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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遭遇挑战 战争大后方的政治（第2页）

右翼的复活

战前欧洲的右翼政治与左翼政治同样花样繁多，支离破碎。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分歧。在除法国的所有国家，拥有土地且与军队有密切联系的保守贵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总的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都是右翼。行业协会和雇主联盟不断要求自由贸易或关税保护，各种团体要求保护财产权。代表这些右翼立场的政党往往一片混乱，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组成人员存在矛盾。例如，在德国，封建官僚主义法庭和军队大都由普鲁士贵族组成，他们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数量也很可观，原因是选举体系严重倾向于农业地区代表，而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phalia）的商人被边缘化了。在英国，虽然持续下滑的经济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日渐衰落，但他们在保守党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党在亚瑟·贝尔福时代的领导人于1911年被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驱逐。英国自由党对许多商人来说仍颇具吸引力。

贵族因为有众所周知的物质财富需要去保护，所以无论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然而，贵族却完全不是工业资本家最可争取的盟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英国商人发现自己因其贵族身份影响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力的排斥。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众政治中挑战左派一样引起焦虑。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诉求很坚定，这十分常见。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策略通常不厌其烦地被用于吸引下等中产阶级和农民而非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主义意味着全部就业的承诺，采取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且向可提供市场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扩张。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军备和军事扩张通常意味着税收，税收大部分又由富人们支付。福利意味着国家干预社会。对此，战前欧洲的工业巨头和贵族精英为了抵挡左派而做出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为了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尔·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工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税收政策。所以这种妥协十分脆弱。

这场战役是右翼重获主动权的机会。在德国，“泛德运动”日益声势浩大，与重工业以及武器制造商所援助的军国主义集团相关的运动尤其如此。泛德运动者们不久就抱怨说，支持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已经宣称站在爱国立场上有诸多好处，而这可能也会在某种情况下强加到他们头上。右派则让风险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定下了一系列扩张主义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社会主义者进行保卫祖国战争的观点丝毫都不相容。政治冲突持续加剧直到1914年堑壕战停止，东部前线运动战越来越缺少人力，战局也更加难以预测。到1916年中期，右派与陆军高级指挥部加紧发动全面战争以控制欧洲与殖民地区（指挥部由某些主要党派援助，包括民族自由主义者，目前，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他们战前寻求国际和平的愿望）。右派的政治主动权落入了高级指挥部手中，以东部前线的胜者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和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者意识到德国的工业与工人正遭受苦难，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所以他们开始不再支持战争贷款，甚至建议在与协约国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这场斗争在并不确定的国家首脑——也就是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与德皇之间激烈展开，二者都认识到泛德和平不可能实现，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式和平”明显的失败主义，不能满足与之相关联的宪法改革的需求。

很快就出现了宪政政治的完全崩溃。高级指挥部要求无限制潜艇战，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投入战争。在未能使协约国陷入困境之后，国会大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鲁登道夫威胁要辞去军事职务，因为他无法再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由于德国国会党拒绝支持总理，甚至反对军队，霍尔维格被解雇并被军队傀儡迈克尔斯取代。迈克尔斯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和天主教中心党之间，在国会大厦中试图达成有效的亲和平联盟。和平解决方案被勉强通过和真正忽视了。迈克尔斯的背后是军队，他在三个月内取代了赫尔丁伯爵，他不像贝特曼·霍尔维格或米卡艾丽丝一样能够回应国会大厦的要求或阻止它表达不同意见。1917年9月建立的德意志祖国党，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代表泛德的一切，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

1917年秋，对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运动而言，实际上恰处于其最为不振的时刻。尽管每次自由主义运动都以不同形式面对其强敌。在法国，继任的联合内阁遇到了军事失败以及群众暴乱。到1917年春止，法国发动了尼维尔攻势，这一举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各个群体都紧跟着参与了暴动。在尼维尔攻势前，也就是在1917年3月，白里安政府垮台；接着，里伯特政府首先以左翼姿态亮相，以期迎来和平，收复权力，并对战争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里伯特在8月末垮台，而潘勒维坚持抗争到1917年11月。那时，他的职务由乔治·克列孟梭继任，克列孟梭最终借由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合内阁的控制权而结束暴动。克列孟梭作为一个强势的劳工压迫者和自由主义的敌人，重振了其名声。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了，不过他确实残忍地对待其政敌，其政敌经历过逃亡，现在躺在牢房里，时日无多。克列孟梭的影响力，让他在战后的余生里仍然握有权力。这一影响力便是他有大众拥护，可以树立自己的言论权威，而这些支持也让他不可撼动。法国政治沦为支持抑或反对战争的一场争论，在这样的局势下，取胜的可能性极大地受到了影响。

劳合·乔治在英国的境遇与克列孟梭的情况十分相似。自1915年4月阿斯奎斯联盟建立以来，劳合·乔治担任军火部部长一职。虽然阿斯奎斯所主持的内阁由自由党掌控，但是政府赞同了扩大征兵与民间经济的必要性，这一举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党派和下议院中工党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保守党派的青睐。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阿斯奎斯或是他的自由党党员（除劳合·乔治）会真的投入战争中。最终，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下台，被劳合·乔治所领导的以保守党为主的联盟取代。劳合·乔治联盟扩展了对于经济以及社会的国家控制。劳合·乔治认为，他之所以能上台只是因为民意支持他反对下议院；1917年5月，他一直在为首相选举准备，这次他将会带领一支右翼亲战的自由党人士，与温和的保守党人士组成的联盟，反对反战分子的队伍，也就是阿斯奎斯——左翼自由党派以及工党。最终，劳合·乔治通过将反战主义与失败主义联系起来，成功地分裂了自由党。1918年1月，政府的战争目标发生了表面变化，变为旨在承认美国总统威尔逊敦促的“民主和平”，于是反战运动也就被此计谋消解了。虽然这使战争政策变得有些不同，但它还是承认反战运动是政治危险的。可与此同时，一份声明表示强劲的政策会克服“和平主义”。

劳合·乔治政府还面临来自右翼分子的另一种挑战，大多数参战国于1917年和1918年被占领。它们原以为稳操胜券的国家通过他们在战前所努力培养出的军力会在战后的经济大战中实现经济上的独裁，可是最后，这场“军事胜利”却令人不太满意。在英国，这意味着保守党中关税改革派的胜利，自由党自由贸易信条的逆转。在德国，这也是泛德意志主义的胜利，在法国，这代表着又一次地对大型企业的民族主义利益的鼓励。从与1916年巴黎经济会议的协定来看，这已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其在英国与法国得到自由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的一致接受，又对战前自由主义造成另一次冲击。

政治斗士们

我们已经见证了德国军事干涉对政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英国是传统意义上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其军事等级制度也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英国军事等级制度体现为保守党的政治宣传，饱含同情的新闻报道以及阿斯奎斯采取的军事政策。为了证实先前弹劾他的同僚是错的，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阿斯奎斯以壳牌公司丑闻事件为导火索，强烈谴责国内政客造成的军事失败。阿斯奎斯对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达达尼尔海峡惨败负有重要责任。海军上将费舍尔因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进攻计划而辞职。1915年底，国内政客威逼阿斯奎斯政府强制征兵并采用西部战线的策略。

劳合·乔治与大部分政治同僚意见不同，他坚持认为应该实行征兵制。他一直以来质疑英国军方的决策，索姆河战役后，最终失去了耐心。劳合·乔治当首相的首要目的就是阻止英国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和法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对无用的防线部署军队。1917年3月，曾经选举劳合·乔治上台的保守党政治联盟否决了其想解雇黑格的提议。劳合·乔治不得不接受黑格的佛兰德斯防线，这最终导致了帕斯尚尔战役。1918年2月罗伯逊由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身份遭到撤职，而黑格则侥幸留到一战结束。

劳合·乔治作为英国首相却迫于形势，不得已容忍违抗命令的将军，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英国。在意大利，卡多尔纳将军拒绝与政客讨论军事战略，并在1916年8月废除了战争区的政治官员。在1917年他还试图强迫时任内政部长的奥兰多下台，当然最终没得逞。在意大利输掉卡波雷托战役后，奥兰多成了首相，罢免了卡多尔纳并任命迪亚斯为新将军。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四次主要的军事领导人更替，约瑟夫·霞飞将军领导了1914年和1915年法国的大规模进攻，尽管当时的白里安政府强制他用相同的精力保卫凡尔登，他还是在1917年主张再次发动进攻，并因而被免职。随后，白里安政府被罗伯特·尼维尔上将所控制，但在1917年他所发动的春季会战使法军士气大伤。上将亨利·菲利浦·贝当重新集结了军队，但由于人心涣散，战略失误，很快就在1918年3月被斐迪南·福煦所取代。福煦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期间，指挥英、法、美、比军队挫败德国的五次进攻，捍卫了自己的声誉。像英国的上将一样，法国上将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夺取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操控社会媒体和舆论、形成自己的议会体系，并在人民怀疑的目光中捍卫了自己军事洞察力的权威性。

国家和民间社会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工业遭到大规模破坏、女性角色发生迅速而巨大的转变、社会渐趋动**、阶层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扩张，这些扩张以牺牲公民的隐私和独立为代价。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在不同国家，这个扩张过程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方向却一致，主要的受害者是战前的自由秩序。

战争的必然结果是反对国家力量的人权的中断，在英国，首次提出的强制征兵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欧洲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有义务兵役的存在，此种现象令人费解。长期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监督机器的发展。沙皇俄国的政治警察作为俄国政治系统中的一部分被人熟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国军事情报工作者往往不为人知，他们通过战争发现像罗曼·罗兰一样杰出的反战知识分子，还有英国特勤局的警察们，他们的关注点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到商场的服务员再后来到内心不满的退役军人。从这些人到左翼组织和工人运动机器只是一小步，这是战争之间的特点。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不同且依然重要的部分是税收。战争增加了公共支出，这些支出多为军需品和军队支出，他们受到税收资助，税收在每个地方都使人不悦。而且税收的必要支出比大多数公民所认为的要少得多。通过提高战争贷款，或通过印钞和引发通货膨胀这些手段几乎是普遍现象。但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共支出形式，对战后整个欧洲高消费政府的维持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支付形式的转变：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要么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很大，要么是因为他们构成政治威胁。失业津贴和公共住房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这种隐晦的额外税收以及它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中造成的扭曲。

欧洲国家从战争中学习到怎样干涉私人行为，至少干涉了工人阶级的私人行为。英国政府确保士兵的妻子得到一份异地津贴，条件是必须忠于她们的丈夫，并细心照顾抚养他们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收紧了已经很苛刻的重大国策，方法是禁止控制生育。

总体来说，这些转变使国家向更加注重道德转变，而在战争之前这些只是由中产阶级的慈善志愿组织来完成，例如英国的慈善组织和法国的天主教堂。

最终，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被永久地模糊掉了，但界限也可能因为战争工业关系的改变而更加清晰，除了德国，战前的福利系统主要基于工会组织的兴起，这种组织是自发的，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在战争前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使这一整体融入国家福利系统。例如英国1911年就通过了国家保险法案，以及其他许多力图阻止工会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产生了许多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工会与工厂主就福利也难达成一致，工业的买卖双方最想做的就是不让国家干预，尽管有些工厂主想拉拢国家来承受弹性成本，而工会领袖意识到他们双方的社会成员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国家、工会和工厂主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国家起着控制工会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这就是战争前自由国家的特点。

而在战争期间，正如我们所见，各国政府都迫使工会和工厂主加入了战争。政府不仅依靠工会的官方合作，还得到了工厂主们的个人支持，其中不乏商业巨头，比如掌握德国军工生产的沃尔特·拉兹诺以及曾在英国政府大有作为的铁路大亨埃里克·格迪。除此之外，各个工厂主协会也大大帮助了政府处理复杂的平民争斗。此时在英国，一些大型组织也在悄然兴起，其中就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FBI），其规模可比肩德国中央工业协会以及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的大型商业团体。无论是工厂主协会还是大型商业组织，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认可。它们的立场与贸易协会相同——认为与政府合作是有利的，同时还担心背叛政府会失去成员的支持。贸易协会十分希望进行经济战争，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听取了贸易协会的意见，并尝试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贸易协会谈判以扩大双方合作的好处。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合作最终使得私人利益与国家行为相互交织和渗透。

将政府、工厂主和工会联合在一个共同框架中的努力，在德国工会和工厂主之间曾相当短暂地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这些协议预示着战后的德国政府将接受经济政策通过三方协议来制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1924年的大通货膨胀。在英国，同样的努力是：1919年的全国工业会议，由总理提出了工会大会和联邦调查局接受的一些建议。但在英国，联邦调查局主要是关注贸易政策和关税；全国工厂主联合会主要关注工资谈判，最终并没有长期合作。尽管如此，工会和贸易以及与政府单独谈判的雇主和协会的做法，在法国和英国比战前更加安全，这代表了一种在战前自由国家中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新形式的政治行动。

自由主义的失败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政治制度忽左忽右的极端化，这对世界各地的战前自由派和中左派都是一个打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左翼会在战败的国家中占上风。暴力革命推翻了德国和俄罗斯的君主政权，奥斯曼苏丹国屈服于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起义。因此，战争的集体记忆经常反映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格言中，即战争是“革命之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战胜国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必然性了。英、法两国的政权一直保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政治力量大大加强。而意大利则对残破的和平做出了反应——完全清除了左翼势力，转变为右翼权威政体。甚至连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打算坚持其有些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也同样伴随着猛烈的右翼运动。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政治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时还会有更多群众参与进来，但不能简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进步”、左派运动或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但在大战中消失的自由主义，不仅是20世纪初期政治的温和中心。不论战后地区是选择了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对社会都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成了不同的政治实体。即使是左派也搁置了国际主义。因为政府在战争期间对经济与社会采取的责任方式与1914年之前大有不同，所以政治冲突更明显地直接集中于阶级利益和经济政策方面。在战争的重重压力之下，国家权力变得活跃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公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革命之母”同样孕育了作用，使战前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社会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