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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C K 先生（第2页）

彼得斯先生好像不以为意，无动于衷地说：“很有可能。要是没有他出众的组织才能，他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说到哪儿了？啊，对，信件。

“信都是从罗马寄的，落款是个姓名首字母，告诉你，就是C。K。。信的内容却叫维瑟意想不到。信写得十分正式，又拘谨又简短。大半信里只说作者身体无恙，生意很有意思，他盼望很快见到自己亲爱的朋友云云。并不是特别亲切的口吻。有一封信里写他结识了一位意大利王室的姻亲，还有一封说有人将他引荐给一位罗马尼亚贵族外交官。听上去他引以为荣，总之满纸势利，所以维瑟想迪米崔一定愿意花钱换取他的友谊。他记住了酒店的名字，把信原封不动地放好，计划经由巴黎去罗马。第二天上午，等他回到巴黎的时候，警察已经在等着了。我猜他伪造的手法不甚高明。

“可怜的家伙，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之后那漫长的三年里，除了迪米崔，他没有第二个念头。他想着迪米崔当时近在咫尺，现在却远在天边。不知为什么，他好像觉得自己这次坐牢也是拜迪米崔所赐。这种想法让他更加憎恨迪米崔，并且越发坚定地要让对方付出代价。我想他有点神志失常了。他一出狱，就在荷兰弄了点钱，直奔罗马。他晚了三年，但铁了心要找到迪米崔。他去了那间酒店，自称荷兰私家侦探，想查看三年前的客人名单记录。登记表自然都给警察拿走了，好在当时的账单还留着，而他知道姓名首字母，就这样查到了迪米崔的化名。迪米崔还留了一个转寄地址，是巴黎的存局自取。

“维瑟又遇到了新困难。除非他能去法国，查出名字主人的下落，否则知道了名字也是徒然。他也不能直接写信要钱。三年过去了，迪米崔不会还在用那个地址。而维瑟要想去法国，又要冒着被遣返或是再次坐牢的风险。他得想办法换个名字，弄一份新护照，可他没有钱。

“我借了三千法郎给他，拉蒂默先生，坦白告诉你，我当时觉得自己太蠢了。可我的确可怜他。他和我当年在巴黎认识的维瑟已经判若两人，牢狱生涯把他毁了。本来他的感情都流露在眼神里，如今却写在嘴角和脸颊上。我感觉他老了。我给他钱，一半是可怜他，一半是要打发他。我并不相信他那套话，以为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了。没想到一年前，我收到他寄来的信，信里夹了一张三千法郎的汇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吃惊。

“信只有短短几句。‘我找到他了，我说到做到。随信附上欠款，并表示衷心感谢。值三千法郎，算是给你的惊喜。’就这些。他没署名，也没留地址。汇票是在尼斯购买然后寄出的。

“拉蒂默先生，这封信让我陷入了思考。维瑟又恢复了往日的自负，对三千法郎都满不在乎，可见他远不止这些钱。自负的人总幻想自己如何慷慨，可很少兑现。迪米崔一定乖乖给了钱，而他不傻，所以他一定是出于很好的理由才会就范。

“我当时正无所事事，拉蒂默先生，无所事事，有点蠢蠢欲动。诚然，我有书为伴，但你也会对书籍、对他人的观念和辞藻感到厌倦。我于是想，不如我也去找迪米崔，分享维瑟的财运。拉蒂默先生，我不是贪财，我不希望你这么想。我只是给勾起了兴趣。另外，我认为迪米崔亏欠我的，因为他我才经受了那么多不便和羞辱。我琢磨了两天，第三天才下定决心。我动身去了罗马。

“拉蒂默先生，你可以想象，我处处碰壁，一次次失望。我知道迪米崔的姓名首字母，当时维瑟急于让我相信他才向我透露的，至于那家酒店，我只知道是间高档酒店。很不幸，罗马这类酒店多得很。我开始一家一家地找，问到第五家，他们却不肯让我查看1932年的账单。我放弃了这个计划，联系上部里的一个意大利朋友。他为我动用了关系，费了不少客套和花销，我得以查看1932年的内政部档案。我不仅查到了迪米崔的化名，还发现了维瑟不知道的事——迪米崔花钱办了南美某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该国赞成这件事，如果你的钱夹子够鼓。我本人在1932年也办了同样的手续。我和迪米崔成了同胞。

“拉蒂默先生，坦白说，我返回巴黎时满怀希望，结果却大失所望。我国领事不肯帮忙，说从来没听说过C。K。先生，就算我是C。K。先生最亲密的老朋友，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儿。他态度蛮横，让人很不愉快，不过我也看出来，他说不知道迪米崔是说谎。这叫人觉得有戏。结果等着我的是第二次失望。伯爵夫人在奥什大街的住所已经空了两年了。

“你可能会想，要找到一个高雅的贵妇人还不容易？实际上再困难不过了。名人录上什么也查不到，看起来她在巴黎没有房产。坦白告诉你，差不多要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主意。我想到，像伯爵夫人这样的时髦女子，一定会去冬季运动胜地。我于是联系阿歇特出版社，帮我寄来过去三个月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出版的所有冬季运动和社交杂志。

“这是最后一搏，好在奏效了。拉蒂默先生，你肯定想不到这类杂志会有那么多。每本杂志我都仔细翻了一遍，总共花了一周多。相信我，翻到一半的时候，我差一点就要支持社会民主主义[5]了。好在后来我的幽默感又回来了。如果说千篇一律的文字会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千篇一律的笑脸就更加荒诞无稽，就算笑脸的主人都是有钱人。况且我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一份德国杂志的二月刊上有一段简介，说伯爵夫人正在圣安东[6]过冬。一份法国杂志上登了一张照片，是她穿着设计师款滑雪装。我动身去了圣安东，当地酒店不多，很快我就查到C。K。先生是和她一起来的。他留了一个戛纳的地址。

“我又来到戛纳，查到C。K。先生在埃什托里尔[7]有一栋别墅，但他到国外出差去了。我倒不沮丧，因为迪米崔迟早会回来。这期间，我决定查查C。K。先生的事。

“拉蒂默先生，我一直认为，人世间的成功之道在于结交对你有用的人。我和不少大人物打过交道、做过生意——知道吧，这些人知晓局势和内情，我总是格外热心帮忙。我也因此受益匪浅。比如说一个人有意向希腊政府出售野战炮，他就乐于了解这位希腊官员对这宗买卖的个人期望。这位官员呢，也乐于让对方充分理解他的期望，但又不想直说，以免丢面子、担风险。我于是负责替双方传递微妙的致意，两边都做了人情。这样一来，我有事就可以请他们帮忙了。

“和维瑟不一样，他不得不暗中打探，我却可以托朋友。事情比我预想的容易，因为我发现，迪米崔顶着C。K。先生的名字，已经成了某些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听说他现在的身份，感到又惊又喜。我意识到，维瑟一定是花着迪米崔的钱。可维瑟知道多少？不过就是迪米崔做过毒品生意，而且他很难去证明。他不知道女人的生意，但我知道。据我推测，迪米崔一定还有更多的秘密，不希望弄得人尽皆知。要是我多找一些线索再去找他摊牌，那么我的财务状况就更加牢固。我决定再多联系几个朋友。

“有两个人帮上了忙，一个是格罗德克，还有一个是我的罗马尼亚朋友。格罗德克和迪米崔化名塔拉特那段往事，你已经知道了。这位罗马尼亚朋友告诉我说，1925年，迪米崔跟令人惋惜的罗马尼亚铁卫团首领科德雷亚努[8]有可疑的财务往来。另外，保加利亚警方知道此人，但没有通缉他。

“这些事都没违法，说实话，格罗德克那件事让我有些沮丧。时隔多年，南斯拉夫政府不大可能申请引渡；至于法国方面，也许看在他1926年为共和国做过贡献，会在贩卖毒品和妇女的事情上对他网开一面。我于是决定去一趟希腊，看能查到什么。一周之后，我到了雅典，正在我想查阅官方记录而不得的时候，我在雅典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伊斯坦布尔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来自士麦那的希腊人，名叫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

他抬头望着拉蒂默：“拉蒂默先生，现在你该明白我当初为什么奇怪你对迪米崔感兴趣了吧？”看拉蒂默点了点头，他又接着说：“我自然也去查了义赈会的档案，但我随后没去士麦那，而是尾随你到了索菲亚。你可否愿意告诉我，你从士麦那的警方记录查到了什么？”

“1922年，迪米崔在士麦那涉嫌谋杀一个叫肖洛姆的放债人。他逃去了希腊。两年后，他参与了凯末尔刺杀行动，并再次逃脱，但土耳其人以谋杀案为幌子，签发了对他的通缉令。”

“士麦那的谋杀案!这样一来就清楚多了。”彼得斯先生露出了微笑。“迪米崔真是不得了，是不是？真是滴水不漏。”

“什么意思？”

“听我把故事讲完，你就会明白了。我读完这则新闻，马上给巴黎的一个朋友发了电报，请他告知C。K。先生的下落。他两天后回电报说，此前C。K。先生和一群朋友乘坐一艘希腊柴油机游艇在爱琴海游玩，刚刚返回戛纳，游艇是他两个月前租的。

“拉蒂默先生，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据你所说，尸体上的身份证件是一年前办的，也就是说，是在维瑟寄给我那三千法郎的前几周。看吧，从维瑟找到迪米崔那一刻起，他就在劫难逃。迪米崔一定当即就决定杀了他。原因你应该明白。维瑟太危险了，因为他太自负，说不定什么时候喝醉了吹嘘起来，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他不得不杀。

“但迪米崔何等精明!他当然可以马上杀了维瑟，但他没有。他滴水不漏的思维想出了更好的计划。要是不得不除掉维瑟，那是否有什么对他有利的弃尸办法呢？何不用来弥补从前在士麦那一不小心埋下的隐患？虽然不至于有什么隐患，不过可以借此机会把事情了结。罪犯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的尸体会交给土耳其警方处理。杀人犯迪米崔已死，而C。K。先生活着，继续耕耘他的园子。不过，他还需要维瑟加以配合。得哄骗他自以为高枕无忧了。于是迪米崔面带微笑，乖乖给了钱，同时着手弄身份证件，准备放在维瑟的尸体上。他等了九个月，到了六月，他邀请好兄弟维瑟一道搭乘游艇，出海游览。”

“是，可他是怎么在游艇上杀人的？当着船员？当着其他乘客？”

彼得斯先生会意地说：“拉蒂默先生，我来告诉你，如果我是迪米崔我会怎么做。首先，租一艘希腊游艇。这是有原因的：希腊游艇的船籍港是比雷埃夫斯港。

“接着，我就邀请包括维瑟在内的一群朋友在那不勒斯上船，带他们游览一番，一个月后返回那不勒斯，并宣布游览结束，请他们上岸，自己则留在船上，借口去比雷埃夫斯交还游艇。接着我把维瑟拉到一边，说我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宗秘密买卖，打算坐游艇过去，并且很乐意邀他同去。我还会叮嘱他说不要告诉那些下船的乘客，免得他们因为没自己的份而眼红，并且叫他等那些人都走了再回游艇上来。可怜又自负的维瑟听了，自然不会拒绝邀请。

“另一边，我对船长说我跟维瑟会在伊斯坦布尔下船，处理完生意再走陆路回巴黎，让他开游艇回比雷埃夫斯。我和维瑟在伊斯坦布尔一同上岸，我会知会船员说，等我们确定了过夜的地方再派人来拿行李。接着，我就带维瑟来到佩拉大道我知道的一家夜总会，晚上，我自己少了一万法郎，而维瑟则沉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底，等他腐烂到可以浮起来，水流就会把他冲到萨拉基里奥角[9]。我会拿着维瑟的护照，用他的名字住进酒店，让行李员拿着字条去游艇取我和维瑟两人的行李。第二天，我从酒店退房，以维瑟的身份来到车站。我已经连夜搜过他的行李，确保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我把行李寄存在车站，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万一伊斯坦布尔问起维瑟——他搭火车回巴黎去了。可谁会问起？我的朋友会说他在那不勒斯下了游艇，船长和船员则漠不关心。维瑟用的是假护照，他是个罪犯，这种家伙显然有理由选择销声匿迹。完!”

彼得斯先生一摊手：“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这么做。兴许迪米崔的办法跟我有出入，也可能和我想的一样。不过我相当肯定，他做了一件事。你跟我说过，你在士麦那得知，有人在几个月前查过同样的警察档案，还记得吗？这个人一定就是迪米崔。他一向非常谨慎。在留下维瑟这条线索之前，他无疑急切地想知道警察对他了解多少。”

“可是我说的这个人样子像法国人啊。”

彼得斯先生笑着责备说：“拉蒂默先生，这么说你在索菲亚并没有和我坦诚相见啊。你的确打听过这个神秘人物。”他耸耸肩膀。“现在迪米崔的样子的确像法国人。他穿的都是法国衣服。”

“你最近见过他？”

“昨天刚见过，但他没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