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八章 美国参战及其影响（第1页）

第十八章美国参战及其影响

大卫·查斯克

决定参战

美国不愿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基本没准备与强大的欧洲军队联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竭力避免使美国成为交战国，而且试图协调战争矛盾。这种惊人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美国最终加入协约国后，威尔逊总统也确实朝着与孤立主义相反的方向走了，得益于此，他可以对其他陷入战争中的国家做出战后安排。

美国长期对外政策的趋势使美国与其他反对同盟国的国家逐渐组成联盟，这种趋势最终使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在战前，英美友好协约已经形成。同时，美德之间也处于一种微妙的敌对状态。在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以及国际平衡完全被打破之后，这些政治变化反映了美国利益所在之处的变动。与英国和其他海岛国家相似，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是要阻止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称霸欧亚。过度集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整个或大部分欧亚地区，那么将会对整个新世界形成安全威胁，北美地区尤其严重。如果这种惨剧发生，那么美国政府的民主理念——“民有、民治、民享”将会破灭。而关于美国民主模式将会渗透全球的通常假设也将不会发生。

在美国中立的那段时间（1914年8月—1917年4月），很多事件大大加速了各国对于组建国际联盟的想法，这是一个反霸权主义的联盟。德国针对外海域非战斗人员和中立商业活动所发动的潜艇战，就意味着开始了对协约国的侵略。1917年2月1日的海上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完全变成了不受控制的潜艇战，这是对传统意义上中立国权力的滥用。这时，公众也不得不认为美国势必要站在协约国这边了，尽管他们很不情愿。

对此现象，威尔逊强烈反对：在向国会提出要对敌方宣战之前，他犹豫了整整两个月。他花费了两年多，竭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交战双方之间的和事佬，希望在美国未参与作战的情况下平息这场战争。然而，这个想法还是破灭了，因为在1915—1916年间，不管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愿接受调解，相反，随着战争步伐的前进，双方的对峙更加尖锐，都希望赢得这场战争。

威尔逊希望美国可以调解这场战争的想法，在一开始是借助一种秘密的外交手段实施的。然而，在1916年12月，他为了要通过谈判而达到和解，让交战国陈述战争的目的，这也让他之前的想法公之于众。但是，交战双方的回答都不尽如人意。德国表示，大规模的潜艇战就是为了让美国的想法破灭。此时的威尔逊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无路可走。他要不就选择代表协约国参与作战，要不就退回被动的中立状态。

最终，他选择了参战。因为他希望逼迫国际上可以接受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国际秩序，这是唯一的办法。对威尔逊来说，他不仅是要和解这场战争，在他心中，已经对未来的国际社会构想了宏大的蓝图。威尔逊式的伟大设想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期盼，更反映出他们对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想法，特别是在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价值观。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中，他都发现了致命的缺陷。在抉择站在哪一方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了国家本身对亚欧地区扩张势力内在所固有的反抗。战争尾声时，他希望可以让双方止步于此，因为交战各国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他对未来规划进程的核心内容。

威尔逊更喜欢以两个方面为基础解决问题，一个方面是在国家自决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领土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公共安全基础上建立国际联盟。联盟中应该有议会，负责维持和平，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议会中的各种机构反映了国家为所有人民构建一个和平与繁荣未来的构想，议会也通过这些机构支持所有形式的国际改革。这种方案不承认同盟国们已经相互制定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主要处理战后的领土划分问题，通常忽视了民族自决。

尽管威尔逊在同意进行武装干涉前寻求各种办法以避免战争，但他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参战决定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和平和解，只有1917年1月22日的“无胜利的和平”声明，才能给全人类——包括那些受到欧洲殖民者统治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稳定与机遇。他也曾在自己的伟大演讲中向公众描述过这样的和解。协约国成员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威尔逊想要改革协约各国中的联合形式和敌对阵营，这反映出了一种古老的美国信念，即衰微的旧世界和崭新的新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新世界终将取代旧世界。

海上的美国

困难在于军事和海军力量不足。美国没有为一场大战做好准备，因为威尔逊没有预料到参战。他的思想停留在调解上。到1916年，他认识到未能强硬调解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他需要足够的力量来支持他野心勃勃的外交。在这个时刻，他成了“准备”的信奉者。1916年的国会立法通过了“首屈一指”的海军计划和陆军扩军，但在这一变化巨大的国家安全政策可能产生影响之前就进行了干预。

美国怎么协助新的“伙伴”（associates）呢？【威尔逊从未使用过“盟友”（allies）一词，以表达对纠缠不清的国家结盟的憎恶】。它可以延长贷款，为协约国国内战线和武装部队提供急需的物资。它也可以立即给予海军支援，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准备采取行动。问题层出不穷。军队只有13万名常备军和7万名国民卫队。佩顿·康韦·马奇将军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就法国作战而言，这支部队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它几乎不足以组建一支针对（国内）紧急情况的警察部队。

德国领导层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他们认为美国在协约国军队被迫投降之前无法改变什么，德国采取了激进的海上战略，发布了海上商业禁令，因为他们认为军事上无法强迫法国做出决定。尽管德国几乎击败了俄国，但在海军赢得战争之前，它现在将处于守势。

目前，威尔逊避免与盟友讨论战后安排，因为他知道这种交流可能会激发不信任。他打算在美国为联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后，再重新恢复有关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和国际改革的外交运动。他给他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写信说：“英格兰和法国对和平的看法在各方面都不一样……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强迫他们采用我们的理念，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将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现在不能强迫他们，因为任何企图为他们辩解或是提及我们共同意志的话题都会带来分歧，这些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并影响整件事情的效果。”

在调停战争的前几个月里，美国做出了一项基本决策，即从此之后调动军事资源。维持英国和法国财务现状的举措得到了认同。而且，美国决定接受同盟国的海军战略，该做法进一步牵制了德国水面舰队以及同盟国的经济封锁政策。U型潜艇的攻击力危及了这些目标的安全。

首要且刻不容缓的做法就是要派遣美国反潜机，尤其是要派遣驱逐舰来帮助对抗海底威胁。短暂的犹豫之后，根据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陈述，暂停了1916年海军建设规划，该规划规模宏大，旨在建立一支能够获取制海权的“平衡舰队”。该项极端举措是一项不合时宜的海军战略举措。美国制船厂不建主力舰，反而建造反潜舰和商船。一支拥有6只驱逐舰的舰队即刻前往爱尔兰昆士顿，那里在进行一场由英国海军上将指挥的军事活动。其他战舰在闲置之时前往那里。一支美国燃煤战列舰舰队于1918年加入了英国大舰队，该舰队是唯一与反潜战争完全不同的舰队。

被派往伦敦的海军上将威廉·西姆斯强烈支持英国反潜增援的请求。尽管西姆斯对英国观点的支持引起了海军部门的不满，在海军部门，对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直以来的抗拒仍然存在，他的建议通常获得批准。没有其他选择，尽管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威廉·本森和其他人不愿意推迟马汉的建造舰队的计划，但他们认为战后需要能够对任何欧亚舰队作战的海军，包括英国和日本的。如有必要，建造舰队的计划可以在以后恢复。

一些争议阻碍了海军合作。海军部门坚持认为联盟应对潜艇和潜艇基地采取“进攻性”措施。护航队似乎仅是一种防御策略。这种态度导致了美国对在扼流点铺设水雷行动的广泛支持，潜艇必须通过该点抵达公海。这样的位置在挪威和苏格兰之间。1918年，美国率先大规模铺设水雷，以封锁北海出口。像多佛尔海峡和奥特朗托海峡的其他此类行动一样，这项措施失败了。护航系统决定了海底战争，其中包含U型艇，足以保持必要的通信。

另一场海上争端发生于1918年，当时美国开始向欧洲派遣许多运输部队。英国人不想削弱商船队的护送队。美国人自然希望为他们的士兵提供可靠的保护。幸运的是，联盟保留了足够的船只来护送商船和部队运输。美国空军运输船在去往欧洲的途中沉没。虽然商船吨位的损失在整个1918年一直有，但数量明显减少。

美国军队

大陆战略暴露了许多问题，因为军队规模太小。国家将如何动员其军队？它会在哪里战斗？如何战斗？将人力快速送到战场的一种可能方法是，派遣在军团或师中形成的作战部队去往经验丰富的协约国指挥人员的指挥下运作，利用盟军后勤系统维持这些“合并”单位。美国一直反对将美国人送到像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等“次级战场”的提议。美国的准备工作设想了一个“西方战略”，战争部门从未偏离过这样的观点，即集中精力使法国取得胜利将对战争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派遣到美国的盟军任务提出了在西部战线上合并作战的可能性，但它被立即拒绝了。它将有损民族自豪感，美国军方自然会反对它，而更愿意在自己的国旗下服役。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考虑因素：合并可能会破坏战后威尔逊主义外交倡议的支持度。

美国没有利用其兵力来补充法国和英国的缺口，而是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在自己的旗帜下作战，由自己的军官指挥和配备，通过一个独立的后勤组织提供供给，并在其自己的西部地区作战。成立后，这支军队将发起决定性的攻击并保证战后政治目标的实现。约翰·J。潘兴将军带着这种想法去往法国，战争部门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战争部长牛顿·贝克表达了最重要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美国军队的独立性和认同感，这样他们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执行者。”

潘兴享有一定免受民间干涉的自主权，这在军事历史上极为罕见。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战争部将自己视为潘兴将军在法国下属的分支，由此对动员进行大规模指挥。任职至1918年的军队参谋长达斯科·布利斯将军将自己看作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长的“副手”。布利斯的继任者佩顿·马奇将军曾试图重新夺回战区军队的控制权，但潘兴保留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虽然总统掌管政策，以确保专业军事决策与其宏观政治目标方向一致。军令安排并未影响民用控制，因为潘兴并未试图影响基本政策和战略。他专注于训练和行动，强调彻头彻尾的独立军创建工作。

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一支军队直到1919年，也许是1920年才开始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的方案意味着联军在极度缺乏军事援助时必须忍耐，等到美国远征军已经充分征募完毕、武装齐全、训练结束并运往西线为止。考虑到战斗时庞大的需求，1917年时无人能确定联军是否能坚持到从美国作战行动中获益那一天。威尔逊总统的新型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以权宜之计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