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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巴黎19281931（第2页）

“是啊。我竟然在为迪米崔反驳来自德操大军的批评，真是耐人寻味，是吧。我肯定，他才不会对我心怀感激。迪米崔虽然一派温文有礼，其实毫无教养。什么‘德操’，他根本听不懂。啊!咖啡煮好了。”

他一语不发地倒了两杯咖啡，端起自己的杯子闻了闻香气，又放下了。

“迪米崔当时做的，应该是你们所谓的白奴贩卖[6]。”他又开口了，“这个叫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贩卖’，这个词的意义太可怕了。‘白奴’——想想这个形容词的含义吧。现如今还有人说有色奴隶贩卖吗？没有吧。但是，被贩卖的大半女性都是有色人种。在我看来，贩卖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糟糕，不管对象是布加勒斯特贫民窟的白人姑娘，达喀尔的黑人姑娘，还是哈尔滨的中国姑娘。国际联盟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也算一视同仁。另外，他们也算明智，对‘奴’这个字抱有疑心，所以改称‘贩卖妇女’[7]。

“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做这种生意。你不可能把人当成没有生命的普通商品那么对待。容易惹上麻烦。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个别情况下‘白’这个形容词指的不只是种族，还有宗教含义。按我的经验，应该说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总有万一嘛。可能是我强词夺理、感情用事，总之我不希望和这种事扯上关系。除此之外，和正常的生意开支相比，当蛇头成本太高了。得弄伪造的出生、婚姻、死亡证明，还得出旅费、上下打点，这还不算维持好几个身份的花费。拉蒂默先生，你根本不晓得弄假证件有多贵。原先有三个可靠的来源，分别在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都是中立国!奇怪吧？那时候，弄一本伪造的丹麦真护照——这是说用化学手段把真护照上的信息和照片去掉，再填上新的——让我想想，按现在的汇率得两千法郎。至于伪造的假护照——从头到尾都是造假贩子做出来的，这种稍微便宜一点，大概要一千五。现如今价钱翻了一倍，并且大部分生意都在巴黎。当然了，都是那些难民。我想说的是，蛇头得有很多本钱。要是名声传开了，愿意出资的人倒不缺，不过他们要的分成叫人咋舌。还是自己有本钱好。

“迪米崔不仅有本钱，还有弄钱的渠道。他背后有几个富豪，从来不缺钱。他来找我和吉罗，是因为遇到了另一种麻烦。因为国联的举措，不少国家都修改了法律，开始严加控制，导致有时候很难转移那些女人。值得嘉许，不过迪米崔这种人就头疼了。倒不是说生意无以为继，并不是，只不过做起来更复杂，花费也更高。

“他来找我们之前，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办法。他在亚历山大[8]认得一些人，会跟他提要求。之后他就动身去——譬如说波兰吧，招揽一批女人，让她们用自己的护照，把她们带回法国，然后在马赛上船，这就可以了，只要说她们是去演出就够了。但是，因为管得严了，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那天晚上他来‘卡斯巴’，说自己遇到了新麻烦。他从维尔纳[9]一个老鸨手里找了12个女人，但是波兰一定要他提供关于目的地以及体面职业的证明，否则就不放行。体面!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不用说，迪米崔跟波兰当局说会提供证明，不然就等于自寻死路，会引人怀疑。他得想办法弄到证明。所以就找到了我和吉罗。我们要出面说请了那几个姑娘来表演卡巴莱，波兰领馆可能要来核查。如果她们只在巴黎停留一周左右，那就不会出任何差错。要是她们走了之后还有人来查，那我们就一无所知。演出结束，她们就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和我们无关。

“迪米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会给我们五千法郎作为回报。这笔钱很好赚，但我还是有点犹豫，后来是吉罗说服了我。不过我告诉迪米崔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吉罗抱怨了几句，但最后也答应了。

“过了一个月，迪米崔又来了，他把另一半钱给了我们，还说又有一份活儿。我不同意，但吉罗马上指出第一次没出一点麻烦，而我的反对也并不坚决。这笔钱很有用，刚好够南美乐手一周的薪水。

“现在想来，最开始那五千法郎其实是个幌子。我想那并不是我们应得的酬劳，迪米崔给我们这笔钱，只是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这很符合他的为人。别人可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欺骗你，迪米崔却会收买你，廉价收买。他会让你的常识打败你对他本能的怀疑。

“我说了，头一笔五千法郎没出一点麻烦就到手了。第二笔却出了大麻烦。波兰当局故意找茬，结果警察找上门来问东问西。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让那些女人住到店里来，好证明确实雇佣了她们。她们根本不会跳舞，更让人头疼的是，我们得小心招待着，生怕她们有谁去报警。她们整天喝香槟，要不是迪米崔答应他来付钱，我们反倒要赔本了。

“不用说，他连连赔不是，说这次出了岔子，给了我们一万法郎作为补偿，还说要是我们愿意继续帮忙，以后不会再找波兰姑娘，也不会再有人找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答应了，之后的几个月，他每次都给我们一万法郎。这期间警察来过几次，但没有闹得不愉快。可是，麻烦还是来了。这一次是意大利当局。地方预审法官传唤了我和吉罗，我们还在警局里关了一天。出来之后，我和吉罗大吵一架。

“我说大吵一架，其实是我们摊牌了。我说过，我不喜欢吉罗。他粗鲁愚蠢，还有，我说过，他有时候还想骗我的钱。他还总是疑神疑鬼，像头野兽似的，吵吵嚷嚷地出丑，并且总招揽不好的主顾。他那群狐朋狗友也惹人讨厌，全都是拉皮条的。他跟人打招呼都是‘我的兄弟’。他更适合去当酒吧老板。说不定现在真是呢，不过我猜他更可能是在蹲监狱。他一生气就爱动手，有几次还把人打成重伤。

“因为跟警察闹得不愉快，我就说不应该继续这桩女人的生意了，他一听就生气了，说傻瓜才会因为区区几个警察就放弃每个月一万法郎，还怪我神经兮兮。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马拉喀什和阿尔及尔都常和警察打交道，因此瞧不起他们。只要不蹲监狱又有钱赚，他就满足了。我可不这么想。我不喜欢被警察盯着，即使他们没理由逮捕我。吉罗说得对。我的确神经兮兮。但是，虽然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却不能认同，所以我实话实说，我还说，要是他愿意，可以把‘巴黎卡斯巴’买断，按我当初投进去的数目给就行。

“知道吗，我做出了牺牲，但是我受够了吉罗，想跟他一刀两断。我如愿以偿。吉罗马上同意了。那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迪米崔，也跟他解释了情况。吉罗占了便宜乐不可支，一直开蹩脚的玩笑嘲弄我。迪米崔只是笑了笑，但是一等吉罗走开，他就趁机跟我说，他一会儿先走，叫我随后跟上，在一间咖啡馆碰头，他有话要跟我说。

“我差一点就没去。总的看来，我想去了也好。因为和迪米崔为伍让我赚了钱。我想迪米崔的同伙里没几个人能这么说，我算是幸运的。另外，我认为他看中我是聪明人。他通常能唬住我，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他就在咖啡馆等我，我坐到他旁边，问他想干什么。我对他从来不客气。

“他说：‘我看你跟吉罗散伙是明智之举。女人的生意的确太危险了。其实原先就很棘手，以后我也不干了。’

“我问他要不要告诉吉罗，他笑了笑。

“‘暂时还不告诉，等你拿到钱之后再说。’

“我满腹狐疑地说他有心了，但他不耐烦地摇头说：‘吉罗是个蠢货。要不是有你，这桩生意我早就找别人了。言归正传，我打算请你和我一起干。要是一开始就害你折掉投在‘卡斯巴’的本钱，让你恨我，那我不是傻子吗？’

“接着，他问我懂不懂海洛因生意。我的确懂得一点。他说他的本钱足够每个月买20公斤的货，在巴黎分销，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干。

“拉蒂默先生，要知道20公斤海洛因可不是闹着玩的。值一大笔钱呢。我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卖出那么多。他说暂时那是他的事。我的任务就是去国外买货，然后想办法带回来。要是我答应入伙，我就先代他去保加利亚，找他认识的几个供货人，再安排把东西运回巴黎。他给我开的报酬是每运一公斤货抽10%。

“我说我得想想，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了。按当时的海洛因价格，我知道自己每个月能拿到将近两万法郎。我也知道，迪米崔的赚头比我多得多。加上我的佣金和花销，每公斤得花上他一万五千法郎，即便如此，这也是桩好买卖。按巴黎一克海洛因的价钱，一公斤他能赚到将近十万法郎。除去给毒贩子的佣金之类的花销，每公斤实际净赚至少三万。一个月就是五十多万。资本是个好东西，前提是你知道怎么用，并且不介意担点风险。

“1928年9月，我动身去了保加利亚；迪米崔吩咐我11月前就要弄到20公斤。他已经开始联系中间人和毒贩了，所以我越早办妥越好。

“迪米崔让我到索菲亚联系一个人，让他安排我和供货人见面。这个人办到了。他还替我安排了贷款，用来买货。他——”

拉蒂默心念一动，冲口而出：“这个人叫什么？”

彼得斯先生皱着眉头说：“拉蒂默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

“是不是伐佐夫？”

彼得斯先生泪汪汪地瞪着他：“不错。”

“贷款给你的是欧亚信用信托？”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的多。”彼得斯先生显然不大高兴，“恕我冒昧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