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章 经济总动员 金钱军需和机器（第2页）

第三个问题——工厂问题使所有的大国都感到苦恼。战前，大多数常规的军火订单是由政府军火工厂处理的。在和平时期，私人企业的工作仅限于建设一些军舰（在1914—1915年需求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军舰生产能力过剩）或者满足一些具体但通常是短期的需求。为了防止工厂无所事事，军火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或者寻求出口市场。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是在和平时期让工厂的订单维持在战时的水平。

因此，一旦交战国向私人工厂求购大规模枪炮弹药，军火商则难以在短时期内大量供应。许多军火商同样担心：建筑新工厂、获得新型机械会使各国在战后生产过剩，因此会导致实质上的劳动力分流。许多军火商——包括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耐德—克雷索、奥地利和匈牙利共属的斯柯达、英国的威格士—都致力于市场最复杂的一端。这些军火商研制重型火炮，而研制这些火炮又需要精密的策划和专用的高端机械工具。研制其他武器则需要重新规划，因此一些没有背景的军火商则会迅速投入其中。

堑壕战促使了古老的技术及围攻战中所用的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改进，这二者都不是复杂的设备，且都是用新公司的方法进行武器生产的绘制。在俄罗斯，费伯奇就不再将宝石镶嵌在手榴弹上。子弹供应商都遭到整减了。德国和法国的子弹都是用铸铁制造而成，而非使用复合钢铁材料，因此，工厂不配有车床和磨具，而是使用水压机。正因如此，汽车制造商像路易·雷诺，就能够进军军火行业。但是加工过程不能改变子弹头的形状，雷诺的子弹必须做成两部分，故得名“双头集团”。

短期内提升产量的后果就是质量下降。人们降低了各种检查标准，所以新型炮弹的表现不敌旧式炮弹。法国在1915年因为炮弹早爆而损失了600架野战炮。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发射的炮弹有30%在轰炸伊始就变成了破铜烂铁。直到1916年以后，产量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固有缺点——检查水准下降、低质工厂并入、技术工人水平降低才被克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各个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阵营的国家，炮弹的质量上乘，且产量充足。

物资之战

从1914—1916年，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都在艰难维持着某种意义上的原地踏步。在开战前，他们要保证能够组建大量军队。因此他们国家的很多生产力都投入军备建设中，不同的大型兵工厂已经差别很大。比如法国就致力于生产75毫米口径的枪炮和弹药，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大炮的生产。但是英国没有投入大规模的兵力参战，英军的军需供应风险较低，因为产量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弹药替换与补充的问题。用军备术语来说就是受到现有技术的限制较少。此外，服务已经开始依赖于技术的主导地位——在海军，技术是一种保持其至高地位的工具；在陆军，技术可以弥补殖民地管理的人数劣势：在1904年，英国是第一个将机械枪支分发标准化的国家；1905年，英国带头发起了战舰革命；所以在1915年，英国一直探寻技术的边界并且利用技术来补充甚至是替代劳动力，它的一个成果就是坦克的发展。而更为意义重大的变化是调整了生产次序，即生产重型炮而非野战炮，且设立的目标超越了英国的劳动生产能力。英国希望在1917年把工业实力应用于战场上，从而赢得战争。在这件事上，协约国考虑把时间表推进到1916年7月，但这对于兵工厂来说时间太紧，没办法完全达标，而且其运用过程中的特点尚待解决。再者，法国军队在凡尔登的战斗意味着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参与更多。所以，英国直到1917和1918年才获得其大炮优势所带来的全部益处。

到1916年，英国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法国在战时经济的控制与集中化方面，达到了可观的程度。但是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依然反对任何类似社团主义的政策。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影响的挑战：在某些观察者看来，英国的火炮击垮了德国的军队，其传统观念即使没有粉碎，也松懈了不少。德国人用了一个新词——“物资大战”来描述他们眼中的战争。

总参谋部新长官汉丁伯格首次在西方前线参战，他的观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1916年8月31日，汉丁伯格推出了他所谓的“一号项目”，即到1917年5月，军需品供应翻倍，机关枪和火炮的产量翻三番。这一项目产生的影响巨大，其目的与战争部早先的目的大同小异，并且一定会产生重合。子弹火药的产量决定了德国枪支的生产速度；1914年德国的化学工业依赖进口的棉花、樟脑、黄铁矿以及硝石，因此，德国发展替代工艺弥补工业的不足，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制造火药，有再多的枪也没有用。

再者，汉丁伯格的项目将军事工业从整个经济体系中孤立出来——尽管1916年的事实已经说明二者不可分割。这也是官僚主义困惑的反映，对总参谋部来说，军用物资的需求无可非议；而利用并不坦诚的方式与工业供应商勾结，并缺少战争部的参与，这一做法并不可取。1916年10月，最高总部计划创建一项新的经济指令，使其受总部控制，并独立于战争部。最后，新的职能部门“战争办公室”成立，它包含在已有的战争部框架中，但重复了战争部的许多职能。

真正触发工业与现有战争部之间冲突的，是对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业部门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管理德国的劳动力。而战争部对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更为敏感——不仅考虑到战争需要人参军，也需要考虑到确保工人权利的问题。汉丁伯格方案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其成就依赖于从军队中释放技术工人。工业化的战争需要一条能够总体上满足军队、工业以及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力政策。因此，这种构想才是真正的社团主义，它推动了战争办公室《附属服务法》的颁布，这一法律由帝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德国对所有17～60岁男性征兵；同时德国通过了强制征兵的死亡条约，也接受工会作为工人管理中的角色。

从狭隘的层面来看，这两项措施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是在奥匈帝国紧急战争法案之后出台的，同时也是在英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8个月之后出台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1915年3月，英国工会坚持认为兵工厂权利的丧失会对雇主及利润形成限制。因此，战争军火法对军火公司的利润设置了上限，并在1915年9月针对从事其他活动的企业出台了超额利润税。意大利、奥匈帝国及法国分别在11月、4月及7月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英国税法还不够完善，澳大利亚和法国企业将纳税时效推迟到战后：1914—1917年间，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利润达到了610万法郎，但纳税金额只有6万法郎。而德国，尽管是在1915年底出台了战争利润税，但政府对逃税做了严厉警告。所以在此以后，公司就通过转移财产或者通过获得政府战争贷款的行为来逃避缴税。公司给运费定价，所以国家（作为主要的消费者）成了主要的纳税人，工会认为，税务应得到加强，将其作为他们辅助服务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但结果失败了。陆军部第一任部长——威廉·格勒纳在1917年用了一条相似的措施，结果遭到撤职。1916年，戴姆勒汽车公司得到了35%的分红，同时在战争的前三年，最成功的钢铁和矿业公司的利润翻了三番。

当时有人认为——而且之后也有人认为，利润动机是调动产业为战争做出努力的最佳方法。但是如果高利润伴随着生产力下降的话，这种观点可能就不适用了。德国产业对工人的重视反映了其信仰，即工人是确定性生产的关键性投入。但是对人力的重视让德国产业忽视了机械装置。一战期间，自动化程度出现下降而不是提高：1917年7月戴姆勒汽车公司每台机器平均雇用1。8人；而在1918年秋，每台机器工人的数量为2。4人。

这些数字表明，产业从人类大军中挑选劳动力的能力正在丧失。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中欧这片土地上工人劳动力的衰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健壮的人被带去服兵役，工人发现自己生产率在下降而工作时间却在增加。1916年，奥匈帝国每位鼓风炉工人的钢铁产量为365吨，而1917年为225吨。从1914—1916年，俄国顿涅茨盆地工人的年均生产量从146吨下降到122吨，铁的人均生产量也从347吨下降到202吨。

机械与人力

因此，在战争的后半期，资源流动中最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机械与人力的权衡。如果自动化武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坦克，以及最重要的大炮可以让军械代替人力，那么军队中就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此可提高武器弹药的产量。因此，前线的火力与人力的配比将会提高；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也会不降反升。

在此，有理论方法来解决长期以来的工业化战争难题。在战争初期，每个营都会配备两把机枪——这在所有军队中都是标准装备。在1918年3月，德国每个师有9个营，每个师都配备54把机枪以及144把自动步枪；法国军队每个师则配备72把机枪以及216把自动步枪。英国军队每个师配备64把机枪以及192把轻机枪，并忍痛割爱，将每个师中原有的12个营压缩到9个营，由此立即提高了英国武器与兵力的配比。至于8月英国对亚眠的袭击，英国的每个营都配备30把轻机枪、8台迫击炮以及16个枪榴弹——仅供500名士兵使用，并且在每个师之前还有6辆坦克。而对比1916年，英国每个营包含1000名士兵，一个师也仅配备4把轻机枪和一两台迫击炮。

在1917年末，驻法英国军队预测，到1918年3月，其军队士兵数量将少于25万人；但是内阁人力委员会则表示，军械冲模工人所需数量少于造船、造飞机以及造坦克工人的数量。在德国，仅兴登堡计划就减少了100万士兵。1916年9月—1917年6月中旬，免服兵役的工人数量从120万上升至190万，而到1918年1月，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30万。

做出这些决定旨在让协约国的军队更有利于管理。当1918年3月德国发动袭击时，英国得到了法国的援助，军力得以加强，并且英国也得到了美国的及时援助；此外，他们还从帝国中获得了巨量人力方面的收益。但是德国缺少这样的资源。到1917年2月，德国军械数量达到峰值，其炮的数量为7130；到1917年12月，炮的数量降至6353，而到1918年11月，炮的数量则降至5000。这种下降趋势必然会发生——这反映出德国军队缺少人力（和车马）。当1918年10月德国军队溃败之时，让德国最高司令部哀叹的不是枪支弹药，而是人力。

在决定战场表现和工业生产关系的因素中，人力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最终，同盟国成员也无法逃避，因为原材料短缺的情况在战争爆发之时就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体上来讲，前线的人们没有直接察觉到这些限制——主要是因为战争经济优先考虑武装部队的需求。到1918年为止，最为明显的现象出现在交通运输领域。1917年，由于缺乏劳动力，德国的煤炭产量下降。在劳动力从军队中释放出来之时，煤炭的可利用性加重了人们在轨道车辆和铁路方面持续投资不足的影响。拒绝海上运输、拒绝通过征服来扩张领土的做法，加重了铁路网所能承担的负荷。1914年以前，作为煤炭净进口国的奥匈帝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甚至更加无力。到1918年为止，奥匈帝国的煤炭需求量远远超过了其供给量的27%。随着战争结束，同盟国成员基本上停止了运输：煤炭运输取决于铁路体系，而铁路体系自身正在消耗生产着的煤。

美国参战

封锁效应在创造这些特定资源限制中充其量起间接作用。其重点不是狭义的禁运品——军火和生产工具——而是粮食。落后的国家在用尽军火之前就消耗完了。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尤为突出，因为奥匈帝国抢占了乌克兰的粮食储备，而这些粮食本来是德国预留给本国人口的。但是，他们对同盟国为应对食物短缺所采取的行政安排感到困惑，他们至少确信，那些对于战争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前线士兵和国内重工业的工人有优先权。因此，封锁效应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对于军事工业最不重要的人。而且，在协约国金融家的眼中，经济战意外起了决定性作用。

1916年11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部给成员银行提出这样的建议：反对购买外国国债，提醒私人投资者审慎精选外国投资的对象。盟国股票因此价格暴跌，10亿美元一个星期以后从股票交易所蒸发掉了。美国经济对盟国所订购的燃料的依赖性远远高于本土，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协约国的最终胜利。除此之外，协约国依赖美国的货币市场，以便它获得产业潜力，这样的依赖性，创造了一种杠杆。使用这个杠杆，美国可以充当和平会谈时的中间人。

1916—1917年的冬天，英国运送3亿美元的黄金支持纽约银行的汇率，控制从美国出口的货品成本；同时，英国也积累了纽约银行近3。58亿美元的债款。但是英国并不慌张。双方经济力量是相互影响的，美国目前也不希望协约国失败。

这也是柏林的打算。从德国方面来看，虽然美国保持中立，但是在经济框架内成了隐蔽的“交战国”。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17年2月决定采取自己的形式的经济战——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实际上，英国无法知道它如何能够继续为4月以后的战争付出代价。德国知道英国的金融困境，但在战争努力中却低估了金钱的重要性，以至于无法理解其潜在的决定性影响。

在最后两年的战争中，最令英国担心的资源限制是货币。协约国在伦敦所欠债务，抵消了英国对美国的债务。但俄罗斯看起来很可能违约，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财政上的严格性。当无限制U型潜艇使美国加入战争时，英国财政部集体松了一口气。此外，美国参战加强和巩固了对德国的封锁，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摆脱了对中立观点的担忧。

与英国经济一样，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也增长了10%。此外，俄国退出战争意味着协约国中的人均产出现在首次超过同盟国的产出。到1918年，协约国在所有关键指标——人口、领土和产出方面，相对敌人都有领先优势。尽管如此，任何对战争经济的分析都不应该仅仅因为美国对盟国投了很大的一笔，就认为协约国注定会胜利。首先，1917年4月之后的美国财政援助虽然至关重要，但仍显勉强，并最终放弃了援助。其次，美国大规模军队的建立将美国军需品的生产目的从支持欧洲军队转向生产自己的军需品。再次，美国军队所需的大多数最先进的装备都是由协约国提供的，特别是法国炮兵的武器。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助于促进纽约发展，并最终使其超越伦敦成为金融中心，但美国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