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巴黎,1928—1931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常常坐在炉火边,像这样,”彼得斯先生怀念地说,“想着我这一生是不是还不尽圆满。不错,我赚到了钱——一点房产、一些公债,还有些零散的股份,但我考虑的不是钱。金钱不能代表一切。我的人生是否有所成就?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也有妻子儿女就好了,可是我总是定不下心,总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太好奇。也许我一直没弄清楚这辈子究竟想要什么。许多可怜的人类都是这样。年复一年,我们一直在寻觅,在盼望——为着什么?不知道。为钱?那不过是在没钱的时候。有时候我想,一个只有一块面包边的人比许多百万富翁还要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两块面包边。他的生活不会受到财富的困扰。我只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我最最想要的,可是我怎么能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我为此——”他朝书架一挥手,“在哲学和艺术里寻找慰藉。柏拉图、H。G。威尔斯,没错,我涉猎广泛。可这些东西虽然给人以安慰,却带不来满足。”他勇敢地微笑着,好像承受着人所不能的人世悲哀[1]。“我们只能默默等待,等待上苍的召唤。”
拉蒂默一边等着他说下去,一边回想自己是否遇到过比彼得斯先生还讨厌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深信这套俗气的歪理。他确实是深信不疑,也正是这一点才让他如此惹人反感。倘若他言不由衷,那还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他不可能一笑置之。他的思维整齐干净地分成两半,一半可以贩毒、买公债、读艳情诗,另一半则流淌出一股叫人作呕的暖流,以掩盖他见不得人的灵魂。对这种人,你只能感到厌恶。
拉蒂默打量这个引人沉思的对象,看见他小心翼翼、几乎是含情脉脉地调整咖啡壶,又忍不住想,对为你煮咖啡的人,真是很难厌恶得起来。粗短的手指轻轻一拍壶盖,好像在庆祝什么;彼得斯先生坐直了,满意地叹了口气,又转过身。
“不错,拉蒂默先生,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你知道吗,迪米崔不是这种人。迪米崔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的是钱,还有权力。就这两样东西,越多越好。说来奇怪,是我帮了他。
“我第一次见到迪米崔是在1928年。就是在巴黎。当时我在布兰奇街[2]有一间夜总会,跟一个叫吉罗的人合伙经营。店名叫‘巴黎卡斯巴[3]’,布置得非常舒适温馨,长沙发椅、琥珀灯、毯子。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我们商量好了,就仿照那里的一家店。每一样都是摩洛哥风情,唯一的例外是伴舞的乐队,他们是南美人。
“开张那年是1926年,我们赶上了巴黎的好年头。美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钱挥霍在香槟上,还有法国人也常来光顾。大多数法国人都对摩洛哥充满感情,除非是在那儿服过役的。到了‘卡斯巴’就到了摩洛哥。我们雇了阿拉伯还有塞内加尔侍应生,香槟直接从梅克内斯[4]运过来。美国人觉得偏甜,不过酒是好酒,而且还便宜。
“知道吗,夜总会这行得需要一段时间培养主顾,你得靠运气。说来也怪,大家会突然都往一个地方跑,原因不过是人人都去那儿。当然了,要想招揽主顾也有别的法子。导游可以带人过来,不过得给他们分成,这样利润就少了。再有一个办法是把你的店做成能见到某种人的地方。不过做出名声需要时间,并且虽然你没犯法,警察也不总是那么友好。最好的法子,也是最省钱的法子,就是靠运气。我和吉罗时来运转。不用说,我们为此也苦心经营。运气果然降临了。我们有个伶俐的跟班,因为瓦伦蒂诺[5],探戈正流行,南美乐手进步很快,大家都乐意来跳舞。客人多了,我们就只好添桌子,把地方弄得很窄,但没人介意。大家还是愿意来跳舞。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开到凌晨5点,有些客人从别家出来就跑来我们这儿。
“生意火了两年,主顾渐渐地换了一批。这种地方就是这样。法国人多了,美国人少了;拉皮条的多了,绅士少了;轻佻货多了,时髦女郎少了。倒也盈利,不过不比从前,所以得加倍干活。我琢磨着是时候改行了。
“是吉罗把迪米崔带到‘卡斯巴’的。
“我刚才说过,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他是个混血,母亲是阿拉伯人,父亲是法国士兵。他在阿尔及尔出生,持法国护照。
“你基本看不出他有阿拉伯血统,只有他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从心里不喜欢阿拉伯人,我从心里不喜欢他,但不是因为他信不过我——这我倒不怎么介意——是因为我信不过他。要是我的钱够我开‘卡斯巴’,我才不会跟他合作。他总想用账目糊弄我,虽然从来骗不了我,但我心里不高兴。我不能容忍欺诈。到了1928年春天,我已经对吉罗厌烦透顶。
“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认识迪米崔的,我猜是布兰奇街上边的另一家夜总会,因为我们11点才开门,而吉罗喜欢早早去别的地方跳舞。总之,有一天晚上,他带着迪米崔来到店里,接着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进账越来越少,还说要是我们和他这个朋友一起做生意,就能多赚些钱。这个朋友叫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
“迪米崔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深。我当时想,这又是个拉皮条的,和之前见到的那些一样。他穿着过紧的衣服,已经有了白头发,指甲修过;他看女人的目光,我们那些常客可不会喜欢。但我还是跟着吉罗走到他那张桌子旁,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他指着身边的椅子叫我坐。别人准以为我是侍应生,想不到我才是老板呢。”
他用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拉蒂默:“拉蒂默先生,你也许在想,我说第一印象不深,却还记得这么清楚。的确。我就是记得清清楚楚。你得明白,我当时还不了解迪米崔的为人。他不知不觉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当时对他很不耐烦。我没坐下,直接问他想干什么。
“他注视了我半晌。知道吗,他长了一双温和的褐色眼睛。他开口了:‘我想喝香槟,我的朋友。你反对吗?我可以付酒钱,知道吧。对我客气点,不然我就去找更聪明的人做生意。’
“我性格随和,不爱惹事。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客客气气,彼此轻声细语,那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不过有些时候的确很难做到。我对迪米崔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客气,他爱走不走。
“要不是因为吉罗,他就走了,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和你说话了。吉罗坐下来,开始替我道歉。迪米崔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注视我,看得出,他在掂量我。
“这时候我已经有数了,我不想掺和这个迪米崔的任何生意,但是看在吉罗的面子上,我答应听一听,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听迪米崔讲他的生意。他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最后我就答应下来。我们和迪米崔合伙干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
“等一下。”拉蒂默突然打断他,“你们合伙干的是什么?
就是贩毒吗?”
彼得斯先生迟疑着皱起眉头。“不是,拉蒂默先生,并不是。”他又迟疑了一下,用法语冲口而出,“要是你非知道不可,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生意,只不过这种事很难解释,要是一个人不了解这一行,没有共鸣。这里面所涉及的大都超出你的经验。”
拉蒂默回复了一句冷冰冰的“是吗”。
“听着,拉蒂默先生,我读了你的一本书,觉得胆战心惊。书里面充满了偏执、歧视、非黑即白的德操,让人不安。”
“原来如此。”
彼得斯先生接着说:“有些人反对死刑,我不在其列,但我想你是这种人。绞刑现实的一面叫你震惊,可是,你一边为自己的野蛮不寒而栗,一边又兴冲冲地追寻那个倒霉的杀人犯,这让我十分反感。你这种态度让我联想到一个感情用事的青年为他富有的姑姑送葬:他眼睛里噙着泪,心里却在欢呼雀跃。知道吗,西班牙人总不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斗牛。其实这个朴实的家伙不知道,他该表现出折磨马和牛是出于道德和法律义务,而他自己也并不享受。拉蒂默先生,请别误会。我并不怕你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我要明白地表示,我对你故作震惊颇有微词。”
“鉴于你还没说到我该对什么震惊,”拉蒂默大不耐烦,“我也不太好回答。”
“对,对,当然。不过恕我冒昧,你对迪米崔感兴趣,主要原因难道不是他让你感到震惊吗?”
拉蒂默想了想:“也许你说对了。不过正因为他让我感到震惊,我才想去了解,去解释他。我不信世上真有犯罪小说里那些毫无人性、无恶不作的恶魔,可据我听到的迪米崔的种种作为,他自始至终就是麻木不仁——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从始至终。”
“渴望财富、渴望权力,不是人的本性吗?有钱有权,一个虚荣的人就可以尽情享乐。关于迪米崔,我最先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贪慕虚荣。那是一种不声不响、根深蒂固的虚荣,比起爱炫耀的普通人,他可危险多了。好了,拉蒂默先生,讲讲道理吧!迪米崔和那些体面的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手段不同——一种合法,一种非法。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
“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