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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记忆与这场伟大的战争（第1页）

第二十四章记忆与这场伟大的战争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你好好躺着，伙计，”我对他说，“你很快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点困惑，就这么死去了。

——弗雷德里克·曼宁《中产阶级的财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20世纪，甚至绵延至今。它一直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类的精神，也引发了悲痛者们的朝圣和纪念活动。一战过去后近百年，每晚当《安息号》的吟诵声在伊普尔的门宁门纪念馆响起时，人们依旧会哭泣。我们多希望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我们一想起战争，便联想到青年、天真与理想的消亡。理所当然地，我们会认为1914年之前的世界更美好、更幸福。许多人在19世纪末不断地对未来进行预测，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划分点，并且带给人类无数次震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是带给人们最大震撼的一个事件。根据众多历史记载，一战的爆发就像开启了一个大门，我们从此走入了一个充满怀疑、愤怒和不满的世纪。

无论是最初的狂欢还是过后的沮丧，这些过激的情绪都被视为极端主义政治的序曲，这种政治在欧洲战后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型作战武器的无情杀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肆虐的暴行和大屠杀做了铺垫，它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攻击则反映着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讽刺的美学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一战，巨蟒剧团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这场战争所释放出的一股强大势力，是我们迄今为止都无法遏制的。“主啊，请与我们同在，永志不忘——永志不忘!”可是，吉卜林先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要如何忘记？

围绕战争爆发出来的热情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社会和精神体验，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明白。鲁珀特·布鲁克写道：“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分子们，以及有文化的群众——包括教师、学生、艺术家、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甚至是工人，他们有炽热的灵魂兼有铁一般的拳头——都志愿参与其中。学校长椅和教堂长椅都空了。曾经参过军的人也加入了祖国前线的斗争。

那些印在纸张上的文字，从未像那时一样传播得那么快过，在壕沟中、在国内，也在七大洋中流传。柏林的批判家尤利乌斯·巴卜估计，在1914年8月，德国的诗人们每天要写5000首诗。在托马斯·曼的想象中，他爱国的诗意灵魂在火焰中燃烧。在无线电和电视出现之前，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学之战。每个人都在书写它，为它记录。

毫不奇怪，一战很快变为了一场文化之战。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不管是在历史还是法律上，德国就是野蛮进攻的代表，残酷就是德国人的本质。而对德国而言，英国代表了一种商人钻营的精神，法国则强调外在形式，这对一个英雄国家来说是令人厌恶的。“背叛”是英国人的名字，而“伪善”则是法国的代名词。

一场中产阶级的战争

但这场战争也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受过教育的阶层广泛参与其中，助推了西线战事的形成，而该战事则体现了这些阶级的意志与理想。堑壕战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战争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来看，堑壕战的发明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一项伟大成就，其代表着中产阶级的决心、毅力、责任与勇气——而这些正是他们最为珍视的特点与品质。

为君殁叹息，

侠情随君去。

战事久败北，

惜君已长眠。

这首诗选自温彻斯特公学于1917年6月发行的校刊《威科姆人》。不仅唤起了人们岁月流逝的感伤之情，而且还唤起了一种文化危机的意识。

法国资本家瑞内·约翰内特曾坚称：“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一项成就。”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看也是一项成就。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将西线战争称为“一场爱的战争”。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间的相亲相爱。“我那美好可爱且安全的世界在一阵猛烈的爱的催化下而分崩离析”。菲茨杰拉德所说的“可爱且安全的世界”是帝国的一个宏大构想，也是帝国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想。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世界，一个有着信仰的世界，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世界，一个万物休戚相关的世界。历史是进步的代名词。

起初是贺拉斯提出了这一理念——为国捐躯，美哉!宜哉!——尔后所有的文法学校、国立高等学校和欧洲的大学预科班都开始传授这一理念，是刻板教条（即英国人所谓的底线）造就了这种理念。消耗战摧毁了旧贵族和欧洲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1000万人将因此而丧生，2000万人将会因此而伤残。在前线上，军官的伤亡率是最高的，因为他们被要求要以身作则，而对于那些被迫离开其自由职业——如教师、律师——成为战士的士兵来说，伤亡更是必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存活几周而不被杀害甚至不受伤的可能性相当小。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子嗣更倾向于成为有德行操守的领导，而政治权威则被切分、损害、碎作一地：如同阿斯奎斯、贝特曼·霍尔维格、莫罗·内拉顿以及罗斯福家族。同样，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在颠沛流离中丧生：如弗朗兹·马尔克、翁贝托·薄邱尼、奥古斯特·马科、亨利·戈迪耶·布尔泽斯卡、阿兰·傅尼埃、艾萨克·罗森伯格、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爱德华·托马斯、夏尔·佩吉以及威尔弗雷德·欧文。因为一战埋葬了大量的天赋和传统，所以一场激烈的二次战争无可避免，包括政治、社会、道德在内，这些社会文明的基础将得到重新审视。

语言与战争

随着战争的爆发，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的庆祝浪潮，在这些浪潮退去之后，人们开始对社会进行重新审视。起初时这一进程非常缓慢，也很谨慎。在战争期间，人们只有必要时才会这样做，而且基本上都是私人行为。1916年，亨利·巴比塞确实出版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炮火》，谴责这场战争。但最初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而非他对战争的谴责。受到巴比塞影响的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试图对战争发表公开抗议，但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拉回到战争前线。同样，在中立的苏黎世，达达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特里斯唐·查拉、理查德·胡森贝克、雨果·鲍尔，以及其他流亡者一起，开始模仿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最初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各种基本问题：理性、荣誉、责任、爱国主义、美丽、阶级、爱情、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权威。

在这些质疑中，语言的完整性似乎首先遭到了破坏。当情况紧迫、现实情况又不可预测时，文字似乎非常遥远，而句法也似乎完全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特里斯唐·查拉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写诗的文章，他写道：将报纸上的文字剪下来装进袋子里，摇晃这个袋子，然后一个一个地剔除掉里面的文字——那就是一首诗了!约翰·梅斯菲尔德说，写诗需要为烂泥想出一个新词；路易斯·迈雷特说，写诗需要为“死亡”想出一个新词；比弗利·尼克尔斯说，写诗需要为“战争”想出一个新词。美国作家海明威总结道：“只有地名还有其尊严。”他在一战中曾到达过意大利前线。

由于无法想象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现实，参加过一战的士兵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拥有了一个秘密。查尔斯·卡林顿表示：“这个秘密，永远无法传达与人。”如果语言都不稳定，那么人还要如何进行交流？社会契约还剩下什么？法律和权威又会如何？旧的思想轻而易举地变得无效，就如同被扎破的轮胎。奥斯伯特·希特维尔说：“‘英雄们’变成了‘讨厌的人’。”而当这种表达的危机在下一场战争中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道“无言即是快乐”。

大多数的战斗人员直到最后都记得他们社会所宣扬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艾萨克·罗森伯格称其为“二手习语”。当奄奄一息的士兵们还在喃喃着的婴儿时期就已经耳熟能详的祈祷语“神圣的耶稣，慈悲为怀”，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还是件“大好事”，至少他们在家信中是这样写的。战争参战国利用大众教育和其他国家机构大力宣扬某些价值观和设想，而战争也是在这些价值观和设想的基础上打响的。除了俄国，四年多来旧的价值观在各国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怀疑的种子却已经种下了。

在一些战败国的文化中，这种语言表达的危机更为凸显，尤其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样没能分得应得胜利品的国家。在这些社会中，战争经历带来的神秘暗示比缜密的思维更加重要。于是这场战争就具有了其精神实质，而非理性实质。很多从一开始就参战的德国人称，战争是一个有关“精神解放”的问题。当以这种逻辑面对失败时，对战争经历的庆祝，就要远胜于对战争目的和结果的庆祝。这种情况下，谚语“饥寒起盗心”便成了行为的指南。

战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