管如此，在英国的战争花费里，税收也只占20%。征税的首要功能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但在消费品的使用率上却降低了）与维持国际借贷。

许多金融人士很早就认为会有一个短期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国家的借贷能力。战争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贷款，款项来源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发行短期国库券。为保证国家纸币的发行，这种国库券也逐渐代替了黄金。因此，政府借贷的同时，纸币也大量流通，这也更加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在1914—1918年，德国的纸币流通增长了1141%，英国增长了1154%，奥匈帝国增长了1396%。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增长变成了一种强制国内借贷。

对比之下，第二种借款的形式是在市面上发行战时公债，购买公债属于自愿行为。购买债券在当时成为一种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表现，因此，购买债券逐渐流行起来；同时，战时公债是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时产生的，可以稳定流动债务。随着战争的进行，大多数战时贷款，例如短期国库券，是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的。在交战国中，法国最为成功地动员了私人投资者。

直到1915年11月，法国才第一次发行战时公债，英国在战争期间也总共才发行过三次债券。英法借款方式与其他战争国借款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更多依赖于海外负债，也就是第三种借款的形式。这并不是意味着同盟国不重视国外借款：德国曾借款给奥匈帝国来交换黄金；之后，德国又用黄金交换土耳其的短期国库券。因此，德国公民手中持有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增加，土耳其公民手持货币却没有增加。然而，德国并没有成功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位于纽约的第三方货币市场。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德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商品，对美元的需求也因此受限。

相对而言，协约国各方，尤其是英国，用其在美国敛来的财富购买美国的货物。最初，英国此举多是为了满足俄罗斯的需要。因俄罗斯缺乏国际金融信誉，而英国则拥有此种信誉，因此英国代俄国完成。到1917年4月为止，70%以上由美国流入英法的资金都为俄所用。但1915年，英国也成为意大利战事中的银行，1916年，其逐渐成为法国人的银行。到1917年4月1日，英在美每周消费达7500万美元，且为冲抵总数高达4。9亿美元的证券缺口，英国已借款3。58亿美元。

因此，人们对于一场短暂性战争的预测停留在这一假设上：和平时期融资的正统观念将继续在战争年代盛行。经济分析学家虽然能够想象出现金耗尽的情况，但他们发现军需品用尽是更难以想象的。因为在战事中，能够主宰交战各方经济政策的，并非对于资金的管理，而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弹药短缺

1914年，欧洲实际上被军备竞赛所裹挟，自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加强军备，且在巴尔干战争中军心大振。加上随之而来的军界的高度调动，哪怕是和平年代，都可使这群期待一场长远的而非短暂的战争的人们的信念更为坚定。况且，就战争中的第一次主要经济危机而言，除由最初的资金调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性问题，这次危机并非融资问题而是生产问题。

1914—1915年的冬天，各国军队都面临弹药奇缺的窘境。大多数军队都增加了炮弹库存，他们认为至少足以进行3个月的战斗，在某些情况下足以进行6个月的战斗。但是弹药用完的速度远比他们预想的快。法国军队1914年9月中旬就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德国、英国和俄罗斯军队在10月底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弹药短缺的原因不在于战争的持续时间比预期长，而是因为其本质就是异样的。

弹药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堑壕战。如果在运动战中出现弹药紧缺，它往往是暂时性的——因为马拉动的供给，是跟不上战场上快速移动的部队的。一旦前线相对安定，工厂和炮台之间的运输线就安全了。如果枪支在堑壕战中缺少弹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运输问题，而是因为火力超过了生产率。并且固定位置使枪支可以确定更多目标。这不仅增加了弹药的消耗，而且还产生了对1914年装备的大多数野战炮弹的不同类型的弹药的需求。炮弹在向前发射时会在空气中四散成碎片，它是对付在空地上分散行进的步兵时首选的军需品，但是高爆弹药更适合攻击战壕的士兵。许多人急于将1914年战败归咎于缺乏高爆弹药，这样做只会鼓励他们一味地抱怨弹药短缺的情况，而非去寻求战术策略的解决方案，转而支持经济和工业解决方案。

经由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的转变，战时弹药需求和生产优先性急剧上升。1914—1915年，各国均追求能增加弹药产量的方法，这是工业重新定位的一个重大外部表现。比起落后的农业国家，更多的发达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转变，前者虽能召集大型军队，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来武装士兵。因此，英国经济在战争期间增长了10%，而奥斯曼帝国的下降幅度高达40%。仅鉴于战前弹药的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的需求，没有强国能够预料到从正常生产跨越到战时生产之际的混乱。尽管政治层面的变化因国而异，但从广义上来说，各国经济状况还是具有可比性的。战争一开始，三个问题立马显现了出来，即保护弹药原材料，劳动力需求和可用工厂供应。

造成原材料短缺的最直接原因是对手的入侵。法国于8月丢掉了其东北部领土，进而，其煤炭、铁矿石和钢铁产量大幅削减；且其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一直持续到1918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其中约一半是领土流失造成的。俄罗斯侵占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油田至1915年5月，而后者的原油总产量在战争期间下降了65％。同年夏天，俄罗斯撤离波兰之际，掠夺了其五分之一的煤炭产量和十分之一的铁矿石产量。更多的滞后效应源自堵塞封锁。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出口关闭，西部边境则成为战场，剩下的海上联络点，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之间则距离太远，而且俄罗斯铁路交通太差，无法维持其所需的进口物资需求。因此，1913—1917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早在1906年，因为害怕英国加入战争，德国海军一直强调鲁尔区是薄弱地带，进口原材料若遭到封锁将不堪一击。直到1914年8月，德国迅速行动，设立了由普鲁士战争部支持的原材料办公室，在此之前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该办公室实行集中配给制，其职能是对原材料进行中央调配。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总部和负责人）——德国家电品牌AEG的瓦尔特·拉特瑙，都是从一些大公司挖过来的。

因此，机构内资本主义思想盛行。事实上原材料的所有权也还是属于私营企业。这种矛盾不仅发生在德国，所有工业较为发达且依赖商人服务战争经济的交战国都是如此。而俄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工业化本身，并非战时生产的转变。俄国的工业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1915年6月，俄贸易和工业联合委员会号召全面发展工业，设立了战时工业中央委员会。到1916年，相比于1913年，俄国经济增长了21。6%。奥匈帝国却是与俄国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与其交战国皆不相同，奥匈帝国在战争开始前就做足了集权主义制度的立法工作：1912年紧急战争法允许国家接管与战争相关的经营活动，并要求其员工遵守军事法。一方面，企业资质看似被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内阁的内部矛盾，匈牙利不认同他们眼中的奥地利协议，拒绝与奥地利合作，国家的主管部门也四分五裂开来。尽管如此，到1916年关键生产指数还是比1913年要高，1917年又再次下跌，1918年彻底崩溃。

直到1917年，英国的海上运输一直非常强大。当时，令英国人担忧的是，如何去管理劳动力而非怎样获取原材料。在1915年6月，劳合·乔治成了军需大臣，他决定限制商业联盟的权力，尤其要限制工人罢工的权利。军火库的工人们在为强制生产卖力，而且他们不能随意更换工作，1915年中期，新军队招募军人时已经占据了军火行业劳动力的16%，以及化工和炸药行业劳动力的23。8%。维克斯发起了一项“授予工人勋章”政策，这样他们就不再背负这样的污名——没有制服就代表缺乏爱国主义情怀。“冲淡法”——在自动化过程中使用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能够补偿所损失的技术工作人员，但是这种方法受到贸易协会的强烈质疑，而且最终只是被看作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

在一些征兵的国家，这些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在法国，与劳合·乔治同样是激进派的艾伯特·托马斯于1915年5月安排一名初级部长负责军火库。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各处都想通过得到资本主义的资助来促进生产，而不是通过得到集体主义的支持。工人的权利是次要的。1915年8月颁布的一条法律中提出并设立了“军事工人”的概念。出于战争生产的需要，这些人不必参军了，但是这些不再参军的人由此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实际上也丧失了罢工的权利。在1916年早期，英国终于采用了征兵制——这就像是一个分配国家劳动力的工具，也像是为军队招募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