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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凡有人工作之处Scrum都能起作用（第1页）

10凡有人工作之处Scrum都能起作用

Scrum根植于人性之道，不管人们说什么语言、做什么工作，它都能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帮助组织把事情真正做好，释放出我们惨遭浪费的人类潜能，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中获得自由。

19世纪，主要的疾病传播理论被称为瘴气理论（Miasmatheory）。该理论认为腐烂物质释放“瘴气”，或者说是疾病颗粒，在空气中传播疾病。据信这种坏空气主要在夜间散发。

瘴气理论是千百年来盛行的疾病传播理论，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不仅仅在欧洲，印度和中国也有类似的疾病传播理论。问题是，一旦对疾病的传播媒介判断错误，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必定错误。

19世纪40年代，伦敦。当时，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作为政府、金融和帝国的中心，再加上工业革命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伦敦拥挤的街道上。随之而来的是疾病。下水道往往因为规划不良，污水横流。许多房屋下面都有化粪池，里面满是人的排泄物，下雨时常常会溢到街上。偏偏伦敦又多雨。

居住条件差，人们不得不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是霍乱，动辄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841年、1849年，还有1854年，伦敦三次暴发重大霍乱疫情。当时，威廉·法尔博士是公共卫生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法尔博士确信，霍乱通过空气从泰晤士河肮脏的河岸传播到人们家中，将人们击倒。他仔细研究霍乱疫情，得出结论：海拔高度与霍乱感染呈负相关关系。住在山上，感染霍乱的可能性较小。很明显，是瘴气，即坏空气，引起了疾病。

约翰·斯诺博士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不常见也不被接受的观点。斯诺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人物，拥有多方面的医学成就，是将麻醉应用于医疗的领军者，是最早将麻醉应用于分娩的医生之一，包括将麻醉用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利奥波德的出生。

斯诺也被公认为现代流行病学之父。他怀疑造成霍乱的不是瘴气，而是进入伦敦人饮用水中的某种污染物。1849年，一场夺去近1。5万人生命的霍乱暴发后，斯诺写了一篇论文《论霍乱的传播模式》，认为水可能是罪魁祸首。但他的理论没有被医学权威和公众接受。

1854年，霍乱再次暴发后，斯诺迅速采取行动，并在1855年校正的论文中写道：

王国最可怕的一次霍乱暴发，可能是数周前发生在布罗德街、黄金广场和邻近街道上那次。剑桥街和布罗德街交界处250码范围内，霍乱疫情极为暴烈，短短10天之内，有超过500人死于非命。这一有限区域内的死亡率可能不亚于王国历史上任何疫情造成的死亡率，甚至不亚于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而且情况更加突然，多数病例几个小时内即告毙命。

几个小时内，霍乱就像黑死病一样严重。

布罗德街有一口很受欢迎的水井。斯诺怀疑井水中有什么东西，给附近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他前往司法常务官那里，拿到该地区所有死者的名单，以及死者的家庭住址，根据名单绘制出一份霍乱地图，如后所示。

图中，黑色小矩形表示有多少人死于那个地址。绘制好霍乱地图后，斯诺开始按图索骥，进行采访，询问人们从哪里汲水，发现几乎全部死者都住在布罗德街水井附近。只有少量死者住在距离另一口水井更近的地方。布罗德街的水井确实很受欢迎。

周围所有酒吧都用该井的井水勾兑烈酒，食堂和餐馆也使用该井的井水。附近一家餐馆的管理人（在9月6日）告诉我，已经知道有9名顾客死亡。这家餐馆经常有机械师光顾，而且晚餐时间用的是该井的井水。许多小商店也使用该井的井水，在水里加一茶匙泡腾粉，调制成名为冰冻果子露的饮料出售。该井的井水也可能以其他式散布出去。对此，我尚不了解。

自然，调查也发现了异常值。家住伦敦西区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侄女也死于霍乱。老太太家附近没有出现其他霍乱病例，而且老太太已经几个月没去布罗德街。但是，据老太太的儿子回忆，其母喜欢布罗德街井水的味道，订购了布罗德街的井水，每天都有马车送一大瓶到家里。

水是在8月31日，即星期四送的，老太太当晚饮用过，星期五也饮用过，星期五晚上霍乱发作，星期六去世……一位侄女来老太太家串门，也饮用了同样的水，回家后霍乱发作，即告不治。侄女的住处在伊斯灵顿，地势高，属于健康区域，无论是她家附近的社区，还是伦敦西区，当时都没有发生霍乱。

斯诺把调查结果提交给当地理事会。理事会命人把布罗德街水井的手柄卸掉后，死亡人数立即开始下降。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口公众饮用水水井挖在一处化粪池附近，二者相距仅3英尺远，化粪池污水渗漏，进入井水中。死亡浪潮的罪魁祸首是谁？是被其他地区的人给一位霍乱儿童洗尿布污染过的水源。

这是现代流行病学的奠基事件，使细菌理论（Germtheory），即通过从可观察到的证据和模式进行推论来证明疾病，得到证明。这一事件一举改变了伦敦处理废水的方式和保证水纯度的方式，对吧？

哪有这等好事。要等付出又一次霍乱流行的代价之后，伦敦才会做出改变。倘若承认约翰·斯诺是对的，就意味着医疗当局多年来为保护公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权威人士坚持认为，他们是对的，斯诺是错的，疫情平息后，又把水井手柄装了回去。直到公元1866年，也就是约翰·斯诺去世8年后，法尔博士才承认斯诺可能是对的，仅仅是承认可能而已。

当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取代旧的做事方式时，这种反应经常发生。今天，疾病的细菌理论不仅被接受，而且得到了证实。我们知道，许多类型的微生物都能引起疾病。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可以繁殖微生物，用微生物给人类免疫。我们知道这是真的。

本书开篇，我讲述了安托万·拉瓦锡的故事。拉瓦锡声称以前的化学理论言之无理，进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世界从此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新技术使我们能够窥视到物质的基本组成方式，看清其组织系统。这是观念上的根本转变：世界曾经是一种方式，后来又变成另一种方式。炼金术时代一去不复返，是的，多年来，我们有过辩论和争鸣，也有人给编辑写过刻薄的信件，但最终，真正奏效的理论体系还是胜出了。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久之前，斗争还异常激烈。

推导出的框架

像约翰·斯诺一样，我并不是说Scrum的实践者掌握全部答案，甚至懂得一切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重塑看待事物的方式，有足够的模式来推导出一个通用框架。

Scrum的开发和迭代与许多新发现完全相同。首先，成功不是总会发生。有些做法在这儿行得通，有些做法在那儿行得通。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发现有用的新东西、新模式。但是，一切发现都回到单一的、不复杂的Scrum框架。

但Scrum的实施依然阻力不断。人们仍然坚持使用甘特图、项目计划和业务要求。即使面对证据，也固执己见。我不厌其烦，列举Scrum在各种地方被用于做各种事情的例子，原因就在这里，要证明Scrum确实是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

更好的世界

开始写本书时，我震惊于世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震惊于旧的社会和旧的政治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缠斗，震惊于对推责诿过的孜孜以求，震惊于对他人的不信任，不管他人是近在咫尺的邻居，还是遥不可及的陌生人。世界似乎莫名其妙地日趋黑暗，我们豪情不再，宁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不休，也不肯携手合作解决重大问题。

如今，我不再奉行沉默是金，我敢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帮助组织把事情真正做好，释放出我们惨遭浪费的人类潜能。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至少可以为世界加一把力，使天平向好的方面永久倾斜。

不知你是否知道，丹麦可能是地球上最平坦的国家，是乐高、马士基（Maersk，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和嘉士伯集团（生产嘉士伯啤酒）的所在地。这些企业都使用Scrum。Scrum在丹麦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技术领域。“这是我的直觉，软件领域尤其如此。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外乎就是Scrum。”卡斯滕·雅各布森说。

2006年，卡斯滕在丹麦的系统化软件公司里开启了第一次Scrum转型。他们为医疗保健、国防、情报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开发软件。这些领域事关生死，不允许出错。卡斯滕当时正在试验4个试点项目，意图将其转变为一种增量的、迭代的方法。有人告诉他，这种工作方法叫作Scrum，所以他打电话请Scrum公司去培训他们。结果速度增加1倍，缺陷下降41%。顾客和团队皆大欢喜。